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末群雄逐鹿的知识和信仰背景

“逐鹿”说与“天命”说是传统中国对统治权的两种主要的解释方式。在中古时代，“天命”说在塑造统治合法性当中占据主导地位，对其构成挑战的，主要就是“实力”说，即“逐鹿”说。不过“逐鹿”说基本上是被统治阶级所排斥和打压的，被视为乱臣贼子频出的根源。比如东汉初年割据陇右的隗嚣认为西汉的建立，是“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掎之”。班彪为了否认“逐鹿”说，而写成《王命论》，极力为刘氏的天命辩护，认为刘邦建汉是早有征祥，是天命所在，不是力所能致（《汉书》卷一〇〇《叙传》）。沈约撰《宋书》之所以立《符瑞志》，目的也是“欲使逐鹿弭谋，窥觊不作”（《宋书》卷一一《律历志》上）。隋朝李德林因为梁士彦及元谐等人频有逆意，抗衡隋朝，仿照班彪作《天命论》，极力攻击逐鹿之说（《隋书》卷四二《李德林传》）。这跟《旧唐书》描述隋末群雄的态度是一样的，《旧唐书》史臣曰：“有隋季年，皇图板荡，荒主燀燎原之焰，群盗发逐鹿之机，殄暴无厌，横流靡救。高祖审独夫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运雄图，未伸龙跃。”（《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

当然，《旧唐书》是后来编纂的，在描述隋末群雄时，自然极力否认李唐的统治权来自群雄逐鹿，而是强调唐高祖的兴起是天命早著，不是光靠力争得到的。在“天命”说占据政治思想史主流的隋代和唐代中前期，尽管逐鹿中原的群雄是以智谋、强力夺取政权的，但他们在论述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时，却自然而然地求助于天命学说，说自己是接受天命来统治人民的。隋末群雄中，不但李渊、李密如此，窦建德、萧铣也不例外。

隋朝的崩溃来得非常迅速，而隋炀帝却选择了偏居东南的江都作为自己最后的据点，将西京大兴城和东都洛阳抛弃在群雄逐鹿的汪洋大海中，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失误。在隋炀帝退居江都后，群雄蜂起，最后形成了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和李渊等主要势力，隋朝彻底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

在隋末群雄的竞逐中，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就是李、刘二氏假天命而号令天下。李渊以“李氏将兴”为号召，认为自己就是谶谣中的“桃李子”，而出自窦建德集团的刘黑闼等，则打着“刘氏当王”的大旗，与李家的谶言相对抗。其实，“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并非简单的谣谶，而是有着深厚的政治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根基。唐朝之前，汉朝是唯一一个绵延数百年的大一统王朝，谶纬之学从兴起后就与今文经学结合在一起，宣扬刘氏才具有天命，比如《春秋演孔图》说：“卯金刀，名为‘刘’，赤帝后，次代周。”光武帝刘秀则制造“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以及“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等谶语。王莽末年开始流传的“刘氏复起”的谶记，在东汉王朝覆灭之后再度出现，如“汉祚复兴”、刘氏“系（继）统先基”等口号。在其号召下，张昌、刘尼、刘根、王弥，以及刘芒荡、刘黎、刘灵助等先后起兵，甚至三国时期刘备建立蜀汉、西晋末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反晋，同样是在“汉祚复兴”这个谶记号召之下发动的。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卯金刀”就成了统治者敏感和警惕的符号。

刘秀起兵复兴刘汉时，“宛人李通等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从东汉末年起，围绕着道教《太平经》的“太平世”历史观深深地影响了魏晋南北朝的政治与社会，那时社会上弥漫着“末世将至，大劫轮回之期已到”的观念。这与其说是政治家利用谶纬去迷惑民众，不如说是政治家顺从了当时普遍的“末世之劫，救世主下凡”的信仰。于是“刘氏”谶语就与道教的类弥赛亚信仰结合起来，宣扬“刘氏复兴”。同时，“李弘”作为老君的化身出世拯救世人之说，也越来越为大众所认知。“李弘”或者老君出世，是道教终末论和类弥赛亚信仰不断发展的产物，在中古政治和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李渊建立唐朝，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和信仰的背景下完成的。李密宣扬的一套说辞，实际上跟李渊基本一样，他们都将自己视为拯救世人、建立新朝的救世主。

