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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语境中，加缪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法国作家，将其称为中国最知名的20世纪法国作家恐怕也不为过。早在20世纪60年代，《局外人》就已经被翻译成中文，开始了小范围流传。到了80年代之后，经过柳鸣九、郭宏安、李玉民、杜小真等专家的努力，加缪的各种汉译作品在中国迅速展开大规模传播，影响之大堪称“现象级”。不过，仔细观察加缪作品在汉语世界的翻译状况，不难发现，相比于《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鼠疫》等几部热门作品被各大出版社反复重译、再版的热闹场面，不少对于理解加缪思想至关重要的文本，例如《婚礼》《夏天》《时事评论一二三集》以及他的各种戏剧作品和《笔记》等，翻译与出版次数就少了很多。至于他的社论、书评、访谈、书信等，则更加显得冷门，包括之前出版的汉译《加缪全集》，以上内容也未见收录。这方面的翻译工作，必将成为日后加缪汉译领域的重中之重。
在中文学术界，关于加缪的论文与专著数量颇丰，与加缪有关的学术会议开展频繁，有价值、有深度、有新意的研究成果亦逐年递增。不过，一些认知方面的偏差和误解仍然客观存在。例如，依然有评论者会给加缪的名字简单地贴上“存在主义”的标签，并且仅仅依靠孤零零的作品本身去做出个人化的感性解读，既缺少横向的外围文献支持，也无法在加缪的一生创作中梳理出纵向的内在线索。在这方面，翻译的空白与缺陷，对于学术探讨的进一步展开造成了限制，许多文献材料国人依然无缘得见，盲人摸象也就变得可以理解。毕竟，对于一位像加缪这样的世界性作家，其研究者绝不仅限于各大院校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教授。中国当代作家，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者，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者，都在这个场域中发表着各自对于加缪的观点。
目前，在对加缪的翻译与研究领域，依然有一些空白亟待弥补，有若干误会亟待澄清。有鉴于此，我决定编译这本《加缪访谈录》。因为访谈作为一种直抒胸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作家最一手的想法，了解到他自己根本性的创作态度和思维方式，让我们一步跨入加缪的人生现场。更重要的是，本书中收录的访谈，一方面数量颇为可观，另一方面其中的大多数此前从未被译成汉语，因此不为中国读者所知。而其中的许多内容，恰恰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加缪根本性的思想脉络。仅以加缪与存在主义的关系为例，这是纠缠了加缪一生的话题，即便他在世时，也经常被外界称为“存在主义作家”。对于这样一个头衔，加缪的抗拒态度始终如一。只要翻开这本访谈，我们便可以清晰地看到，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到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访谈为止，加缪不断地强调着他与存在主义者、与萨特的区别，例如：
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我只要看到我们两人的名字被连在一起，就会感到震惊。我们甚至打算有朝一日一起发布一篇短小的公告，由两个签名者共同确认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拒绝为那些他们本可以各自承担的债务进行担保。因为说到底，这就是一个笑话。萨特和我在认识彼此之前，已经把各自能发表的都发表了，没有例外。我们的结识只是为了确认彼此之间的差异而已。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发表的唯一一本思想类著作《西西弗斯神话》，其目的正是反对那些被称为存在主义者的哲学家。（《“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1945年）
