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蕴含着对工业城市空间、土地等具体空间形态的论述，对于研究当前我国以及全球的许多经济社会问题具有重要启发和指导价值。在全球化、信息化等推动下，我国城镇化水平持续快速提升，2020年已超过60％，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期，空间将逐步成为重要稀缺资源。但我国城镇化乃至空间发展布局等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生态空间压缩及环境污染防治仍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和挑战、城市社会阶层分化、“城中村”现象、城市竞争加剧、“土地财政”等，要客观、准确理解和认识当前我国空间及空间生产的具体形式及存在的问题，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空间思想解析和解答有关空间问题，与时俱进地赋予空间新的表达形式，重新审视空间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
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处于工业化加速扩张时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空间问题，尤其是研究蓬勃发展的工业城市和土地等空间形态。随着以科技革命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持续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空间内涵和外延也在逐步拓展，且在当代其表达形式更加丰富和多元化，劳动者、信息、资本、物质资料等加速流动成为空间的新形式，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解具有重大意义。以现代信息网络空间为例，现代网络系统是由电子交换网络物质载体构成的，通过节点、核心向外延伸至末端，网络空间背后是不同的人，因而，信息网络空间也具有社会属性。“流动空间不是我们社会中唯一的空间逻辑。然而，流动空间依然是支配性的关键逻辑。”
因此，流动空间节点上具有支配权的主体，体现了由流动空间构成的生产关系，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及再生产，流动空间也直接进入生产过程，从而构成空间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随着人们对空间认识的深入，空间在生产和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重要。进入21世纪，互联网、交通、电子信息、物联网等事业快速发展，资本、信息、商品流动使得流动空间成为当今发展速度最快、应用最广泛的空间形态之一。因此，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均应当给予流动空间足够重视，积极推动和促进其参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提升国际竞争力，加速现代化进程。
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明确指出了空间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空间利用效率和空间生产力水平提升都是未来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内在动力和核心任务。当前，社会发展空间呈现结构不优与局部不足并存特征，成为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并引发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只有持续推动空间生产，提升空间生产效率，加速释放空间生产力，才能为发展注入新动能。而空间生产具体形式有两类：一类表现为物理空间形态的增多，另一类表现为空间内部结构的变化。
具体而言，第一类空间生产通过增加空间的具体形态来实现，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就属于这类空间生产形式的典型代表。城镇化使城市成为产业载体，更多劳动力摆脱土地束缚进入城市的产业体系，将农业用地转为城市、工业用地，实现空间的增加。进入21世纪，在城市化浪潮中，部分大城市出现了以人口从大城市和主要的大都市区，向小的都市区、小城镇迁移为主要特征的逆城市化现象
。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角度看，逆城市化是大城市在生态、生活、生产空间方面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必然现象。当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空间功能和类型的需要增加，城市空间使用和利用趋近于极限并难以持续时，人口就会由大城市向外迁出，从而获得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为劳动力再生产提供支撑。因此，应当加强城市规划，优化生产生活空间布局。
第二类空间生产则通过优化空间区位、调整空间结构等实现。全球化可以看作这类空间生产形式的典型代表。全球化通过推动劳动力、信息、数据等资源要素流动，实现产业分工在全球的调整，从而加速优化各地经济结构。这一方面促进了全球生产力的提升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全球资源要素向资本主义国家倾斜，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和各类危机转移。随着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不断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速国家、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不仅如此，我国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不协调发展现象。这些现象表明，当空间供给不足时，就会对相关生产力的发展形成限制与阻碍，空间不足既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土地、厂房等供应不足，也是物质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流动空间供给不足，同时也可能是住宅问题等导致劳动力再生产空间不足而引发的空间供给不足，因此，产业迁移、城市蔓延、生态空间退化等都是受此影响的后果。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在处理全球化问题时，需要顾及空间生产效率和生产力问题。
空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核心内容。空间既是生产资料用于承载商品生产，又如商品一样被生产。空间生产与社会生产过程紧密相关，空间价值与劳动价值密不可分。因此，商品生产离不开空间承载，同时，空间生产也离不开社会主体对生产的参与和控制。生产需要空间作为生产资料和生产力载体，而空间的生产也必须基于具体的生产过程才有价值。在我国城镇化发展初期和中期，城镇化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大量新城、新区建设未能较好将居住空间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结合，建筑光鲜亮丽、住宅楼宇密集却无人入住，缺乏产业及公共空间支撑。新城或新区的价值是通过参与劳动过程来实现的，实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脱离生产而仅仅作为一种商品的居住空间或房地产产业本身，并不能实现价值的持续增长。只有当新城、新区等生产出的空间投入到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其本身的价值及价值增长。所谓“鬼城”的出现，违背了空间生产的基本规律，未能将空间生产和空间内的生产结合，盲目或单纯推动空间生产，缺乏价值持续增长的动力。因此，政府、市场、社会主体在考虑城市空间发展时，要尊重空间生产的基本规律，处理好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关系，这样才能使新城、新区等真正成为经济增长极和助推器。
全球经济危机带来经济衰退，民粹主义浪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等突发事件使世界经济贸易受到较大冲击。在此背景下，我国审时度势提出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经济全球化前景不明确的趋势下，通过有效的公共服务投入，大量科研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产能结构调整、发展动能转换、内需激发等诸多措施，有效恢复并提升了生产能力，使主要商品生产在国内经济体系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产、消费、分配、交换的循环过程，生产和再生产能力大幅提升。从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经济学理论视角看，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本质是对现有空间这一生产资料进行重新组合，同时，整合现有空间生产要素，提升经济效率。经济学意义上的空间具有物质性和自然属性，因此，空间在生产过程中会被作为一种生产资料，空间生产资料会受到所在地区政府、市场、社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一影响将直接或间接造成空间生产能力和空间功能的提升。在外部因素影响下，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主体行动逻辑和驱动力会发生变化，可能造成空间这一生产资料的联系被割裂，影响整个经济系统的循环。
在此背景下，受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及经济危机的意外冲击，我国国内经济系统必须建立起自循环体系，在内部构建新的更加稳固的生产资料间的空间联系。因此，一是必须对严重不足的空间进行补充，如我国部分高技术产品的生产空间严重不足，以往通过国际贸易等形式获得的高技术商品如芯片、精密仪器等，在国内并没有对应的生产空间。这既包括上下游配套产业链的工厂园区等直接用于商品生产的空间，也包括研发中心、技术人员培育等空间。对此，必须通过政府引导，加大资本和社会投入力度，积极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壁垒，建立健全高新技术产品、商品的供应链与产业链，通过设立研究中心、技术孵化器等生产助推高新技术的空间。二是进一步优化空间结构，有效提升空间生产效率。如，我国大宗出口商品的生产空间严重过剩，国际市场空间不足，机电、纺织、小商品、钢铁等长期以来是我国对外出口的主要商品，而这些商品在国内生产空间严重过剩，表现为庞大的产业工人和产业规模。内部竞争造成空间浪费，当国际贸易受阻、市场空间缩减时，这部分生产空间的过剩愈发突出。要顺利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避免引发系统性危机和风险，需要对这部分生产空间进行调整缩减，同时深挖内需，加强市场整合，使生产空间与市场空间相互匹配，推动国内大循环顺畅运转。总之，国内大循环的主要实现方式是整合与优化国内生产空间和市场空间，使关乎国计民生的各种重要商品在国内经济体系中既有足够的生产空间，又有相应的市场空间，从而实现空间方面的生产要素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