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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截了当，毫不做作，精力充沛，阿尔贝·加缪抓住了美国先锋文学团体的想象。他被认为是“抵抗运动”时期最具天赋的年轻作家，受到这个国家众多人士的热情接待。
作为纳粹长期占领期间的地下报刊《战斗报》的发行人，加缪已经放弃了新闻事业，正在致力于书写一系列已经开始发挥世界影响力的意义重大的书籍。
面对这段时间向每一位法国年轻作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您是存在主义者吗？”——加缪颤抖了。他厌恶体系。他坚定地宣称：“您借助思想原理和意识形态无法解释任何东西。”
加缪断言绝望与彻头彻尾的焦虑在例如“存在主义”这样的当代哲学思潮中扮演了一个过于重大的角色，他主张我们应该通过某种积极的反抗而非消极的拒绝去解决我们的问题。
他本人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反抗思想，这绝不仅仅是一句空话。这方面的证据，不仅体现在他在战前与战争期间所采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积极立场，还有他选择在其作品例如《局外人》中展开的诸多主题，这部作品几年前在法国完成并出版
，最近刚刚由阿尔弗雷德·克诺夫出版社
在美国发行。
“一般而言，理解偏差之处在于，”他解释道，“当人们使用‘反抗’一词时，它通常被认为牵涉到拜伦式
的浪漫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但是反抗完全可以拥有某种更加谦逊的意义。”
吸引
他说，《局外人》的主人公，仅仅是“一个拒绝撒谎的人。这一点就是其含义的概括和要旨。书中的第二层意义则是，社会似乎认为，它需要的是一些只打算提供情感表层符号的人。如果有人敢于讲述他真正的感受，如果他反抗不得不撒谎的事实，那么社会终将把他摧毁。《局外人》是关于一个真诚之人反对这种世界的故事”。正是为了反对这种世界，加缪认为我们必须反抗。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不仅仅是某种对我们自己的抽象，而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在每一次具体的行动中。不是在某个“异世”空间中，而是在此世之中。现在。甚至此时此刻。
加缪是一个谦逊的人。从他谈话的方方面面都可以感到。从他谈论纽约的方式中就可以感到这种谦逊。吸引他的不是我们的摩天大楼，而是我们的包厘街。相比他直到现在为止读过的20世纪文学，他更喜欢我们的19世纪文学——梅尔维尔
与亨利·詹姆斯
。从他的穿着方式中亦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一身粗呢西服透着一种闲散的优雅。从他的表达方式中仍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没有哲学的佶屈聱牙。
在美国有一件事令他大为赞赏，那就是，作为欧洲人，他可以自由自在地闲逛而无人要求他出示身份证件时的那种美妙感觉。不过，尽管拥有这种自由，当他注意到我们对待黑人的无耻做派时，他悲哀地摇了摇头。如同大多数欧洲人一样，在这方面他被我们的态度震惊了，甚至在抵达我们的海岸线之前就已经被震惊了，这很明显，例如，在他决定亲自负责确保理查德·赖特
的作品在巴黎得到翻译出版的时候。
“我寻思着，”他继续着他的沉思，“除开美国的朝气与显而易见的活力，我们这些欧洲外人，根据欧洲刚刚经历的危机，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告诉美国。我想到的就是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现状很重要。非常重要。我们被时代催促着。我们需要迅速成熟起来。我们没有时间浪费。”
出生于康斯坦丁省
，加缪在五个月大时被带到了阿尔及尔，在那里他一直生活到1938年
动身前往法国以便在报界展开工作。他在阿尔及尔公共市立学校接受了教育，在十岁时得到了一份奖学金，为了维持学业，曾从事过十二种职业，小小年纪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
他的父亲死于1914年
，当时加缪还是一个婴儿。他的家庭非常贫困。他的母亲为了供养他和他哥哥，在他们童年时无休无止地工作。他对未来的设想？
在美国，他充满激情地向学生和其他年轻人讲话，与那些具有人类相互依存意识的人建立联系。在他的寻觅中，就像在他的作品中一样，找到某种说明人类进步性的神学论据或者特定理性论据的必要性并不如找到进步本身的迫切要求那么令他费心。督促着他的，是希腊的西西弗斯神话，西西弗斯投入了一场注定失败的与逻辑抗衡的战斗，毫不间断地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不顾事实上他不但永远无法抵达山顶，而且岩石总是不可避免地滚落山脚。
他本人的哲学立场超越了笛卡尔
的传统理性主义。他如此总结道
：“笛卡尔说过‘我怀疑，所以我思考，所以我存在’。对我而言，我把笛卡尔的‘我怀疑’加以替换，落实为从理性主义的角度看世界是‘荒诞的’。因为世界是‘荒诞的’，所以我不说‘我思考’，而说‘我反抗’。如果我在反抗，这并不意味着‘我存在’，而是‘我们存在’
。换句话说，我的反抗不但涉及我自己，而且涉及人类。”
加缪哲学思想的三阶段最终将在目前已经预先加以考虑的三组系列作品中得到展现：“荒诞”系列反映的是一本像《局外人》这样的书的特点；第二个系列将在关于人类反抗的作品中得到体现；第三个系列将基于“我们存在”这一观念，由一部小说、一本随笔和一出戏剧加以表现。于是我问他：“之后是什么？”“那么，”他微笑着回答道，“将会有第四个阶段，我将写一本关于爱的书。”
在已经完成的作品中，除了《局外人》，还有《西西弗斯神话》《卡利古拉》《致一位德国友人的信》《误会》《婚礼》。
加缪放弃新闻工作全力投身作家事业的决定是决定性的。在当下的法国，带着这样的构想要养活一个女人和两个孩子
并不容易——尤其是当我们拒绝“妥协或庸俗化”的时候。
尽管身体脆弱，加缪依然是一个肩负使命的果敢年轻人。我们不禁想到，他清晰可感的谦虚以及他的献身精神将引导他走得长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