存在主义具有两种形态：一种关系到克尔凯郭尔和雅斯贝尔斯，借助对理性的批判，通向神性；另一种，我称为无神论存在主义，涉及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不久之后的萨特，它同样以某种神化收尾，不过仅仅是对历史的神化，历史被视为唯一的绝对。至于我，我完全理解宗教解答的好处，而且我尤其看得出历史的重要性。但是在绝对意义上，我既不相信前者也不相信后者。（《〈侍奉〉杂志访谈》，1945年）
如果说存在主义的逻辑前提是在帕斯卡尔、尼采、克尔凯郭尔和舍斯托夫笔下找到的（我也这么认为），那么我赞同这些前提。如果说结论是我们那些存在主义者的结论，那么我无法苟同，因为这些结论与前提矛盾。（《最后的访谈》，1959年）
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直观地发现加缪思想与萨特式存在主义之间的具体异同。要知道，1945年时加缪与萨特正处于亲密战友阶段，所以加缪的这类否认绝不是20世纪50年代二人决裂后刻意划清界限，而是有理有据的自我认定。如果顺着加缪提供的思路重新阅读其早期作品，更可以看出其鲜明的独立性和思维特点，理解他在《西西弗斯神话》中对于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胡塞尔、海德格尔的评论究竟有何目的。正如1959年《最后的访谈》所言，他与存在主义者共享了某些理解人生的前提，但对于最终的结论，却大异其趣。加缪本人的这一系列说法和态度，无疑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即便日后仍然将其置于“存在主义文学”的框架和脉络之内，也需要强调和突出加缪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而非简单地混为一谈。
关于存在主义的问题仅仅是这部访谈中涉及的诸多话题之一。作为一部时间跨度长达十五年的访谈合集，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文学、思想、戏剧、政治、新闻等诸多领域。而在这些看似庞杂的话题中，凸显出一个在“孤独与团结”之间挺身直立的人物形象，立体而丰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在荒诞世界中生存的个体不屈的抵抗及其对于统一性的不懈追寻。对于理解加缪其人，理解其世界观、美学观与价值观，以及他的生活与创作态度，访谈的内容都颇有意义，值得将其译成汉语。在世界上，包括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在内，有单行本的加缪《演讲集》《书信集》《散文集》《笔记集》，也有庞大的作品全集，却从未单独编纂出版过任何《访谈集》，而这样的工作，为何不能由中国学者来完成或完善呢？在外国文学领域，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去做单纯的评价与分析，而把文献层面的整理工作视为原作者母国学者理所应当的任务。但在我看来，中国的年轻学者有能力也有必要与外国学术界展开更深入、更核心的对话。以与我们比邻的日本学者为例，在19世纪法国诗学领域，日本学者早已在文献层面成为法国学界的重要征引对象，甚至直接参与了一些诗人“七星文库”版作品全集的编写工作。在索邦大学的文学课堂上，经常听到法国名师们引用日本学者的学术观点。在法国出版的各种加缪研究专刊中，也常常见到日本学者的论述。这个曾经研习中国学术的国家，如今已经进入了欧美的学术主流视野，这一点值得我们反思和努力。如何在一个世界性的文学研究共同体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是我们正在面临的挑战。文化自信与文化输出，不仅仅包括我们自己灿烂的中华文明，同样包括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真正建树。
总之，从想法诞生，到最终收笔，这部《加缪访谈录》是我从文献收集工作开始一步步编纂、翻译、注释完成的。因此，也有必要在此分三个部分对读者进行一些基本情况的介绍。