早在隋唐之前，以“李弘”“刘举”为号召的政治事件就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而这些政治蓝图往往跟宗教信仰紧密相关，道教的李弘和佛教的弥勒都被用来作政治性的解释。比如《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誓魔品》就讲：“至甲午之年，刘氏还住中国，长安开霸，秦川大乐。六夷宾服，悉居山薮，不在中川。道法盛矣。‘木子’‘弓口’，当复起焉。”预言李弘会在刘氏“继统先基”之后“复起”。“木子”“弓口”就是“李弘”，而李弘实际上就是道教塑造的理想君主，他会在将来降临世间，建立理想国度。从北魏到唐朝，很多的起兵造反者都打着“李弘”和“刘举”的旗号。北魏寇谦之曾借老君之口，批评借助李弘、刘举起事的行为：“世间诈伪，攻错经道，惑乱愚民。”

但言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返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其中精感鬼神，白日人见，惑乱万民，称鬼神语，愚民信之，诳诈万端，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称刘举者甚多，称李弘者亦复不少。”（《老君音诵诫经》）史书中记载的“刘举”起兵很多，比如北魏时期，就有好几次。

这些救世主的宗教信仰和政治理想，对北朝到隋唐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隋朝建立之初，隋文帝面临的第一场严重的谋反即与此有关。他诛杀了颇有野心的大臣刘昉，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刘昉“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隋书》卷三八《刘昉传》）。在诛杀刘昉的诏书中，隋文帝严厉驳斥所谓“刘氏应王”的谶言，强调天命在自己。

唐朝建立之后，刘姓大臣屡屡被猜忌贬斥。比如唐初的重要将领刘师立被人揭发“姓在符谶欲反”（《新唐书》卷八八《刘师立传》）；另一位将领刘兰因为“刘将军当为天下主”的预言被杀（《新唐书》卷九四《刘兰传》）；贞观十九年（645），又有刘道安蛊惑人心，煽动造反；等等。武则天时代，“刘氏当王”的观念也对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万岁通天二年（697），刘思礼谋叛被杀，也跟此有关（《新唐书》卷八八《刘义节传》）。武则天上台之后，有“代武者刘”的谶言，引发武则天的激烈反应（《新唐书》卷一一七《裴伷先传》）。睿宗时代，长安有刘诫之谋反事件的发生。玄宗开元年间，大量的造反也都跟刘氏有关，比如开元十三年（725）的洛阳刘定高、开元二十三年（735）的洛阳刘普会、开元二十四年（736）的长安刘志诚等。玄宗对“卯金刀”非常敏感，以至于他将杨钊的名字改为“杨国忠”，“国忠本名钊，以图谶有‘卯金刀’，当位御史中丞时，帝为改今名”（《新唐书》卷二〇六《杨国忠传》）。

李渊大力宣扬自己名符图谶，要放在这种宗教信仰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一直到唐高宗时代，高宗还给武则天与他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取名“李弘”。敦煌两件《洞渊神咒经》抄本P.3233及P.2444，其末均题：“麟德元年七月廿一日奉敕为皇太子于灵应观写”。《洞渊神咒经》预测李弘出世，真君降临，其文多有“刘氏复兴”“李弘继立”的政治性预言，可能就是唐高宗和武则天强调自己的儿子李弘是应谶当王，合乎天意。

从隋朝瓦解之后的情形看，群雄逐鹿中原，绝大多数以“李”“刘”为号召。天下不是姓“刘”，就是姓“李”，似乎已经成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共识。当时有童谣云：“白杨树下一池水，决之则是刘（流），不决则为李（沥）。”意思就是杨隋灭亡之后，当皇帝的要么是刘姓，要么是李姓。因此，在唐朝建立之初，大臣李孝常和刘德裕就谋划推翻唐朝，建立新的刘姓王朝。刘德裕对这首童谣的解释是：“李在未决之前，刘居已决之后。明知李氏以后，天下当归我家。当决之，顺天之命耳”——意思是说，池水在决堤流（刘）出之前，必有水沥（李）入地下。但是最后还是要决堤流（刘）出。在这一新的解释中，李唐王朝变成了过渡政权，将来会被刘氏取代。（《册府元龟》卷九二二《总录部·妖妄》）

从北朝到唐朝的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李氏将兴”和“刘氏当王”等谶语背后深厚的宗教信仰和知识背景，对政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李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了唐朝。从某种意义上说，唐朝的建立，也是宣扬建立理想国度的救世主思想的产物。

