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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要目标任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等等。其中，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任务之一。而美丽中国建设则要着力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因此，走区域绿色协同发展的道路是高质量、高标准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必然要求。
人类活动造成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恶化已成为21世纪全球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机器生产取代了传统手工业生产，工业科技迅速发展。但同时，生产力的快速提高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破坏，如水体污染、空气污染和气候变暖等，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让人们逐渐意识到不能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成果，而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CED）出版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将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WCED，1987）。
1989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David Pierce）在《绿色经济的蓝图：获得全球环境价值》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绿色经济”的概念。他认为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显然，绿色经济的概念不单纯聚焦于环境保护，更关注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1993年，联合国统计司（United Nations Statistics Division，UNSD）提出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s，SEEA），为世界各国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提供了科学指导（高敏雪，2005）。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Programme，UNEP）为应对金融危机发起了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倡议，强调“绿色化”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呼吁各国大力发展绿色经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并发起“全球绿色新政和绿色经济计划”，旨在使世界各国领导者认识到经济的绿色化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张梅，2013）。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为“绿色经济”应该是既可以提升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性，又能降低环境风险和生态稀缺性的一种经济模式（陆凤芝等，2022；姚进才等，2023；岳立等，2022）。
2002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UNDP）发布的《让绿色发展成为一种选择》首次提出了“绿色发展”的概念，指出绿色发展道路与传统“经济增长优先”的粗放型模式不同，是用最小资源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经济社会效益的发展（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将“绿色发展”定义为一种既能保证为人类幸福提供永续的资源和环境服务，同时还能兼顾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在过去几十年中，各国政府和研究者构建了多套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旨在将绿色发展概念从理论推向实践（郑红霞等，2013；向书坚等，2013）。在这个过程中，绿色发展理念得到进一步拓展，由早期关注“环境—经济”的协调统一过渡到“环境—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在我国，绿色发展被确立为“十三五”新发展理念之一，成为经济新常态下的战略选择。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明确要求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评价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统计局等四部委印发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实施。2021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强调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向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基础。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023年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新时代的中国绿色发展》白皮书，指出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共建繁荣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绿色发展为破解我国传统发展模式下的环境恶化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方应波，2021；者彩虹等，2022）。然而，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区域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较大，限制了整体绿色发展水平的提高。例如，部分地区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优化能源结构，绿色发展效果显著；而部分地区则仍然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产业为主导，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区域协同发展理念为新时代的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黄志斌等，2022；王朝科等，2023）。据此，本研究提出绿色协同发展的概念，即通过资源整合的方式，加强区域一体化建设，缩小区域间的差距，从而提高区域的绿色发展协同度和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李旭辉等，2023；滕堂伟等，2019；肖黎明等，2019）。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及信息通信技术飞速发展，跨域性的公共问题不断凸显，以行政区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与更加复杂和多样的跨域性问题之间的矛盾引起了公共管理学界的广泛关注（胡佳，2011）。从公共资源的使用角度看，在达到环境破坏的临界点之前，区域内的每个城市都能够获得环境资源使用产生的收益，而不用为此付出成本。从环境治理的角度看，绿色发展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事务，一个城市针对绿色治理做出的努力和得到的成果将使周边地区都能够获得一定收益，从而削弱这些地区实施绿色治理的主动性，导致协作乏力的现象普遍存在，进而引发“公地悲剧”与“治理失灵”（阳晓伟等，2019；李国平等，2016）。在实践中，谋求地方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我国地方政府追求的首要目标。在此目标压力下，各个城市发展自成体系。城市间客观上的发展不平衡以及主观上的竞争关系导致区域绿色协同发展困难重重。例如，大气污染、流域水污染等跨区域治理问题引发了地方政府间的责任推诿及治理失效。协同机制不够健全导致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一些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但未能得到充分利用，而另一些地区自然资源利用过度导致生态系统退化形势严峻。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各级政府在纵横交错的府际关系中探索深层次的合作机制，努力从“分而治之”走向“合作治理”，形成网络化、整体化的新型府际关系（韩兆柱等，2014）。国内外通过区域合作开展绿色治理的案例层出不穷，例如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周伟，2021）、英国伦敦的雾霾治理（杨拓等，2014）、欧洲莱茵河流域治理等（王思凯等，2018）。
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成渝地区的发展。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成渝地区是西部大开发中重要的战略节点。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持续推进，成渝地区各城市间的合作发展也日渐密切。200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编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要推进包括成渝经济区在内的重点经济区率先发展。四川省和重庆市在2007年4月签订的《关于推进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的协议》中首次确定了“成渝经济区”的地理范围，并提出以重庆、成都为龙头共同将成渝经济区建成全国新的经济增长极。2011年，国务院批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提出力争到2015年，使成渝经济区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建成西部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和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中心。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住建部联合印发《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明确到2020年成渝城市群要基本建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优良和生态环境优美的国家级城市群。2021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正式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国家战略，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奠定了基调。随后，中央和川渝各级政府在金融、交通、生态等领域陆续出台多个文件，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的具体目标和任务进行了系统规划。例如2021年12月发布的《成渝共建西部金融中心规划》、2021年12月发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多层次轨道交通规划》，以及2022年2月发布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
在地方层面，川渝两地也通过深化多方面合作，积极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例如，2015年5月21日，重庆市和四川省签署《关于加强两省市合作共筑成渝城市群工作备忘录》，决定支持城市群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支持城市群打造为全国重要的现代产业基地。2020年8月24日，重庆市和四川省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若干重大改革举措》，聚焦制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建设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提出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适度分离综合改革、完善川渝自贸试验区协同开放示范区体制机制、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改革示范和健全生态环境联防联控机制等11项需两省市协同推进的重大改革举措。2022年9月9日，四川省政府发布《四川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旨在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推动两地生态环境共建共保，从根本上促进经济社会、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绿色发展稳步推进，但城市间绿色发展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加快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绿色协同发展，有利于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促进西部地区形成“优势区域重点发展、生态功能区重点保护”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