《加缪访谈录》的编纂，主体上以法国伽利玛出版社2006年至2008年出版的新版四卷本“七星文库”《加缪全集》为底本。在“七星文库”丛书中，总共有两套与加缪有关的文集。第一套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学者罗杰·基里奥主编的《加缪文集》，分为《阿尔贝·加缪，戏剧·记叙·短篇小说》（1962）和《阿尔贝·加缪，随笔》（1965）两卷，以文体分类。这套文集本身带有加缪意外车祸去世后浓重的纪念性质，工期有限，收录的内容并不完整，除了一些加缪生前结集成册的时事评论文集，加缪作为记者撰写的各类社论、书评，以及在各种场合发表的演讲、评论、访谈、笔记几乎都未能收入。因此在标题上基里奥谨慎地没有使用“全集”二字，全书性质也更类似于“作品集”。第二套则是“货真价实”的《加缪全集》，共分四卷，采用了时间顺序，包括《全集一，1931—1944》《全集二，1944—1948》《全集三，1949—1956》和《全集四，1957—1959》，通过法国大批资深加缪研究专家的长期努力，基本收罗了除书信外加缪的各种书面文字，比旧版《加缪文集》多出五分之一的内容，也是当下全世界通用的学术性权威版本。访谈录中的大多数文章，便来自这四卷《加缪全集》。不过，这其中也涉及一些具体的文献问题。
首先，《加缪全集》收录的，均为加缪以文字发表的访谈，对于他在世时做过的一些电台或电视访谈，并未予以收纳。这也许和法国编纂者对于收录文本的范围认定有关。不过对于我们这部访谈录而言，这方面的影音资料显然没有放弃之理。我借助法国国立视听中心的部分声音档案，找到了三篇被全集忽略的访谈影音记录，并通过听写将其转译为中文。其中，有一篇1955年加缪与让·莫甘的访谈录音，长约二十分钟，在其中加缪详细谈论了他对于荒诞和反抗的思考以及有关《鼠疫》《戒严》的创作问题，尤其显得重要，提到了许多访谈录中其他文章未曾涉及的内容。加缪在其中提到，他在写作《鼠疫》时使用过两种紧密交错的风格——“个体风格”与“集体风格”，并且直白地指出，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之前没有在任何地方看到我接下来要对您讲述的内容被揭示过”。而这些内容在中文世界中也和当年的法国批评界一样从未被人提及，它对我们如何理解《鼠疫》具有重要的启发。另外一篇关于《卡利古拉》的录音（《加缪谈1958版〈卡利古拉〉》）以及一份关于《群魔》的影像资料（《加缪谈〈群魔〉》），也是对相关话题的有益延伸。虽然这些影音档案处理起来比纸质文本费事得多（尤其是加缪特殊的阿尔及利亚口音），但意义却不可轻视，值得投入时间听写比对。可惜的是，由于疫情原因，法国的许多公立机构正处于闭馆状态，我只能通过网络获取一些有限信息，不敢妄言自己已经完整收集了加缪全部的语音和视频资料。不过，这将是我的努力方向，在疫情逐渐解禁之后，我将择机前往法国国立视听中心的档案室继续收集、整理素材，为后续进一步增订做好准备。
其次，“七星文库”版《加缪全集》在收录这些访谈时，有时会对提问者的文字进行删减，甚至发生过误删加缪原话的情况。其中，有的提问，比如收录于《时事评论集》中的《三次谈话》首篇《与加缪相遇》，最初发表于1948年6月第111期《开罗杂志》，后来在收入《时事评论集》时，由于篇幅原因，提问者的陈述在结集出版过程中被加缪本人进行了删减。事实上，这篇文章与其称之为“访谈”，不如称其为“对话”，其中不仅加缪详细谈论了自己的观点，提问者本人也充分亮出了他的态度，两人之间多有冲突和交锋。因此，删除提问者的相关评述，不但会导致文本的连贯性出现问题，更会在阅读这份问答时产生一些隔阂，看不清加缪某些意见的具体所指。所以，还原文本是有必要的，读者由此可以看到提问者的详细论述，看到他在各个问题上的理解和态度，也因此更能理解加缪究竟在针对什么、回应什么。