李唐及其竞争对手

隋朝瓦解后，除了最主要的李密、窦建德和王世充外，还有众多的与李唐争夺天下的势力，包括纵横江淮的杜伏威、辅公祏，以及在江陵重新树起萧梁大旗的萧铣等。隋朝短暂的统一在困局中解体，帝国陷入四分五裂之中。不过，这次的分裂只是短暂的，一个统一而长期稳定的帝国即将到来。

李密（582—619），京兆长安人。其父李宽为隋上柱国、蒲山公，“骁勇善战，干略过人”，号为名将。开皇中，李密袭父爵为蒲山公。大业初，以荫为左亲卫府大都督、东宫千牛备身。李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与杨素的儿子杨玄感为刎颈之交。大业九年（613），隋炀帝再伐高句丽，征兵调粮，海内骚然，人心思乱。在黎阳督运军粮的杨玄感起兵反隋，他以李密为谋主。密献三计：上策是挥师入蓟，截住隋炀帝的归路，可以不战而擒；中策是西入长安，据险自固，必成万全之势；下策是就近进攻东都，陈兵坚城之下，胜负殊未可知。杨玄感却以李密的下策为上策，结果久攻东都不下。隋炀帝回师攻打杨玄感，杨玄感败死。李密逃亡，不久被捕，在解送途中，又用计逃脱。

大业十二年（616），各地起义军有了很大的发展。韦城县法曹翟让据有瓦岗寨，李密遂走投翟让。李密为翟让划策，击败了隋朝大将张须陀。之后李密别立蒲山公营，又袭取兴洛仓，打开仓库，“恣人所取，老弱襁负，道路不绝，众至数十万”（《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兴洛仓为洛阳粮食取给之所，李密势力由此大振。李密手下更是汇聚了大批人才，这些人甚至到了唐朝仍在政治、军事领域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比如徐世勣（即李勣）、魏徵、秦叔宝、程知节、郭孝恪等。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李密“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各方豪杰包括孟让、郝孝德、王德仁、房献伯、王君廓、李士才、魏六儿、李德谦、张迁、李文相等，纷纷归附。当时窦建德、朱粲等也遣使附密。甚至包括后来建立唐朝的李渊，也不得不“卑辞答李密之书”——实际上也如窦建德一样，恭维李密为盟主。不过唐朝建立之后，这一段不光彩的历史被遮蔽了起来。

大业十三年（617）二月庚子，李密在巩县（今河南巩义）南设坛即位，称魏公，开始建立政权机构。其文书行下，称行军元帅魏公府，置三司、六卫，元帅府置长史以下官属。李密移檄四方，声讨隋炀帝十大罪状，试图取而代之。但是正因为过于张扬，李密成为隋军攻击的主要对象。隋江都通守王世充率领江淮劲卒，增援东都洛阳，合军十余万，跟李密在洛阳坚城之下互击。在这种情况下，李密既不能攻克洛阳，又不能断然挥军入关中占领长安，时间一长，错失了战略机会，最终在群雄逐鹿的竞争中败下阵去，把江山送给了同为关陇军事贵族的李渊家族。

大业十三年（617），李密诛杀翟让，虽然稳住了内部局势，但是大将徐世勣等人都开始心怀疑惧——后来李密战败后不敢投奔徐世勣，只好西入关中投降李渊。大业十四年（618），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发动兵变，杀死隋炀帝，引兵十余万西进。因李密占据巩、洛，宇文化及便取东郡，攻黎阳。李密只好率军与宇文化及作战。本来宇文化及是隋朝的敌人，其率军西进，最担心的是洛阳的隋军，结果最后接战的却是李密。从战略上说，李密、王世充和江都来的宇文化及是三方对立的形势，任意两方对决，第三方都会坐收渔人之利。东都越王杨侗势力通过封赏李密为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等虚衔，使李密讨伐宇文化及。结果李密虽然战胜了宇文化及，但是自身军力也遭受重创。大战刚结束，王世充已经夺取实权，率军攻击李密的疲惫之师，结果李密大败。李密之前诛杀翟让引发的后遗症此时显现出来。李密战败后，守卫洛口仓的邴元真暗引王世充军入城，单雄信坐视不救，向王世充投降。而李密又不敢投奔镇守黎阳的徐世勣，结果一败涂地，从最有希望争夺天下的地位迅速滑落，只好西行投奔李唐。降唐后李密试图再起，结果被杀，年仅三十七岁。《旧唐书》卷五三《李密传》评论说，李密“心断机谋，身临阵敌，据巩、洛之口，号百万之师，窦建德辈皆效乐推，唐公绐以欣戴，不亦伟哉！及偃师失律，犹存麾下数万众，苟去猜忌，疾趋黎阳，任世勣为将臣，信魏徵为谋主，成败之势，或未可知”。

