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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曹操“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说曹操虽然个头不高，却很有精神，很有才华。他是个笃学不倦、乐于进取的人，据说，他平时“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他自己是个高素养的人，这是他爱才、举才、惜才的前提条件。
曹操一方面要求官吏廉洁、干练，另一方面又不拘一格录用人才。他曾先后三次下求贤令，要求天下共举人才，把真正利国利民的人才挖掘出来。这在曹操政治生涯之中关系重大，这里姑且名之为举才“三令”吧！
第一道求贤令发布于建安十五年（210），也就是赤壁之战刚过去一年多的时候。他把赤壁之败归结为人才的缺乏和不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的这道政令是这样的：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是一则充满着求才热情的求贤令。约略分析起来，至少讲了以下几点。第一，人才是“治天下”极为重要的因素，曹操在这里提出了政治家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的宏论，细细辨来，实在不无道理。第二，人才不会自动送上门来，他要求“上之人”（即处于上位之人）去“求”，去开发。一个“求”字，把人才产生的基本条件描述得清清楚楚了。在曹操看来，不只“受命”之君、“中兴”之君应该求贤若渴，就是在他所处的大乱世，也应把“求贤之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看待贤才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用怎样的贤才的问题。全才只存在于理论上，所有的人才都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的，只要有一方面的才能，就要用他。“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只要是能帮助统治者弘扬光明、捐弃不足的，就要用他。“唯才是举”是曹操人才思想的核心。
拜谒图（魏晋时期）。图中两人躬身，手执写有姓名和官职的名刺，一人捧剑，这是魏晋南北朝上层社会觐见拜会的场面。隋唐时期仍流行这种拜谒之风。
第二道求贤令制定于建安十九年（214）的十二月。这道求贤令可以看成是第一道求贤令的补充和发展。曹操对士人做了具体分析后，提出了“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这样的论点，从这一论点出发，得出了“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结论。曹操要求选才的人不要死抓住人家的“偏短”处不放，要全面地看待士人。这实际上还是第一道求贤令中强调的“唯才是举”。曹操想得很具体，要求军中的典狱者在处置士人的“偏短”时也要网开一面，不要动不动就拿士人开刀。这也可以看成是曹操对广大士人的十分有力的保护。曹操说这些话时，可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可惜这方面现存的资料并不多。
第三道求贤令发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八月。这篇令文的宗旨仍然是“唯才是举”。该文先从历史人物说起：“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这里列举了八位古代贤人，曹操想告诉人们什么呢？他想告诉人们，不管出身优劣，不管地位高低，不管名声好坏，不管经历如何，只要有真才实学，就能得到重用。他说了一句十分极端的话：“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是魏晋时期的大思想家敢于冲破思想牢笼的表现，可以说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
汉末三国时期，群雄割据，各个势力为了拓展自我的生存空间，征战不已。从一定意义上讲，武力的竞争本质上还是人才的竞争。曹操求贤“三令”的提出，主张“唯才是举”，主张多从社会下层发掘人才，这是他最终战胜群雄的最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