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

（在近五年暴露于公众视野之下的诸多作家中，阿尔贝·加缪是其中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他属于这样一类人，他们深信其使命的重要性，对一切表达方式均加以运用：小说有《局外人》，戏剧有《误会》和《卡利古拉》，随笔有《西西弗斯神话》。作为抵抗运动中的行动派，他在《战斗报》中的那些社论，其思想与风格的高贵，为他赢得了那些哪怕不赞同其观点之人的尊重。

毫无疑问，由于他在《局外人》中描绘了一个与萨特作品里的诸多角色一样，以挑衅的方式与生活格格不入的人物，一些人便把阿尔贝·加缪当成了一位存在主义的门徒。他本人拒绝对这种哲学思想进行定义，而萨特为存在主义的纲领之作《存在与虚无》收尾的一句话“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 ，也没有对此给出完善的定义。不必一直回溯到柏拉图，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舍勒就已经强调过，在一个恩典似乎是抵抗绝望的唯一法门的世界里，人类与这个世界的种种矛盾挺身相搏时产生的焦虑。不过，在今天自称存在主义者的年轻一代之中，只有少数人拥有充裕的时间和必要的修养，去对一个在他们头脑中依然含混的学说追本溯源，而一出类似《禁闭》的戏剧则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惊人甚至诱人的阐释。

加缪被视为这一流派的领袖人物，不过他看上去却非常年轻，几乎就是一个学生。在他狭长、不匀称却又颇为和谐的脸上，一双眼睛在固执的额头下露出笑意，一张美食家的嘴上也没有那种破坏过许多思辨者面部表情的苦涩皱纹。感觉得到，在他身上，淳朴与平和抵御着抨击谩骂和揶揄奉承。他带着一种略带嘲讽的殷勤接受了采访，比那种爱慕虚荣者的趾高气扬更加吓人。在被各种电话铃声骚扰时，他露出一种孩子气的微笑轮流回击道，“加缪先生已经走了”“加缪先生还没有来”。对于我的第一个问题，他的回答是：）

不，我不是存在主义者。萨特和我只要看到我们两人的名字被连在一起，就会感到震惊。我们甚至打算有朝一日一起发布一篇短小的公告，由两个签名者共同确认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共通之处，拒绝为那些他们本可以各自承担的债务进行担保。因为说到底，这就是一个笑话。萨特和我在认识彼此之前，已经把各自能发表的都发表了，没有例外。我们的结识只是为了确认彼此之间的差异而已。萨特是存在主义者，而我发表的唯一一本思想类著作《西西弗斯神话》，其目的正是反对那些被称为存在主义者的哲学家。

（电话响了。这次加缪先生人在。不过刚好有时间取消一次预约。接着他继续回答道：）

的确，萨特和我都不相信上帝。我们也同样不相信绝对的理性主义。但说到底，于勒·罗曼也不相信，马尔罗、司汤达、保罗·德·科克、萨德侯爵、安德烈·纪德、大仲马、蒙田、欧仁·苏、莫里哀、圣-埃夫雷蒙、雷兹枢机主教、安德烈·布勒东都不相信。有必要把所有这些人都归入同一个流派吗？我们不如先把这个问题放到一边。总之，为所有那些没有生活于恩典之中的人找到切身利益，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需要为此而道歉。是时候去着手照顾这些人了，因为他们的人数最多。

一种强调世界之荒诞性的哲学思想不会产生让他们陷入绝望的危险吗？

考虑到我谈话内容的相对性，在此我只能从个人角度予以回答。承认我们身边形形色色的荒诞性，这是一个阶段，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经验，但这不应该成为一条死胡同。它将引起一种有可能变得十分丰饶的反抗。对于反抗概念的某种分析，有助于发现某些概念：能够重新赋予生存以某种相对意义的概念，尽管这种意义始终受到威胁。