窦建德（573—621）世代务农，大业七年（611），参加起义军。大业十三年（617），窦建德自称长乐王，建都乐寿（今河北献县）。大业十四年（唐武德元年，618），窦建德消灭河北地区的隋军主力，于是改元五凤，改国号为夏。在李密击败宇文化及之后，宇文化及北上，在今天河北大名附近称帝。窦建德打着为隋朝报仇的旗号进攻宇文化及，最后将其擒杀。窦建德其时人才济济，手下的文臣武将如张玄素、裴矩、崔君肃、虞世南、欧阳询等，在后来皆成为唐朝重要的学者和大臣，其中崔君肃、虞世南等投靠李世民，成为李世民的重要僚佐。消灭宇文化及之后，隋炀帝的萧皇后也落在窦建德手中，后被和亲突厥的隋朝义成公主接到了突厥。

在窦建德于河北扩张势力的同时，河南的王世充击败李密，最后篡夺了隋朝的皇权，建立郑国，称帝洛阳。在关中，李渊也已称帝，建立唐朝，并且击败了关中的薛举、李轨等势力，开始锐意经营关东。唐军取代李密军队成为围困和攻打洛阳的主要势力。武德三年（620），秦王李世民逐渐扫平了河南各郡县，将洛阳团团围住。窦建德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策略，不理睬王世充的求援。后来在谋士的建议下，亲率十余万大军救援王世充。李世民率军与其在虎牢关大战，由于李世民的突然袭击，窦建德为唐军所俘。王世充见援军无望，也弃城投降。不过，窦建德的失败太过突然，其在河北多有德政，在河北大名县有“窦王庙”，父老群祭，历久不衰，直到唐中后期仍然存在。窦建德被杀后河北地区也并未完全臣服李唐，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很快起兵反唐，经过李世民和李建成两次讨伐，河北才最终平定。李密、窦建德、王世充和刘黑闼败亡后，李唐很快统一天下，开启了其近三百年的统治。

唐高祖李渊（618—626在位），出身北周系军事贵族。其祖父李虎在西魏时被赐姓大野氏，拜柱国大将军，与宇文泰、独孤信等为著名的“八柱国”——李密的曾祖李弼也是其中之一——北周时追封为唐国公。其父李昺，在北周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唐国公爵。李渊母独孤氏与隋文帝的皇后独孤氏都是独孤信的女儿，从亲戚关系上说，李渊和隋炀帝是姨表兄弟，他们的母亲是亲姐妹。李渊妻子窦氏的母亲是北周武帝的姐姐襄阳长公主。隋初李渊为千牛备身，得到姨妈独孤皇后的关爱，累转谯、岐、陇三州刺史。李渊祖上的世系颇不清楚，尽管唐朝官方的说法是他们出自著名的陇西李氏，但这很可能是精心编造的谎言。从其先祖中的两个人——李初古拔和李买得——的姓名可以看出，这两个人要么就是袭用了汉族的李氏姓，要么就是被赐姓李，而他们的名则依然保留了民族特征，也许是鲜卑族的。若从血统上论，唐高祖和唐太宗的皇后窦氏和长孙皇后都是汉化鲜卑人，唐朝后来的皇帝汉人血统的成分并不占据优势。不过唐代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性的文明，文化认同比血缘认同要重要得多。

大业十二年（616），当隋朝陷入动荡之际，李渊得到机会，任太原留守。李渊在太原留守任上，就已经确立了反隋自立的目标。杨玄感兵变之后，隋炀帝越来越猜忌文武大臣。因郕国公李浑名应“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隋炀帝便杀了他一家，使得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李渊为山西、河东抚慰使时，副使夏侯端就对他说：“天下方乱，能安之者，其在明公。”并且指出炀帝“切忌诸李，强者先诛，金才（即李浑）既死，明公岂非其次？若早为计，则应天福，不然者，则诛矣”（《旧唐书》卷一八七上《夏侯端传》）。

