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赋予了城市发展的底气,人口的激增则为城市带来了持久的动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效的同时,城市正面临着社会治理制度滞后的挑战。旧机制与新需求之间产生的矛盾,如“新马拉旧车”,“新马”代表了城市发展的新要求、新理念,旧车是传统思想、体制机制和产业结构的束缚。“新马拉旧车”,虽能勉强行驶,但效率受限。例如,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的淄博主城区的空间布局,已经落伍于国内一些“零基础”、新规划的城区,甚至成为城市活力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淄博人口老龄化加剧,2021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23.24%,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为16.5%,两项数据均高于同年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养老服务工作面临挑战。在日趋多元化的社会矛盾面前,改革是唯一出路。要通过迁建、改造、置换等手段增加城市空间适应性,通过对地方法规、政策、规划的改革提升制度适应性,通过推动“烧烤‘出圈’”等一系列活动为城市添加文化活力。
其实,2023年的第一波“人间烟火”并不是淄博点燃的,而是从全国各城市社区烧起来的。元旦前后,不少城市居民用燃放烟花的方式表达对疫情过后美好生活的向往。不知烟花是谁带头卖的,也不知道是谁带头点的,反正一传十、十传百,一夜之间,亿万家庭加入了燃放烟花的队伍。情急之下,各地紧急发布禁燃令,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多个政府部门和街道办联动,一边禁燃,一边适当控制烟花流通。或许考虑到法不责众,或者因为人手有限,街道、社区层面并没有强制实施禁燃令,连续半个月,大人小孩都陶醉在火树银花的欢乐之中。这半个月里,12345市民服务热线受理的投诉数量明显增加:部分市民认为燃放烟花影响了自己的正常作息,增加了火灾隐患,更无法忍受半夜突然听到一通响彻云霄的“空中双响”。面对市民不同的利益诉求,城市管理者陷入两难境地,只能陪着市民耗时间——时间久了,燃放者与反对者双方都没情绪了,问题最终不了了之。很多情形下,不了了之也许是最好的结果。
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在人口高度聚集的城市里,产生矛盾是市民的家常便饭,而解决矛盾是城市管理者的基础功课。城市社会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包括人口迁徙与融合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公共秩序和法治的要求与传统社会观念之间的冲突,过度的资源消耗和自然环境有限承受力之间的冲突,居民生活需求与城市建设滞后之间的冲突,等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长期积压的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化解。城市社会矛盾既有结构性的,也有偶发性的。淄博在爆火期间亟待解决的矛盾之一,就是城市网红效应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困扰。
一个井然有序的工业城市,突然间涌入数十万游客,居民的生活秩序定然会被扰乱。八大局便民市场位于淄博市张店区,因20世纪八九十年代财政局、教育局、卫生局、农业局等淄博市政府八个局委在此办公而得名。八大局便民市场附近人口聚集,是主要生活区之一。尽管辖区街道办采取了一些措施避免噪声、交通拥堵等扰民问题,反对之声仍然不少,时刻考验着辖区街道、区政府以及整个淄博市的管理者们化解冲突、解决矛盾的智慧。
从城市治理角度看,矛盾不是由人的道德问题、情绪问题引发的,而是在制度安排之下,由各社会角色之间的结构性冲突决定的。例如,乘坐飞机的人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景象:前面的乘客放行李时堵住了过道,后面的乘客无法通行,空乘人员便不断喊话催促,有时大家还会因此发生口角。南航曾在部分航班上试行“分舱登机服务”,让乘客按照座位前后顺序,由后向前依次登机,这样就避免了飞机过道上“塞车”的情况,提高了登机效率。后来,又有航空公司优化了方案,即在由后向前依次登机的基础上,让座位靠窗的乘客先登机,之后是座位在中间的乘客,最后是座位靠近过道的乘客。机场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这种登机方式可以使登机速度加快10%。这个创新的方法实际上是在调和机舱内各角色之间的矛盾。其一,机舱是固定的,登机规则、座位排序都受制于它的空间格局;其二,空乘人员需要敦促所有人在规定时间内登机落座;其三,机舱存放行李的空间少,许多乘客都在抢先存放行李;其四,被堵在过道的乘客很着急,想尽快落座。可以看出,人们在特定的场景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受条件制约,角色与角色之间形成了既定的矛盾关系,从而可能产生冲突。小冲突靠公德约束能化解,尖锐且普遍的矛盾则需要靠管理角色来调和,需要通过制定不同的规则、要求和服务策略来解决。
如果城市管理者设计的制度、提供的服务、开展的监督是科学有效的,各角色之间发生矛盾的概率就会减小,人们的体验感就会比较好。
当然,众口难调,再科学的制度也无法同时满足所有人的利益诉求。所以,在制度框架下寻求灵活的调解方法,是有必要的。街道、社区一级的治理者实践创造出各种变通之法,选择性地解决了一部分人的矛盾。这些做法俗称“开口子”,即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外给矛盾双方特殊的优待,使其放弃诉诸法律。“开口子”体现了“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治理哲学。然而,一旦“开了口子”,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等着“开口子”。无原则地“开口子”有失公平,会导致公众产生“老实人吃亏”的感受。
那究竟应该怎么办呢?笔者会在后续章节讲述基于法律制度的民间调解机制。城市是人口高度聚集的生活空间,也是社会高度分工、角色高度分化、价值和利益冲突持续发酵的陌生人世界。矛盾和冲突是城市永恒的主题。城市越开放,规模越庞大,其矛盾和冲突的形式就越复杂。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城乡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已演化为城乡在空间、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融合性矛盾。这就像将沙场上对垒的两军整合编制成为一支军队,看上去弟兄们合而为一,队伍好带了,但其实麻烦事更多了。融合中最典型的矛盾是排异,这是因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价值观相异,习惯相异,利益诉求也相异。那么,城市管理者应该怎么做呢?治理的目的并不是排除异己,而是建立共识、求同存异。
人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标,而不是以资本主义(只论财富多寡)或神本主义(只听神的指令)为行动纲领。这在我国的制度政策、文化习惯和人文信仰之中皆有体现。人本主义社会也有不少要解决的难题,比如在设计管理原则时,应该以哪些人为标准。在利己主义价值观的熏陶之下,“以人为本”常被误读为“以己为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主角,诉求必须得到尊重,于是人民的角色被分化,城市治理的难度就更大了。所以,社会文化认同、价值共识、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我国新时期发展的一项紧迫且严峻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