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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空间思想建立在对传统哲学思想中的空间理论的批判和扬弃基础之上。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传统唯物主义空间思想划分为自然主义唯物论和人本主义唯物论，因此，马克思对旧的唯物主义空间思想的批判就分为对自然主义空间思想的批判和对人本主义的空间思想的批判。他在批判中逐步认识到，要克服自然主义对自然空间问题和人本主义对象化去思考空间问题的弊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
。马克思在思考“空间”问题的思维方式上发生了转变。因而，马克思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确立了从实践中理解和解释空间问题。正是人的主体实践活动才构成了人类社会和自然复杂大系统间的有机联系。马克思认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因此，从实践理解的空间是具有属人性的空间，是人化自然空间、社会空间、改造人的空间的统一。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空间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其形成与发展受人类实践的制约，空间“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因而，空间既不是“容器”，也不是“绝对空间”，物质、时间和空间三者是不可分割的。
马克思的空间思想是对空间基本性质认识的持续完善的历史过程。长期以来，哲学领域对空间的认识还局限于空间的物质性及物质存在的广延性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研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空间观的差异性，对空间和时间有了初步认识，开始关注自然哲学中的空间和社会空间的使用归属问题，为马克思空间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内容的丰富提供了思想启蒙，这也是马克思对空间问题最早的思考。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作完成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和地理思想。他们认为城乡对立的实质是一种空间生产的地理表现，分工的发展不仅与生产力相关，更与空间的生产有关，资本主义对其殖民地的控制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速了城市的建设发展，使城市空间范围持续扩大，吸引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最终使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管理等得到飞速发展，“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公共机构，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被首次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被划分为两大阶级。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需求的集中地这个事实，而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
，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乡对立的空间原因及由此导致的阶级关系和地理不平衡结果。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揭示了分工的空间生态形态以及殖民地空间的资本逻辑等。
随着马克思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关注，马克思之后的研究重心从哲学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写成的《共产党宣言》是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进行社会革命的宣言书，是建设科学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其中也体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间问题的关注，认为资产阶级在全球的掠夺和压榨将导致一个国家的社会阶级和阶层进一步分化，其生存空间进一步变化，“男工、女工和童工已经整个被纳入了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规划与设计的剥削体系中，在社会空间意义上，他们却又毫无差别，都痛苦地经历着被压榨被剥削的命运”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通过资本逻辑减少地理障碍，为大工业生产销售提供保障，同时，资本主义的地理重构策略对封建社会进行解构，使农村从属于城市，未开化和半开化地区从属于资产阶级，正是这种不平衡地理发展模式促进了资本的积累。
在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均蕴藏着重要的空间思想。马克思逻辑周密地论述了货币、资本、土地等与空间的辩证关系，“空间资本化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
“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
。同时，马克思还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始终要经历一个空间物化的阶段，“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
。《资本论》作为马克思的重要著作，以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商品和劳动为起点，沿着资本的逻辑，研究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及社会生产流通总过程中的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核心问题。空间以产品和生产资料的形态，参与资本积累和生产流通过程，资本在增殖、流通中追求剩余价值，也是空间的生产过程，“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资本家的统一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随着资本的流通，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在全球快速扩张，通过构建城镇体系、提升交通运输能力等，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花费的时间不断缩短，从而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引起了资本家对空间的剥削，使得全球经济空间格局出现不平衡。承载人类实践活动的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逐步被商品化、资本化，既是商品又成为生产资料，作为商品的空间拥有了使用价值和价值，即拥有了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
《资本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空间经济思想的形成过程，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性的空间经济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也进一步拓展了空间的内涵，丰富了空间的内容。第一，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在空间上表现为资本持续空间化的过程。马克思的空间经济思想主要基于欧洲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大生产的历史背景，工业资本在追逐更多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在原有规模基础上扩大再生产，在空间维度表现为工业资本的空间化过程。第二，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在空间上将受到双重剥削和压迫。工人阶级不仅受到工业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还要受到资产阶级把持的政府在空间经济上的剥削和压迫。马克思指出：“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获得充分的补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应获得一大笔利润。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涌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还将遭受卫生警察的起诉！”
第三，马克思对工业城市中工人阶级住房条件的恶化原因进行了深刻分析，即在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工人住房消费不仅是工人消费的重要内容，还关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以工人住房消费为核心，资本主义城市发展过程中，工业城市发展越快，资本积累的速度越快，工人所居住的场所就越坏，大量人口向城市集聚，“相对过剩的人口”导致了其居住环境越来越恶化。
恩格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从英国、法国、德国等工人实际居住条件出发，在资产阶级学者针对工人住宅问题的研究批判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工人住宅解决方案。恩格斯在1872年发表的《论住宅问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住房、贫民窟、移民区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指出资产阶级出于自身利益需要积极谋划为工人解决住宅问题。一方面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需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但住房短缺造成工人及其家属生存环境恶化，影响到劳动力质量；另一方面，资本家通过解决住宅问题来控制工人，不仅在劳动场所对工人进行控制，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控制工人，不仅能够防止工人反抗，防止传染病传播，也能够从投资建设房屋中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由此看来，资本家解决工人住房问题具有多重好处。但是，当工人的住房被当做一种商品之后，资本主义国家均不愿意提供充足的住房，使得工人住房短缺。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始终以追求剩余价值为目标，房主瓜分剩余价值，使得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被勒索去一部分。随着城市发展，城市中心的地皮价值被提高，“原先建筑在这一区域的房屋，不但没有提高这种价值，反而降低了它，因为这种房屋已经不适宜改变的条件，于是，它们就拆毁而改建其他房屋，中心城市的工人住宅就成为拆毁的目标，在原地兴建商店、货栈、公共建筑物。”
现代社会，这个问题单靠供求关系的逐步平衡是无法解决的，“只有一个办法：消灭统治阶级对劳动阶级的一切剥削和压迫”
。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还分析了工人住房问题导致的空间分异，由此产生了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居住空间的隔离措施，工人居住的住宅区不会被消灭，只是在一个时期后被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