李渊“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李渊是一个胸有成竹、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在起兵之初，为了得到突厥的支持，曾派刘文静出使突厥，“自为手启，卑辞厚礼”，对始毕可汗说：“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在写给突厥可汗的书信中，李渊用了下级对上级行文专用的“启”字，语气甚恭。这表示，李渊与刘武周等反隋群雄一样，在名义上自称突厥人的藩属。突厥可汗复书说，如果李渊自为天子，他愿以兵马相助。于是李渊于大业十三年（617）七月在太原起兵，向关中进发。李渊的军事行动得到了突厥的支持，始毕可汗后来派五百突厥兵和两千匹马支援李渊，屯兵于晋阳的突厥将领阿史那大奈也率兵跟随李渊。

李渊最初曾遭遇隋军的强烈抵抗，并且在通向潼关要塞的途中为夏季的大雨所阻，不得已，只能暂停前进。而此时李渊又接到已经雄霸关东的李密的书信，为了拖住李密，避免影响自己进军关中，李渊写了一封谦卑的书信，假意李密自己取天下：“天生烝民，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资治通鉴》卷一八四《隋纪八·恭帝义宁元年》）李密因此应允李渊向关中进发而不加阻拦，但这个决定却使李密后来为之后悔莫及。在李渊进军关中的同时，他在关中的亲属也纷纷起兵响应，到了十一月，李渊就占领了大兴城，也就是后来的长安。

占领长安后，李渊遥尊身在江都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改立年幼的代王杨侑为帝，改当年为义宁元年。次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杀。李渊于五月废黜杨侑，建立唐朝，改元武德。李渊从晋阳起兵到长安称帝，只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李渊称帝时，群雄纷争：北方边境有李轨、薛举、梁师都、郭子和、刘武周、高开道；黄河流域有王世充、李密、窦建德、孟海公、徐圆朗；江淮之间有杜伏威、李子通、陈稜；江南一带有沈法兴、林士弘、萧铣。面对这一形势，李唐的战略方针是，首先巩固关中根据地，然后进军关东，再逐步统一全国。武德七年（624），李勣（即原来的徐世勣，被李渊赐姓李，后避李世民讳改名李勣）讨平徐圆朗。至此，唐朝基本消灭了割据的群雄，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史书将李渊描述为一个平庸的人，而将建立李唐的功劳大部分都归在李世民的名下，这是一个精心编造的故事。很多重要的情节都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意愿而编造出来的。好在唐高祖的幕僚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其实是一本私人日记）保存了下来，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到李唐建立过程中的真实情形。根据温大雅的记载，策划太原起兵的就是李渊本人，也是李渊自己带领军队攻占了隋都大兴城。在温大雅笔下，李渊是一位勇敢刚强的领袖和足智多谋的战略家。早在起兵之前，李渊就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他是唐国公，却被派到传说中唐尧的故地太原来任职，他因此认为他的爵衔与职务的巧合就是天降吉祥。而且他对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大唐创业起居注》还提到，对于民谣《桃李子歌》及“李氏将兴”的谶言，李渊的反应是：“吾当一举千里，以符冥谶！”而在《大唐创业起居注》的记载中，李世民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甚至与他的哥哥李建成相比，也并不突出。最先攻入大兴城的是李建成的部队。 6DX6lk92WJHZ5paIbaYtCIVjUiGm4XR+x8h/DoXVXL4/q4ztwoSLw8+mSID6ES7S

玄武门之变与权力传承

唐高祖的形象淹没在他的儿子唐太宗的光辉里。唐太宗历来被认为是明君的代表人物，而与他竞争皇位的李建成和李元吉则被描写成嫉贤妒能、道德败坏的平庸之辈，甚至官方史书还暗示他们跟自己父亲的妃嫔有不正当关系——实际上李世民自己在男女关系方面的表现更加恶劣，至少更加明显，比如他抢了自己弟弟齐王李元吉的媳妇和族人庐江王李瑗的老婆。从史料的蛛丝马迹来看，李建成绝非平庸之辈，至少在他身边有忠诚于他的魏徵、王珪等优秀人物，他们后来都成为贞观朝的重要大臣。不管如何，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发生的玄武门政变，把李世民扶上了皇帝的宝座。这种通过竞争乃至宫廷革命夺取皇位的做法，给太宗的子孙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从太宗到肃宗，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几乎每一次的皇位传承都伴随着竞争、阴谋和屠杀。在这种模式下，预立的储君没有一个能和平继承皇位的，如隐太子建成、恒山王承乾、燕王忠、孝敬皇帝弘、懿德太子重润、节愍太子重俊等，他们不是被废黜，便是被杀害；能够继承皇位的，都是依靠“宫廷革命”上台的，如太宗、中宗、睿宗、玄宗、肃宗等。