反抗在每个人身上呈现出各种独特的形态。有没有可能用一些适用于所有人的概念去满足它呢？

有的，因为如果说有一件事在过去五年中得到了发扬，那就是人们彼此之间的极端团结。一部分人是在罪行中团结，另一部分则是在抵抗运动的振奋中团结。甚至于存在受害者与刽子手之间的团结。当有人枪决了一个捷克人，博纳路的杂货店主也被瞄准了。

法国人的个人主义使得他们难以真正体验这份团结。

这还有待证明。另外，在一个荒诞性乍看如此深重的世界上，必须对于他们之中的各色人等形成更大的理解，具备更大的真诚。必须做到这些，不然就是灭亡。为此，某些条件必不可少：人必须坦率（谎言会把事情搅乱），自由（和奴隶是无法交流的）。最后，他们还必须在身边感受到一定的正义。

在《西西弗斯神话》中您曾经写道：“一个不抱希望并且对此清醒自觉的人不再属于未来。”既然您不相信那种本质上宗教性的逃避，那么您不担心看到年轻人危险地远离行动吗？

如果今天人们在上帝之外既不能生存也无法行动，那么也许一大批西方人将患上不孕之症。年轻人很清楚这一点。之所以说，例如我和许多学生一起感受到了这样一种团结，这是因为我们都置身于同一个问题面前，因为我相信他们愿意像我一样去解决问题，注重效率并且为人类服务。

为了如此清晰地了解年轻人，您做过教师吗？

从来没有。不过为了继续我的学业，我曾不得不从事各种工作。我曾搞过汽车配件，进过气象台，干过海事中介。我曾经被政府雇用，当过演员（我曾经加入过一个剧团，每月表演十五天，剩下的时间则用来准备我的学士学位），最后还做了记者，这让我能够到处旅行。

在干过各行各业之后开始写作，这一点在美国比在法国更加常见。您的第一部小说，《局外人》，使人联想到福克纳、斯坦贝克的某些作品。这是不是某种出乎意料的偶遇呢？

不是。美式小说技巧在我看来似乎通向一条死路。确实，我在《局外人》中使用过。但这是因为我的意图是去描写一个表面上看没有意识的人，而美式技巧恰好适合于此。随着这一手法的推广，将会抵达一个由自动木偶与本能组成的世界。这将是一种巨大的贫瘠化。这就是为什么在把属于美式小说的东西物归原主的同时，我愿意用一百个海明威换一个司汤达或者邦雅曼·贡斯当。我为这种文学对于许多年轻作家的影响感到遗憾。

不过您却被视作一位革命性作家。

我不知道这到底想表达什么。如果对自己的技艺提出质询就是革命性，那么也许吧……不过我无法想象缺乏风格的文学。在艺术领域我只了解一种革命，它亘古未变，那就是形式与内容、措辞与主题之间精准的相互适应。从这个角度看，我只发自内心地喜欢伟大的法国古典文学。我的确把圣-埃夫雷蒙与萨德侯爵的作品也归入其中。同样，我也的确把一些当下或过往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排除在外。

您还有哪些计划？

一本关于鼠疫的小说，一本关于反抗者的随笔。也许我还应该下定决心学习一下存在主义……

（在这个俏皮话中，我离开了阿尔贝·加缪，有些出神。许多人不再相信某种高于人类处境的理想，而他试图在这些人中间建立的团结，是否足以令他们从绝望中脱身呢？“地狱即他人”，萨特在《禁闭》中说道。在一个充斥着向身边形形色色的荒诞性屈服的人的世界里，这些“他人”能否通过他们独自的领悟，甚至通过他们兄弟般的友情，让这个世界的氛围变得可堪接受呢？完全可以对此存疑。不过，在那些醉心于此类问题，甚至参与过政治活动的诸多人士里，能在其中一位身上遇见如此之多的乐观与善意，这似乎已经相当令人鼓舞了。我们焦急地等待着-在其他各种方案之后-阿尔贝·加缪先生不久将为我们提供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