隋末群雄逐鹿的知识和信仰背景

“逐鹿”说与“天命”说是传统中国对统治权的两种主要的解释方式。在中古时代，“天命”说在塑造统治合法性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其构成挑战的，主要就是“实力”说，即“逐鹿”说。不过“逐鹿”说基本上是被统治阶级所排斥和打压的，被视为乱臣贼子频出的根源。比如东汉初年割据陇右的隗嚣认为西汉的建立，是“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班彪为了否认“逐鹿”说，而写成《王命论》，极力为刘氏的天命辩护，认为刘邦建汉是早有征祥，是天命所在，不是力所能致（《汉书》卷一〇〇《叙传》）。沈约撰《宋书》之所以立《符瑞志》，目的也是“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宋书》卷一一《律历志》上）。隋朝李德林因为梁士彦及元谐等人频有逆意，抗衡隋朝，仿照班彪作《天命论》，极力攻击逐鹿之说（《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这跟《旧唐书》描述隋末群雄的态度是一样的，《旧唐书》史臣曰：“有隋季年，皇图板荡，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盗发逐鹿之机，殄暴无厌，横流靡救。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当然，《旧唐书》是后来编纂的，在描述隋末群雄时，自然极力否认李唐的统治权来自群雄逐鹿，而是强调唐高祖的兴起是天命早著，不是光靠力争得到的。在“天命”说占据政治思想史主流的隋代和唐代中前期，尽管逐鹿中原的群雄是以智谋、强力夺取政权的，但他们在论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时，却自然而然地求助于天命学说，说自己是接受天命来统治人民的。隋末群雄中，不但李渊、李密如此，窦建德、萧铣也不例外。

隋朝的崩溃来得非常迅速，而隋炀帝却选择了偏居东南的江都作为自己最后的据点，将西京大兴城和东都洛阳抛弃在群雄逐鹿的汪洋大海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在隋炀帝退居江都后，群雄蜂起，最后形成了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和李渊等主要势力，隋朝彻底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在隋末群雄的竞逐中，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李、刘二氏假天命而号令天下。李渊以“李氏将兴”为号召，认为自己就是谶谣中的“桃李子”，而出自窦建德集团的刘黑闼等，则打着“刘氏当王”的大旗，与李家的谶言相对抗。其实，“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并非简单的谣谶，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根基。唐朝之前，汉朝是唯一一个绵延数百年的大一统王朝，谶纬之学从兴起后就与今文经学结合在一起，宣扬刘氏才具有天命，比如《春秋演孔图》说：“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光武帝刘秀则制造“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等谶语。王莽末年开始流传的“刘氏复起”的谶记，在东汉王朝覆灭之后再度出现，如“汉祚复兴”、刘氏“系（继）统先基”等口号。在其号召下，张昌、刘尼、刘根、王弥，以及刘芒荡、刘黎、刘灵助等先后起兵，甚至三国时期刘备建立蜀汉、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反晋，同样是在“汉祚复兴”这个谶记号召之下发动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卯金刀”就成了统治者敏感和警惕的符号。

刘秀起兵复兴刘汉时，“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从东汉末年起，围绕着道教《太平经》的“太平世”历史观深深地影响了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与社会，那时社会上弥漫着“末世将至，大劫轮回之期已到”的观念。这与其说是政治家利用谶纬去迷惑民众，不如说是政治家顺从了当时普遍的“末世之劫，救世主下凡”的信仰。于是“刘氏”谶语就与道教的类弥赛亚信仰结合起来，宣扬“刘氏复兴”。同时，“李弘”作为老君的化身出世拯救世人之说，也越来越为大众所认知。“李弘”或者老君出世，是道教终末论和类弥赛亚信仰不断发展的产物，在中古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李渊建立唐朝，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信仰的背景下完成的。李密宣扬的一套说辞，实际上跟李渊基本一样，他们都将自己视为拯救世人、建立新朝的救世主。