除了加缪本人的删节，《加缪全集》的编写者在收集文献时偶尔也会进行主动删改。例如《关于〈修女安魂曲〉的几次访谈》，在《加缪全集·第三卷》《修女安魂曲》的《附录》中，原题便叫作《几次访谈片段》。其中第一篇《阿尔贝·加缪与威廉·福克纳的相遇能否为我们带来第一出现代悲剧？》，便删去了《世界报》记者在访谈内容之前的背景铺垫，而这一部分内容对于中国读者理解文意和背景显然有其价值。又比如其中的第二篇《阿尔贝·加缪：“这个悲剧的世界尚未找到属于它的剧作家。”》，不但删去了《战斗报》开头的一些铺垫文字，甚至误删了原文结尾加缪本人的谈话。《阿尔贝·加缪：“福克纳把古代的宿命带回了剧场。”》一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还有《文学新闻报》上的《阿尔贝·加缪对我们说：“福克纳是最伟大的当代作家。”》一文，原始报刊上该访谈分左右两栏，在全集中仅剩左半部分，右边一栏内容被整个漏掉了。凡此种种，都必须通过核对原刊加以增补。又比如发表于《洛桑日报》的《与阿尔贝·加缪访谈》，其中不但提问者的陈述部分在收入全集过程中遭到了大面积删节，原文的分节方式也遭到了破坏。因此我也根据当日的《洛桑日报》原刊进行了恢复。
除以上种种删节，《加缪全集》在收录文献的过程中还存在个别遗漏。例如1945年10月17日《歌剧报》上的访谈，全集并未收录，在本书中我根据法国国家图书馆中的原刊胶卷进行了增补。在这篇加缪早年的访谈中，他不仅谈到自己对于“存在主义”这一标签的拒绝，而且明确指出了他从荒诞走向反抗的思想脉络：“一个断定人类的生存处境颇为悲观的思考者，为什么不能感到与他那些被奴役的同伴团结一致，并且从中发现行动的理由呢？”这对于我们理解加缪的思想演进，具有深切的启发性。
关于访谈内容的编排，我最初曾尝试以主题划分类别，如文学类、思想类、戏剧类、政治类、新闻类等。在原本的设想中，这样的分类可以让读者对于各个类别的内容产生更加集中、具体的印象。但在实际编排中，我发现这样的分类难以操作，因为除了一些专题访谈，大多数访谈会兼及数种内容，难以单纯归纳为文学类、思想类或是政治类。因此，我最终还是在大体上选择了最中规中矩的时间顺序，包括相关影音资料，也根据其对应的采访时间插入本书之中。时间顺序当然不是没有好处，读者不但可以发现其观点的内在演化和发展，而且可以直观地了解到这些观点与外部时局的关联。但同时，我也对一些特定内容的访谈进行了合并。例如《关于〈卡利古拉〉的几次访谈》，其中头两篇均发表于1945年《卡利古拉》首次上演前后，第三篇访谈则作于1958年加缪重导《卡利古拉》并对剧本进行修改之后。为了帮助读者对《卡利古拉》各个版本的前世今生产生更具体连贯的了解，我将这三篇访谈放在了一起。总的来说，我的编排以时间顺序为主，并在一些特定之处选择了相同主题的集中收录，以此尽力增强全书的整体性与连贯性。
在本书中，绝大多数访谈系首次译成中文。其中，以下几篇在2010年上海译文版《加缪全集》中曾经得到过翻译，分别是：《加缪全集·散文卷二·时政评论一集·三次访谈录》（杨荣甲译）、《加缪全集·散文卷二·时政评论二集·仇恨的强制性》（王殿忠译）、《加缪全集·散文卷二·时政评论二集·关于反抗的谈话》（王殿忠译）、《加缪全集·散文卷二·时政评论二集·艺术家和他的时代》（王殿忠译）、《加缪全集·戏剧卷·答记者问》（李玉民译）。
在本书中，我重译了这些篇目。我认为，任何一次翻译工作，均存在其历史性的贡献与局限，二者均无须讳言，我这本《访谈录》也不例外，本书中的翻译错误，日后必将得到其他学人的进一步修正。正如我自己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自己的译文能够成为一块坚实可靠的踏脚石，不至于太过迅速地凹陷、碎裂。”
《加缪全集》的推出，不应该成为一个终点，而应该是一个开始，还有许多相关翻译工作亟待展开。作为后来者，我唯一的目的与意愿，就是精益求精，以谦恭的态度面对加缪的每一句话，尽一切可能体察他的题中之意与话外之音，将加缪的文字更全面、更准确地传达给广大读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真正有价值的学术探讨。
关于翻译的第二类问题，是翻译的文风问题。这涉及本书中各篇访谈的原始性质。有的访谈是记者与加缪直接交流后的记录，有的访谈是加缪收到相关问卷后的书面回复，有的访谈则是现场对话的录音录像，还有少数一两篇根本就是加缪的自问自答。情况不同，文风也有所差异。有一些偏口语，有一些更书面。有一些复杂套嵌的长句极多，有一些则以短小的分句为主，还有一些则充满了口语的打断和插入。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竭尽所能地试图贴近原文，但也不敢妄言做到了一一对应，究竟是否有效只能交由读者评断。