唐代前期的贵族制社会也给这种宫廷革命创造了条件。贵族大臣们通过政治投机，保持自己对政治的影响力，实际上是贵族政治的重要表象。传统皇位的传承，以嫡长子继承为常态，非嫡长子继承为特例。而唐朝从太宗至肃宗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不但继位的皇帝没有一个是嫡长子，甚至武周代唐以后，连武、韦等具有特殊地位的贵族都能成为皇位继承人选。

继承人之间互相竞争，大臣贵族各拥一方，从内廷到外朝，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庞大的政治集团。以宫廷革命为夺权手段，以实力强弱左右皇位传承，在李世民的夺权中已是如此。李世民在大业九年（613），就娶了门庭显赫的长孙家族的女儿为妻，即后来的长孙皇后，长孙皇后的父亲是隋朝大将长孙晟，长孙皇后的同母兄就是高宗初期的辅政大臣长孙无忌。长孙无忌在高祖时代并没有特别突出的表现，官位也不高，但是在太宗即位后，他立即被擢升为宰相，在凌烟阁功臣排行榜位列第一。他之所以被拔擢，不是因为他为李唐的建立立下过多少汗马功劳，而是因为他是李世民玄武门政变的主要支持者。他不是高祖的功臣，而是太宗的功臣。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在玄武门之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长孙皇后曾亲自鼓舞秦王府兵的士气，而长孙无忌不但出谋划策，而且亲临现场。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是被他们的舅舅高士廉抚养长大的，高士廉出身渤海高氏，而渤海高氏从北魏到隋朝都是世家大族。因为姻亲的关系，高士廉也全力支持自己的外甥女婿李世民发动政变。在玄武门政变时，高士廉担任雍州治中，负责首都的司法事务，在政变当天，他释放囚徒，发给他们兵器，让他们埋伏在芳林门（在玄武门之西）。芳林门的伏兵进可攻击玄武门之敌，退可守秦王府，还可自此门退往洛阳，因此这是李世民政变中的重要一环。

贵族政治干预皇位继承，往往是贵族子弟通过参与皇位竞争者的幕府来实现。隋代和唐朝前期，皇室子弟封王开府，有一套庞大的幕僚班子，而且亲王在经济上的实力也很强，这为他们争夺皇位提供了基础。李世民就是这样一位拥有超强实力的开府亲王，而且他在唐朝的建立过程中，尤其是在对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战争中积累了巨大的名望，他还从隋末群雄的各个阵营中收编了大批的文人武将，这些人攀龙附凤，也希望自己的府主能够登上皇位。这种种条件，促成了李世民以武力夺取政权，并且奠定了一种通过宫廷革命完成皇位传承的模式，对此后的皇位继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贵族政治渐渐衰微，加上玄宗上台后对东宫王府机构的大力改革，皇位继承的模式才发生了变化——从宫廷革命转换为宦官拥立。

从太原起兵开始，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在军事斗争中逐渐各自形成了一股势力。武德年间，他们都拥有自己的机构和组织，比如李世民的天策上将府、秦王府、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陕东道大行台、文学馆，李建成的东宫、詹事府、左右春坊、三寺、十率府，李元吉的齐王府、左右护军府、左右亲事帐内府等。他们的命令跟唐高祖的命令混杂在一起，都具有权威，“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资治通鉴》卷一九〇《唐纪六·高祖武德五年》）。连政府机构都不知道该听谁的，以至于谁的命令先到，就按谁说的办。在地方上，他们也各自有势力范围，李世民以洛阳为中心经营山东，陕东道大行台官员基本上听命于他。李建成则以河北幽州为势力范围，可以在东宫和幽州地方之间自由进行官吏流动，甚至“密使右虞候率可达志从燕王李艺发幽州突骑三百，置宫东诸坊，欲补东宫长上”（《资治通鉴》卷一九一《唐纪七·高祖武德七年》）。玄武门之变后，幽州地方官和燕王李艺很快便反，足以说明他们是拥护李建成的。而率军猛攻玄武门者，就是从幽州调来的薛万彻。李元吉则一向担任并州的地方长官。他们在用人方面，也有各自的选择。李世民所选拔的洛阳官吏如屈突通、温大雅、张亮、淮阳王李道玄等，后来证明都是李世民的私人。李建成平定刘黑闼之后，以亲信庐江王李瑗守幽州，而将亲信原幽州守将燕王李艺调入长安任左翊卫大将军，将心腹薛万彻调入东宫任副护军。武德年间，唐朝还没有最终完成军队的国家化，李世民、李建成和李元吉都有自己的私人卫队和嫡系部队，比如李建成私自招募“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旧唐书》卷六四《隐太子建成传》）。李世民在玄武门政变中的主力就是他秦王府的八百勇士。