早在隋唐之前，以“李弘”“刘举”为号召的政治事件就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而这些政治蓝图往往跟宗教信仰紧密相关，道教的李弘和佛教的弥勒都被用来作政治性的解释。比如《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誓魔品》就讲：“至甲午之年，刘氏还住中国，长安开霸，秦川大乐。六夷宾服，悉居山薮，不在中川。道法盛矣。‘木子’‘弓口’，当复起焉。”预言李弘会在刘氏“继统先基”之后“复起”。“木子”“弓口”就是“李弘”，而李弘实际上就是道教塑造的理想君主，他会在将来降临世间，建立理想国度。从北魏到唐朝，很多的起兵造反者都打着“李弘”和“刘举”的旗号。北魏寇谦之曾借老君之口，批评借助李弘、刘举起事的行为：“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

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见，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老君音诵诫经》）史书中记载的“刘举”起兵很多，比如北魏时期，就有好几次。

这些救世主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想，对北朝到隋唐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面临的第一场严重的谋反即与此有关。他诛杀了颇有野心的大臣刘昉，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刘昉“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隋书》卷三八《刘昉传》）。在诛杀刘昉的诏书中，隋文帝严厉驳斥所谓“刘氏应王”的谶言，强调天命在自己。

唐朝建立之后，刘姓大臣屡屡被猜忌贬斥。比如唐初的重要将领刘师立被人揭发“姓在符谶欲反”（《新唐书》卷八八《刘师立传》）；另一位将领刘兰因为“刘将军当为天下主”的预言被杀（《新唐书》卷九四《刘兰传》）；贞观十九年（645），又有刘道安蛊惑人心，煽动造反；等等。武则天时代，“刘氏当王”的观念也对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万岁通天二年（697），刘思礼谋叛被杀，也跟此有关（《新唐书》卷八八《刘义节传》）。武则天上台之后，有“代武者刘”的谶言，引发武则天的激烈反应（《新唐书》卷一一七《裴伷先传》）。睿宗时代，长安有刘诫之谋反事件的发生。玄宗开元年间，大量的造反也都跟刘氏有关，比如开元十三年（725）的洛阳刘定高、开元二十三年（735）的洛阳刘普会、开元二十四年（736）的长安刘志诚等。玄宗对“卯金刀”非常敏感，以至于他将杨钊的名字改为“杨国忠”，“国忠本名钊，以图谶有‘卯金刀’，当位御史中丞时，帝为改今名”（《新唐书》卷二〇六《杨国忠传》）。

李渊大力宣扬自己名符图谶，要放在这种宗教信仰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一直到唐高宗时代，高宗还给武则天与他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敦煌两件《洞渊神咒经》抄本P.3233及P.2444，其末均题：“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洞渊神咒经》预测李弘出世，真君降临，其文多有“刘氏复兴”“李弘继立”的政治性预言，可能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强调自己的儿子李弘是应谶当王，合乎天意。

从隋朝瓦解之后的情形看，群雄逐鹿中原，绝大多数以“李”“刘”为号召。天下不是姓“刘”，就是姓“李”，似乎已经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共识。当时有童谣云：“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则是刘（流），不决则为李（沥）。”意思就是杨隋灭亡之后，当皇帝的要么是刘姓，要么是李姓。因此，在唐朝建立之初，大臣李孝常和刘德裕就谋划推翻唐朝，建立新的刘姓王朝。刘德裕对这首童谣的解释是：“李在未决之前，刘居已决之后。明知李氏以后，天下当归我家。当决之，顺天之命耳”——意思是说，池水在决堤流（刘）出之前，必有水沥（李）入地下。但是最后还是要决堤流（刘）出。在这一新的解释中，李唐王朝变成了过渡政权，将来会被刘氏取代。（《册府元龟》卷九二二《总录部·妖妄》）

从北朝到唐朝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等谶语背后深厚的宗教信仰和知识背景，对政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李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了唐朝。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朝的建立，也是宣扬建立理想国度的救世主思想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