关于翻译的第三个问题，则是全书的标题。对于标题，我曾经想到过好几个选项，比如“反抗荒诞”，显然是加缪思想的两个核心关键词，又比如“我不是存在主义者”，则在一目了然地澄清概念之余，充分吸引读者的眼球。最终，我决定将正标题命名为“孤独与团结”，主要出于以下几种考虑：第一，加缪在这部《访谈录》中，不止一次谈到了“孤独与团结”这一话题，这组词汇对于其人生而言，可谓精准的写照；第二，加缪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使用过“孤独与团结”这一提法，其中暗含了他的某种自我认定。这部《访谈录》涉及的内容颇多，但归根到底，实为一位作家走过的人生。“孤独与团结”，恰恰折射了这段人生的本质。
在这部十多万字的小书中，注释的篇幅大约两万字，占到了全书的五分之一。这样的注释比例显然有异于传统的学术译著。注释部分也是我在编译本书过程中最为用功、用力之处。因为，与本套丛书中的其他几册不同，加缪的访谈，跨度长达十五年，提问者各不相同，每一篇都可能指向特定的时事、背景、经历。在问答中，涉及的人物、事件、情境等更是丰富庞杂。如果缺少成体系的详细注解，对于广大读者来说，许多内容会显得过于疏离，难以理解加缪的用意。如果最终的阅读结果仅仅是抓住加缪的只言片语、个别“金句”，就完全背离了我的预期与用意。因此，我选择以详注的方式为读者补充相关信息，唯一的目的就是帮助读者增进对访谈内容的理解，扩展相关知识面，填补相应背景内容。这并非为了注释而注释，更不是知识层面的暴露癖发作。注解的写作过程，也远非一蹴而就，常常需要重新阅读大量文献之后方能谨慎下笔，并在整部访谈的翻译过程中不断进行修改和调整。本书的注释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对于每一篇访谈，都有一段简单的题注，内容包括访谈最初的发表时间、发表刊物、提问者姓名等。如果遇到一些具有特殊性质的刊物，如新教刊物、西班牙共和派刊物，并且刊物性质直接影响了相关提问和加缪的回复，也会用简单的文字予以点明。
第二，是关于问答中涉及的人名。注解的基本格式，是“人物全名（法语全名，生卒年月）：基本介绍，与加缪的关系”。我的主要工作，放在了其中的最后一部分，即“与加缪的关系”方面，让读者充分了解该人物与加缪的交往、对加缪的意义，尤其是此人出现在具体上下文中的主要原因。也因为如此，对于同一个人物，涉及不同的访谈背景，可能有不同的注解，目的只是为了帮助读者进一步查明背景、理解文意。
第三，是关于问答中涉及的各种作品、事件、经历、背景等，我会从与加缪相关的内容出发做出相应的解释和点评，内容多为法国学术界的公论，并融合了我自己的学术判断。其中许多内容，其实是对访谈的补充，因为在访谈的原始语境下，许多内容在提问者与对话者之间不言自明，但这种不言自明性对于中国当代读者而言并无效力，因此需要阐释清楚。
另外，关于文中提到的加缪相关文本，例如《局外人》《西西弗斯神话》和《鼠疫》这类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我或者不予注释，或者一笔带过。而对于加缪其他在国内相对不太知名的作品，则介绍得相对细致。我的用意，一方面是传达信息、厘清文意，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引起读者对这些作品本身的兴趣。
第四，是对一些特定法语单词的解释，它们或者包含多义性，或者在意义上存在某种特殊性，与其通常的用法有所区别，故而通过注释对我的译法加以说明。
第五，是一些纯粹知识性的注解，涉及一般性的法国或欧洲文化、制度、政策等。
以上五类，就是本书中我的主要注释类型。读者既可以选择在阅读访谈的过程中随时参阅，把它当成某种附属文献或者从属于访谈的延伸文本，也可以将其抛在一边，优先进入加缪的谈话，后续再慢慢梳理相关知识点。关于全书注释信息的由来，首先，在四卷本“七星文库”版《加缪全集》中，每一册正文后原本就附有法国学者的注释内容。我在译注过程中，充分参考了其中的信息，并根据中国读者更能接受的方式进行了彻底重写，把中国读者更加需要的内容予以突出。除此，大多数注释内容法语全集中并不存在，是我专门为中国读者撰写的。这方面的信息主要来自我手头的数十部加缪研究专著以及我十多年来在法国进行加缪研究的知识积累。还有少部分与加缪本人无甚关联的内容，比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与高尔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争论（见《阿尔贝·加缪谈〈群魔〉的改编》），比如诺曼·梅勒的《白色黑人：关于非主流文化的浅层思考》（见《最后的访谈》），相关信息则来自中国知网及欧美学术网站中的相关论文。
