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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是一个对中华文化理解相当透彻的人。他懂得“天子”在黎民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即使到了东汉末年皇权衰微至极的情况下，“天子”仍然有他极高的政治利用价值。因此，曹操从步入政治舞台的第一天起，在天子的废立问题上，一直保持着一种与众不同的严谨态度。这也许是他事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光和六年（183），已是天下大乱。冀州刺史王芬等人准备废灵帝，立合肥侯为帝，这些人把此事告知多谋善断的曹操。当时还不到三十岁的曹操表现得极其老成持重，他坚决拒绝这样做，并告诉王芬等人：“夫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权成败、计轻重而行之者……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合肥之贵，孰若吴、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王沈《魏书》）他认为随意搞废立那一套的人都没有好下场。他的反对，阻止了一次废立之事。
初平元年（190），董卓“徙天子都长安”，并且肆无忌惮地焚烧洛阳宫殿。这时，曹操站出来发声，他义正词严地说：“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他预料那些“劫迁天子”的人最后必遭“天亡”的厄运。
在汉献帝处境最危急、威信最低落的时候，各种政治、军事势力对“天子”的处置和态度是截然不同的。
董卓之流就不必说了。他们是一次又一次地劫持，根本不给天子应有的礼遇。不要说天子有什么尊严了，就是衣食也不周全！“天子入洛阳，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三国志·魏书·董卓传》）
那个道貌岸然的袁术，在董卓的余党郭汜、李傕相互攻战不已，把洛阳城弄成一片废墟之时，却出来浑水摸鱼，出演取而代之的丑剧。史载：“（建安）二年春，袁术自称天子。”（《后汉书·献帝纪》）当然，他这个“天子”也是短命的，到建安四年（199）的夏天也就一命呜呼了，一共当了两年的“皇帝”。
袁绍是被曹操排斥在“英雄”行列之外的，也被人斥为“无经远之虑”，是个目光短浅的人，这从他对天子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来。综合一些资料看，在如何对待“天子”的问题上，他是游移不定的。当听到谋士要他“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时，他很高兴地说：“此吾心也！”（《三国志·魏书·袁绍传》）后来听谋士郭图和大将淳于琼说，如果把天子放在自己身边，就会有诸多不便，于是，袁绍又犹疑不定了。郭图和淳于琼是这样说的：“今迎天子，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后汉书·袁绍传》）听了这话，袁绍也就不愿“迎天子都邺”了。
“坞”字图画像砖（三国·魏，甘肃嘉峪关市1号墓前室西壁）。此图是对当年坞内建望楼，略如城制的写照。坞主多为豪强地主，借助坞壁加强防御，组织私家武装。
曹操的态度就与董卓、袁绍、袁术之辈完全不同。早在初平三年（192）他的谋士毛玠就提出了“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的建议，当时，“太祖（曹操）敬纳其言”，但是当时条件不成熟，他也就没有什么举动。建安元年（196），献帝回到了千疮百孔的洛阳城，与他的臣属一样“披荆棘，依丘墙间”。这是献帝一生中最悲苦、最危急的时候。正在此时，曹操出手“奉天子以令不臣”。献帝是七月到的洛阳，曹操八月就亲至洛阳“朝见献帝”，立即把献帝请到了许县，并宣布以许为都。在《后汉书·献帝纪》中有这样一笔：“庚申，迁都许。己巳，幸曹操营。”文笔平和，可见这个过程是在和平的气氛中实施的，并无世传的“挟持”行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毛玠给曹操提出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这条建议。这里的“奉”有侍奉、供奉、拥戴的意思。事实上，曹操打出的一直是“奉天子”的旗号，他拥戴献帝，在献帝最困难的时候把他供养起来。正因为做成了“奉天子”这件事，曹操才有了“令不臣”的政治资本。
有人会说，不对啊，一些权威的史学论著不都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挟持汉帝迁都许昌，这是曹操政治上的一大成功”吗？
这是史家的错笔。
在东汉末年的大乱世中，是否有人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口号呢？有的。在《三国志·魏书·袁绍传》的裴松之注所引的《献帝传》中，有这样一段至关重要的文字：“沮授说绍云：‘将军累世辅弼，世济忠义。今朝廷播越，宗庙毁坏，观诸州郡外托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绍悦，将从之。”
这就清楚了，提出“挟天子而令诸侯”的是袁绍的大谋士沮授，而“将从之”的是袁绍。将这话张冠李戴到曹操头上的怕是《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为了突显曹操的“奸雄”品性，全方位地丑化曹操，就把原来属于袁绍的这顶帽子戴到曹操头上去了。
曹操当然有一统天下的雄心，也想假献帝这位天子来慑服那些诸侯，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一直奉行的是“奉天子”的方略，而不是“挟天子”。在曹操的“供奉”下，献帝比较安乐平稳地生活了二十四年。从《后汉书·献帝纪》看，献帝在许都还是比较自由的，祀天、郊游、立嗣，都没有受到多大的干预。即使是在献帝参与“密谋诛曹”事发后，曹操也只是“杀董承等，夷三族”，对献帝并没有采取过激的处理。
终其一生，曹操也没有产生过袁术那样“取而代之”的念头。当东吴的孙权要他当皇帝时，他认为“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耶”（《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略》）。在“十分天下而有其九”的大背景下，曹操仍然十分清醒，面对群臣的劝进，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这也可为“奉天子”的一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