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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贤“三令”

据《世说新语·容止》刘孝标注引《魏氏春秋》:曹操“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说曹操虽然个头不高,却很有精神,很有才华。他是个笃学不倦、乐于进取的人,据说,他平时“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他自己是个高素养的人,这是他爱才、举才、惜才的前提条件。

曹操一方面要求官吏廉洁、干练,另一方面又不拘一格录用人才。他曾先后三次下求贤令,要求天下共举人才,把真正利国利民的人才挖掘出来。这在曹操政治生涯之中关系重大,这里姑且名之为举才“三令”吧!

第一道求贤令发布于建安十五年(210),也就是赤壁之战刚过去一年多的时候。他把赤壁之败归结为人才的缺乏和不足。《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所载的这道政令是这样的: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是一则充满着求才热情的求贤令。约略分析起来,至少讲了以下几点。第一,人才是“治天下”极为重要的因素,曹操在这里提出了政治家与“贤人君子”共治天下的宏论,细细辨来,实在不无道理。第二,人才不会自动送上门来,他要求“上之人”(即处于上位之人)去“求”,去开发。一个“求”字,把人才产生的基本条件描述得清清楚楚了。在曹操看来,不只“受命”之君、“中兴”之君应该求贤若渴,就是在他所处的大乱世,也应把“求贤之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如何看待贤才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要用怎样的贤才的问题。全才只存在于理论上,所有的人才都是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的,只要有一方面的才能,就要用他。“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只要是能帮助统治者弘扬光明、捐弃不足的,就要用他。“唯才是举”是曹操人才思想的核心。

拜谒图(魏晋时期)。图中两人躬身,手执写有姓名和官职的名刺,一人捧剑,这是魏晋南北朝上层社会觐见拜会的场面。隋唐时期仍流行这种拜谒之风。

第二道求贤令制定于建安十九年(214)的十二月。这道求贤令可以看成是第一道求贤令的补充和发展。曹操对士人做了具体分析后,提出了“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这样的论点,从这一论点出发,得出了“士有偏短,庸可废乎”的结论。曹操要求选才的人不要死抓住人家的“偏短”处不放,要全面地看待士人。这实际上还是第一道求贤令中强调的“唯才是举”。曹操想得很具体,要求军中的典狱者在处置士人的“偏短”时也要网开一面,不要动不动就拿士人开刀。这也可以看成是曹操对广大士人的十分有力的保护。曹操说这些话时,可能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可惜这方面现存的资料并不多。

第三道求贤令发布于建安二十二年(217)的八月。这篇令文的宗旨仍然是“唯才是举”。该文先从历史人物说起:“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这里列举了八位古代贤人,曹操想告诉人们什么呢?他想告诉人们,不管出身优劣,不管地位高低,不管名声好坏,不管经历如何,只要有真才实学,就能得到重用。他说了一句十分极端的话:“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是魏晋时期的大思想家敢于冲破思想牢笼的表现,可以说是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

汉末三国时期,群雄割据,各个势力为了拓展自我的生存空间,征战不已。从一定意义上讲,武力的竞争本质上还是人才的竞争。曹操求贤“三令”的提出,主张“唯才是举”,主张多从社会下层发掘人才,这是他最终战胜群雄的最重要条件。 vxnccqyJGa2N2iTXALdJnYgs/U3Ip3KtvxFe4BqllIayw08amWhXYzP1FybvQ86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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