实际上在玄武门政变之前，李世民是处于下风的，甚至可以说是危在旦夕，这也是他不得不冒险一击的原因。李建成并无大过——其所谓过错很多是后来李世民编造的——而且为人宽厚有干才，在辅助高祖处理政务、稳定后方、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他的谋臣如太子中允王珪、洗马魏徵等很早就提醒过他要防备野心勃勃的弟弟李世民。李建成在地方和中央深耕广播，势力雄厚。就首都长安的力量而言，东宫和齐王府的兵力远远超过秦王府。如果不是李世民偷袭成功，结果很难预料。实际上即使在李世民杀死李建成、李元吉之后，闻讯赶到的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也让李世民一派感到巨大的压力。东宫和齐王府的士兵“兵锋甚盛”，击溃了李世民安排在玄武门外的屯营兵，杀死了屯营将军敬君弘和中郎将吕世衡，秦王府的兵将只好紧闭玄武门。在政变之前，李世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政变失败，他就率领众人逃出长安，退守自己的大本营洛阳，在此之前，他已经派出大批人马去洛阳安置了。

李世民政变的主要武装力量是秦王府的八百勇士和高士廉的囚徒兵。他的主要目标是两个，一是挟持高祖，二是消灭太子和齐王。此次政变成功的关键，在于李世民能否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凌晨，李世民带领秦王府兵将进入玄武门埋伏。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提前收买了当天值班的将领常何。常何本是太子李建成的亲信，结果却被李世民收买。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改变了历史的走向。正因为是常何当天值班，所以李建成并不怀疑有什么危险。结果当李建成、李元吉进入玄武门后，就遭到了李世民率领的秦王府勇士的伏击。李世民首先射死了太子，接着又杀死了齐王。虽然东宫和齐王府兵很快赶到了玄武门，但是无法进入。而此时，尉迟敬德带兵挟持了唐高祖，并且将太子、齐王的人头出示给东宫、齐王府的将士们看，示意他们此时再战无益，于是“宫、府兵遂溃”。控制了局势的李世民派遣李建成的旧属裴矩到东宫进行安抚，并用高祖的名义下令平息长安城内的乱斗，大势遂定。

太宗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全部诛杀，为以后的皇子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他们没有人指摘太宗的毒辣手段，却都景仰太宗是对内对外的成功者；他们认为夺嫡不只是可通之路，而且是成功的必要手段；他们认为太宗是夺嫡成功最好的榜样，都希望成为太宗第二。太宗到了晚年，就面对了同样的局面，魏王李泰完全仿效太宗做秦王时的作风，企图挑战太子李承乾的地位，最终酿成贞观政局的巨大变动，导致太子李承乾被杀，魏王李泰被废，皇位落入了本来毫无希望做皇帝的李治手中。李治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最终又将李唐的江山送到了武则天的手中，李唐经过三代就中衰，皇位落入异姓之手。历史的连环性，通过活生生的人的表现，生动地呈现出来。

高祖李渊在太宗政变之后，就退隐成为太上皇，除了偶尔参加宫廷礼仪活动，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此后高祖和太宗的关系如何，我们知之甚少。贞观六年（632），监察御史马周上疏，指责太宗不去探望自己的父亲，而且当时年迈的高祖已经被迁到狭窄的大安宫居住，条件似乎不是很好。马周还指责太宗自己在炎热的夏天去避暑，却不带上高祖。贞观九年（635），唐高祖李渊去世了。很有意思的是，太宗为父亲修建的陵墓，明显地小于他为自己和妻子长孙皇后修建的陵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