以上就是本书在编纂、翻译与注释方面的基本说明，至于书中的内容，可谈的地方有许多，却不必忙着在这里谈，留待读者自己去阅读、体验、思索，相信每位读者都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心得。至于我自己，只想在这里引用《最后的访谈》中一句让我陷入深思的问答：
——您认为，相比于热尔曼妮·布莱，法国批评家在您的作品中忽略了什么？
——阴暗之处，我身上盲目与本能的一面。法国批评家首先感兴趣的是思想。不过，相较而言，研究福克纳的时候能不去思考他作品中“南方”的意义吗？
我们在研究加缪作品的时候，是否也过于重视“思想”，因而忽视了他作品中的“阴暗”之处，忽视了他“身上盲目与本能的一面”呢？它们在加缪的作品中具体如何体现，产生过怎样的意蕴，传递出怎样的冲突呢？那种黑暗滞重与光明坚韧之间的搏杀，是否才是加缪创作世界真正的秘密所在呢？在这寥寥数语之中，蕴藏的内容引人深思。这些令人回味的只言片语，同样是这部访谈录的价值所在。
我对加缪的系统研究开始于2010年入学巴黎索邦大学文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之时。当时我正是选择了加缪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我依然记得，在2012年硕士答辩中，我的论文《阿尔贝·加缪与地中海世界》获得优秀等级，其中，答辩主席、我的硕士导师米歇尔·缪拉先生对我的赞誉和肯定，让我深深感到需要为加缪在中国的传播做出更多成绩。之后，我的研究重心转向了加缪的好友勒内·夏尔。2018年，勒内·夏尔的第一部完整中译本诗集《愤怒与神秘》已经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事实上，在这部访谈中，同样不时闪过夏尔的身影：“勒内·夏尔是自从兰波以来法国诗歌中最重大的事件。”（《加缪断言：“自由是现代世界最严峻的问题。”》）“他对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一位大诗人以及一位具有无限天赋的作家，而且完全像是我的一位兄长……他的诗作立身于法国文学所创造出的最伟大，的确是最伟大作品之列。总而言之，自从阿波利奈尔以来，在法国诗歌中，没有任何革新可以与勒内·夏尔所实现的那种相提并论。”（《斯德哥尔摩媒体见面会实录》）每每译到这样的段落，我总会感到隐秘的欣喜。当然，我对加缪的研究工作也没有放下，在这十年中，我发表过若干关于加缪的论文，撰写过一些关于其作品的导读，却总觉得还缺少些什么。现在，感谢“中信出版·大方”的蔡欣女士与作家赵松先生，让我有机会主编这套丛书，自由选择翻译对象与译者团队，也让这部《加缪访谈录》获得了问世的契机，更让我心中感受到一份踏实和满足。同时，我也要向我的朋友们致谢：在相关音频资料的笔录过程中，我的法籍友人杨铭先生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在寻找《开罗杂志》原刊的过程中，旅法艺术家田德熙的岳丈哈利姆·多斯教授伸出援手，从开罗的图书馆中找到了这期杂志，从而对访谈内容进行了补全。我的朋友旅法青年学者杜超先生出入巴黎多个图书馆，帮我拍摄扫描了多篇报纸原刊，还包括法语版全集未收入的访谈篇目，使我得以查漏补缺。在翻译过程中，我与旅法青年学者宋迈克先生与贺林欣先生就法文原意进行了大量深入而富有成效的探讨，获益良多。
虽然恰如前文所述，由于疫情原因，文献的编纂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后续依然有不少增补空间，不过，对于加缪文本的翻译工作，我会有条不紊地继续推进，借用加缪本人的话说：“这绝不可能是一个终点，而恰恰是一个开始。”
张博
2021年3月28日夜作于金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