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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拿着一本小书，我见到了阿尔贝·加缪。一本新鲜出炉的八十页小册子。）
您过来看我是为了《卡利古拉》吗？加缪问道。
完全不是。
（我把这本小书放在膝头。）
不，完全不是。不过还是让我们谈谈《卡利古拉》，或者说当下关于《卡利古拉》的一些评论吧……对于这些评论，您的态度是？
面对这些相互矛盾的舆论意见，我恭敬地保持一种认真的态度。
（他几乎没笑，不过我们却能感觉到他十分快活。）
还要加上一点，我想要更正某些信息错误，这种欲望始终占主导地位。
比如？
比如说，人们总是固执地认为我是存在主义者。（当然这是因为萨特是）然而我和萨特结识才几个月，我们两个对这种说法都付之一笑。我写过的唯一一本思想方面的书，其目的就是反对那些存在主义哲学家。但这除了促使我保持谦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还有其他错误吗？
有一个批评家写道，卡利古拉声称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然而《卡利古拉》作于1938年。在那时，我甚至不知道“存在主义”这个名称。如果说，因为我们提出了人生目的的问题，我们就是存在主义者，那么一切文学，从蒙田到帕斯卡尔，就全都属于这种哲学。
（与加缪谈话伊始，一个魔鬼便进入了我的脑海中，对我大加引诱。他厚颜无耻，自以为在不知道什么地方找到了他的帮凶。至于我，我看着加缪，他年轻、明确，目光直截了当。我的魔鬼在动用诡计。我大声问道：）
您如何定义存在主义？
（他把双臂靠在桌面上，你们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
您如何定义存在主义？
（我的魔鬼可以得意了，他的帮凶就是加缪。）
有人说您这出剧很哲学。
我在哲学领域并没有多少建树，不过我很肯定，这个值得尊重的学科应该比卡利古拉认为的更加复杂。
不过您也承认这是一出思想剧。
问题在于去搞清楚这出剧是不是让人觉得无聊。不应该由我来对此做出评价。
在这场演出中，您最喜欢什么？
舞台导演。
关于《卡利古拉》就是这些问题。不过我过来是为了和您谈谈这个。
（我把那本小书拿到桌面上，放在我们中间。这是《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书信》
，是加缪在1943年到1944年间创作的，最近刚刚出版。）
是这样，我无法理解，但我很想理解，为何《局外人》的作者同样能够写下这样的作品呢？
（鉴于他没有立刻做出回答，我继续说道：）
在阅读您《战斗报》中的社论时，我们就已经感到一种断裂。总体上让我们感到安心，但毕竟……这个荒诞世界的逻辑学家，宣扬行动的价值与无意义之间的等价性，他的文章却见证着他的选择与介入。其中的内容都是健康的，是对人类的信赖，总之不管怎么说，是一种乐观主义。
加缪，思考绝望的哲学家……这其中存在某种令人安心的悖论。从思考走向行动，如果这样的反转是可能的，那就说明，在这个迷失方向的世界上，人类依然拥有属于他的机会，说明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荒诞，谁知道呢？于是今天就有了您的《书信》。
我把这个薄薄的小册子翻到第70页，加缪对他的一位德国友人写道：
您从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而您从中得出的思路是，一切都是等价的，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善恶加以定义……事实上，曾几何时我也以为自己的想法和您一样，我几乎看不出什么反对您的理由，除了一种对于正义强烈的欲求……
区别在哪里？区别在于，您轻易地接受了绝望，而我对此从不赞同……我依然认为，这个世界没有超凡的意义。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某些东西是有意义的，那就是人，因为他是唯一要求获得意义的生灵。
（我把书重新合上。）
我想，这些段落，成为我们曾经认识的加缪与我们也许即将认识的加缪之间的连接点。不过，在二者之间，难道不会缺少某种一致性吗？
我认为这里面恰恰存在一致性。在各种行为之间当然存在一致性。不过这无所谓。在创作方面，我能够想到要做的，就是去证明，慷慨的举止可以诞生在一个哪怕没有上帝的世界里，而且人类可以依靠自己去创造属于他的价值。在我看来这是时代提出的唯一问题。我们所有人都致力于用我们的人生与作品去说明这一点。在寻找解决办法的过程中，我在许多人中间占据了一个位置，如此而已。
那么这个解决办法，您察觉到了吗？
三言两语是不可能讲清楚的。我之后的作品会专门对此进行阐述。
不过，一个断定人类的生存处境颇为悲观的思考者，为什么不能感到与他那些被奴役的同伴团结一致，并且从中发现行动的理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