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关于城市话题的讨论,都绕不开古希腊。古希腊城邦是公认的人类城市雏形,其规模小至千人,大至数十万人。古希腊城邦是一种类似于“国家”的政治形态,范围包括市民生活聚集区、商贸聚集区及其周边群落。雅典是古希腊城邦之一,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曾被恩格斯称为“最纯粹、最典型的国家形态”。
我国古代较早定义“城市”并提出城市发展主张的人是管仲。《管子·度地》中记载:“内为之城,城外为之郭。”“城”主要用于防卫,“市”则用于交易。《管子·小匡》曰:“处商必就市井。”专门用来交易买卖的场所即为“市”。
春秋时期,管仲居住的临淄与古希腊的雅典城市发展水平相当。临淄城以工商业发达闻名。《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管仲任齐国相,大力发展盐铁业,实行优惠政策,鼓励对外贸易,使得临淄财力充足,市场繁荣,人口超过了二十万人。《管子·大匡》中提出的“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即按职业进行城市布局,讲究实用性与经济性,至今仍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回顾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人类大概经历了三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
最早的一次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发生于“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东西方相继诞生了一大批人类先贤——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古印度的乔达摩·悉达多,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等。在这些精神导师的引领下,人类开始以理智和道德的方式构建社会秩序。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将这一时期称为“轴心时代”。
在这个时期,世界各地相继诞生了不同的城市类型,大致包括古希腊奴隶主、贵族及自由民文化推动兴起的城邦,春秋战国时期嫡长子继承制与分封制文化推动建立的城邑,以及佛教、犹太教文化推动兴起的宗教城堡。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古希腊城邦。
2000多年前,古希腊城邦依靠国际贸易,创造出以奥林匹克体育竞技、公共政策辩论会和大型演出为特色的城邦文明,其中具有代表性的音乐、歌舞和悲喜剧至今仍被奉为经典。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迎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和历史上的一次文化盛世。相比之下,古希腊的西方商业文明较早地打破了家庭生产方式,出现了商品生产和经营的集中,形成了城邦制度。自古希腊城邦出现以来,西方人开始探索城市治理之道。移民的出现和商业文明的发展使得欧洲形成了新市民阶层——他们通过武力夺取政权,推翻贵族的独裁统治。一些城邦开始进行政治改革,梭伦改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古希腊人梭伦早年从事贸易,与商旅人士交往甚密。他反对贵族专权,同情平民,主张在城邦中实行公正立场,以城邦利益为重。公元前594年,梭伦以其威望和功绩当选为雅典城邦的“执政兼仲裁”(执政官),开始进行一系列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在梭伦改革中,公民的等级按照经济能力重新划分,公民大会在政治中真正有了一席之地——四百人会议被升为常设机构,取代了原本贵族会议的部分权力。梭伦改革还规定了每个人所占土地的限额,有效规避了地主的产生,保障了下层民众的权利。
第二次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发生于工业革命时期。工业化的兴起推动了欧洲的城市化进程。在工业革命之前,受到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等条件的制约,城市化进展比较缓慢。19世纪是欧洲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黄金时期。当时,欧洲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不断提升,汽车、电力、轻工业和重工业迅速发展,各种机器和设备广泛投入应用,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打下了坚实基础。与此同时,欧洲的人口也在不断增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以英国为例。这一时期,英国工业高度发达,商业贸易和海外殖民活动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小农经济被最大限度地压缩,城市不断增多,日益繁荣,分布范围也更加广泛。统治阶层和大量资本家从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出于生计等原因,大量农民最终只能选择融入城市。伦敦、伯明翰、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等城市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现代城市的基本框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
到了1851年,英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城市化国家。进入20世纪之后,约八成人口生活在城市,英国进入高度城市化社会。随着世界经济重心向美国转移,20世纪初,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和五大湖城市群兴起。到了20世纪中后期,随着二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又产生了以东京、大阪、名古屋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
第三次大规模城市建设运动发生于1984年之后的中国。当欧美国家已经全面进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时,我国仍处在小农经济主导的农耕社会阶段。据美国人类学教授施坚雅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提供的数据,明末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6%—7.5%;晚清时期,城市人口比重1840年为6.7%,1893年为8.2%;民国时期的1936年达到了11.2%,1949年为10.6%。
中西方不同的经济类型和生产方式,塑造了中西方不同的政治结构和文化秩序。国情注定了我国无法脱离农村谈城市,城市也是从农耕文明脱胎而来的。从农村到城市,由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生活向以社会分工为纽带的公共生活的转变,是造成当代城市社会矛盾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农耕社会中男耕女织的家庭生产模式,使普通民众基本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在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情况下,民众对于生产技术和组织形式等都没有强烈的革新需求,由此形成了家族本位的独特家国文化。
20世纪70年代末,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签订“分田到户”生死状,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拉开了我国农村体制改革的序幕。当年,小岗村粮食便获得大丰收。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明确指出:“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这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份文件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的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