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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戳中时代之痛点

人间烟火气

“地摊经济”这个词,是在2020年5月进入大众视野的。

当年全国两会期间,来自天津的全国人大代表杨宝玲建议,在进一步加强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因地制宜,释放“地摊经济”的最大活力。

杨宝玲是天津市东丽区华明街道胡张庄村党总支书记,第十三、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她发现,各地在创建文明城市、卫生城市的进程中,地摊经济逐渐淡出了居民视野。城市不仅要有便利的设施、光鲜的外表,更要有寒冬里的庇护所、黑夜中的亮光。杨宝玲的建议是,制定统一的地摊经济准入许可标准、从业资格条件和商品入市手续,给予地摊经济以及地摊从业者合法地位。同时,根据地域情况分类划定禁摊区、限摊区、开放区,明确不同区域的管理标准,对地摊经济实行分类管理。此外,还要加大对早餐、农产品等民生刚需行业和突出弱势群体的扶持力度,对相关从业者适当减免管理费。

在社会各界的推动下,中央文明办于2020年5月发布消息,决定在2020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不将“占道经营”“马路市场”“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这对推动文明城市创建、恢复经济社会秩序、满足群众生活需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随之而来的是,一股地摊经济的热风吹向全国。从省会城市到县城乡镇,地方领导干部纷纷走进夜市,为摆摊的市民加油助威。成都市的一些路段,每到晚上10点,数百个小吃摊位开启夜宵模式,个体经营者们忙得不亦乐乎。据统计,在两三个月内,成都的地摊经济为10万余人提供了工作机会,疫情防控期间的餐饮业复工率达到98%。

各地商务部门更是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还着手制订“地摊经济‘十四五’规划”。然而,当全国大小城市齐头并进,拥抱地摊经济之时,反对之声也随之而来。有人说:“各城市耗时数年建立公共秩序,文明习惯已经渐渐形成。现在鼓励群众摆摊,不仅城市管理功亏一篑,也损害了附近个体商店的利益。”还有人抱怨:“城管系统这些年下了大力气,整治乱摆卖和占道经营,根据‘门前三包’政策,摊贩随意摆摊要扣分,纳入考核。现在这样弄,是不是到处都可以摆摊?该怎么管?这会让城管很为难。”“人行道已经被共享单车、外卖小哥占了,走路都不安全,地摊再来满街摆,会非常混乱。”针对此起彼伏的社会呼声,央视财经评论发表时评《一线城市不宜推行“地摊经济”》,认为“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强化特大城市对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力的关键阶段,简单化一哄而起地让‘地摊经济’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看似能解一时之急,但如果此风猛吹,后患无穷”。或是因为对政策的误读,或是因为部分地区盲目跟风,加之疫情防控形势趋紧,摆摊热潮掀起后又迅速退去。

出人意料的是,三年后,杨宝玲的设想在淄博成功落地,淄博向世人展示了地摊经济的正确打开方式。或者说,淄博打开的是地摊经济的2.0版本,即借流量之手和文明治理智慧,在疫情后市场复苏的关键时点,点燃了整座城市个体经济的活力。

个体经济,就是在市场监管部门以“个体工商户”注册的市场主体与其他个体经营活动组成的经济体系,其早期形态是手工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设有中央手工业管理局,主管全国手工业合作事业,供销社体系也设有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关于召开省、市、自治区手工业改造座谈会的报告》中提到:“手工业社(组)要团结个体户,帮助他们解决供销困难,逐步引导他们走合作化的道路,但不必急于全部组织起来。特别是对那些串街游乡、流动服务的手工业者,可以在长时期内保持个体经营的方式。这样做,对补充集体经济的不足、活跃市场以及促使合作社改善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段话讲明了个体经济在新中国发展初期的基本面貌。

改革开放以来,个体经济的地位逐渐得到巩固。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告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中第十一条明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历经四十余年的曲折发展,个体经济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工商户成为以个人和家庭形式开展经营活动的重要市场主体。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统计,截至2021年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1.03亿户,是2012年时的2.5倍,年均增长10.9%。个体工商户在我国的市场主体中数量最多,约占市场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其中90%以上集中在服务业领域,例如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等。有关调查显示,个体工商户的平均从业人数为2.68人,以此推算,全国个体工商户解决了我国2.76亿人的就业问题。

与金融、高端制造、城市综合体等大型投资项目相比,分散于城乡各地的个体工商户规模小、力量弱,经常被忽视。市人民政府常拿出90%的精力“一对一”服务凤毛麟角的大客商,将个体从业者视为一个群体来对待。然而,新冠疫情三年间,个体经济呈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甚至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

淄博数千家烧烤店,多以个体工商户登记注册。过去几年,淄博也曾为烧烤行业烦恼过。烧烤烹制工艺特殊,产生的烟尘和夜间露天营业的噪声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活,也对市容环境、交通安全造成威胁。2015年前后,淄博下大力气规范引导露天烧烤进店、进院、进场经营,并试点推广无烟烧烤炉。这种无烟炉炭槽在两边,中间设有水槽,烧烤产生的油脂会滴入水槽,可以避免有害油烟的产生。2017年夏,淄博张店区城管局摸清了辖区内345家无烟烧烤店的确切位置,绘制了《无烟烧烤地图》供市民选择烧烤店,同时对违规经营的10处露天大排档进行了取缔,以绝后患。当时,淄博餐饮油烟污染整治完成率达99.7%。从治理烧烤行业问题的路径上我们可以看出,淄博是在积极引导个体经济运行,而并没有伤其发展根本。

显然,不可以通过打压个体经济来维持市容整洁,否则就本末倒置了。淄博烧烤爆火期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原条例中“禁止商店、门店超门、窗外墙摆卖、经营”的规定,修改为“商场、门店超出门、窗外墙摆卖、经营的,应当符合规范”。在原“禁止擅自占用城市道路及其两侧、人行天桥、人行隧道和其他公共场所堆放物品、摆摊设点、销售商品”的基础上,增加了“街道办事处可以根据方便群众、布局合理、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的例外规定,以兼顾居民日常生活需求和整体市容美观有序。兰州市人民政府也印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外摆经营的指导意见(试行)》,规范外摆经营管理和个人设摊行为,提出“增加‘城市烟火气息’”,形成以基本商业服务为主体、设摊经营为补充的服务格局。

综合各地消息,深圳、兰州、北京、上海、杭州、昆明、厦门等城市于2023年1月起陆续出台了放开设摊、允许商业外摆的相关规定。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北京市商务局对外发布了《清理隐性壁垒优化消费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方案中明确提出,在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摆试点,由区政府统筹组织相关部门划定外摆位,明确外摆时间、经营品类等细则,由经营者向所在街道进行网上报备,由街道对细则落实情况进行监管。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公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新时期设摊经营活动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根据需要划定设摊开放区,设置特色点、疏导点、管控点,同时划定严禁区、严控区、控制区等。

个体经济是一种特殊存在,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护佑之下,形成了“自调节、自修复、自迭代”机制和不完全受市场竞争规律支配的运营体系,是一道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风景线。淄博烤炉里的一把木炭,点燃了全国一、二线城市消费市场的火,使淄博成为疫情后经济全面复苏的“先遣军”。 QABTM58l0OTrrSB7hOke/iUl8uVRsHXn1LDaY8g1/v0m2hB+r9qhfBdK4Abifn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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