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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观众，对秦怡这个名字可能感到陌生，而如果问起自己的长辈，大多都会知道秦怡是一个时代的魅力化身。她在《青春之歌》《铁道游击队》《女篮5号》等电影中塑造了一个个经典角色。她被周恩来总理盛赞为“最美丽的女性”，她是印刻在中国电影银幕上的璀璨面孔。
2022年母亲节的第二天，5月9日的凌晨，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一百岁。
秦怡之美，美在外在。她衣着得体，面容精致，95岁出现在采访镜头前，依然是岁月不败美人的优雅形象，讲起话来让人如沐春风。
秦怡之美，更美在内心。银幕上的她历经千帆，银幕外的她饱经风霜。人生如戏，百岁秦怡的一生是在千难万难中走过的。
“她内心非常干净，老是想着为别人。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始终乐观坚强。”2022年5月9日，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电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回忆道。她演最好的电影，做最普通的人，无论是从艺还是做人，“人民性”在她身上完整统一，她是实至名归的“人民艺术家”。
1938年，战火纷飞，17岁的秦怡孤身一人去了抗战大后方。在重庆，她参演进步话剧，从此与表演结缘。她演的主角不多，却都经典流传。
“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当他闭上眼睛，才有资格停止奋斗。”1959年的电影《青春之歌》中，秦怡饰演的林红戏份不多，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林红的这句台词，未尝不是秦怡的人生底色。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秦怡将自传命名为《跑龙套》。台上的角色也许有的是一掠而过，而台下的生活却十分煎熬。“十几岁时我就有这样的感觉，我要照顾所有人，全家都是我来撑。”秦怡在2017年接受鲁豫采访时说，“我们这代人遇到的事情相当多，我都冲过去了，没有被那些事弄倒。”
秦怡的两段婚姻都不幸福，小儿子罹患精神疾病，终身需要家人照顾。“他（指丈夫金焰）临终前，没有一句别的话，一直唤儿子的小名‘小弟小弟’。我就在他耳边讲，我永远不会离开小弟，他就不叫了。”秦怡说。
此后40多年，秦怡一直没有放开“小弟”金捷的手。金捷发起病来要打人，她只能蜷缩着挨打，并哀告：“不要打妈妈的脸，妈妈明天还要拍戏。”她发现儿子表现出绘画天赋，就请来老师教导，还常带儿子去公园写生。在绘画的世界里，金捷找到了平静，不再出手打人。
金捷59岁那年，因糖尿病陷入昏迷，住进医院抢救，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当时已经85岁的秦怡日夜守在儿子病床前，悉心照顾，不请护工，也不让他人代劳。
任仲伦去探望时，见金捷住在多人病房，没有陪护床位，晚上，秦怡就趴在儿子床边休息。任仲伦劝秦怡：“您晚上就不要陪夜了，请保姆陪一下吧。”秦怡断然拒绝：“那不行，这是我自己的孩子。”
“后来我又继续做她的工作，想帮金捷换一间单人房，这样秦怡老师夜里可在旁边的空床上休息。”任仲伦对记者讲述，“结果又被她拒绝了，她说‘单人病房一天花费上千元，我怎么住得起’，可汶川地震时，她一捐款就是20多万元。而为了自己的休息拿出1000元她都嫌贵。但人民碰上困难了，她把所有积蓄拿出来都认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秦怡老师身上的‘人民性’是完整的，甚至是完美的。”
在回忆《青春之歌》的表演时，秦怡曾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节目中说：“（林红）就应该是很生活的，而且应该是非常热爱生活的。林红看到小妹妹们（受苦）很心疼，（希望她们）最好不要去受那些罪，但如果受到了那些罪，只有鼓励她们站起来。不能用屈服的方式去活，要用战胜敌人的方式去活。”
历经不堪的命运，秦怡始终不屈地应对。她顽强抗争过两次癌症，年逾九十遭遇腔梗，出院后又摔跤导致骨折。可她仍然闲不住，任仲伦每次去探望时，她总说想出院，想拍电影，“跑个龙套都行”。“她把对电影的热爱，把做好电影人，作为自己的毕生追求。”任仲伦说。
2015年，秦怡以93岁高龄上高原、爬雪山，拍摄电影《青海湖畔》。任仲伦曾是坚决的反对者：“我特别担心，至少十几次当面劝她，还跟她商量说可以拍一部她的纪录片，就在摄影棚里面拍，以她的经历，折射中国电影的发展，不也很有意义吗？可她讲，‘我有啥拍头？我要拍电影’。”
“因为我看过孙道临老师80岁左右时拍摄《詹天佑》，一部戏下来整个人憔悴了很多。”任仲伦不忍再让老艺术家冒风险，“包括周围积极支持秦怡老师‘追梦’的人，我都严厉批评，‘你们口口声声说要帮助她实现愿望，但如果你自己的母亲93岁，你会让她上高原吗’？”
可秦怡放不下自己几十年来想拍《青海湖畔》的心愿，这是她自己写的剧本，描述女气象工程师克服重重困难建设青藏铁路的故事。最终，在她的坚持下，她亲赴高原拍戏。站在保护秦怡的角度，任仲伦表示反对。“可换一个角度想，又再次被老一代电影人的精神所震撼。为中国电影付出全部心血，这是她落在行动上的。毫不夸张地讲，秦怡就是中国电影的一面旗帜。”
2018年，上海举办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展，主办方把秦怡请到现场。任仲伦怕她辛苦，提出在活动结束后送她回医院休息。但她却笑称：“我想留下来和你们一起吃饭，医院里饮食清淡，在这里可以吃到几块红烧肉。”在任仲伦看来，这些细节反映出秦怡质朴纯净的内心。
出席电影界各种场合后，秦怡向任仲伦分享了自己观察到的现象：“拎着拉杆箱在走的是老艺术家，带一两个助理的是中年艺术家，围着十七八个助理的那是年轻演员。”
“她敏锐地注意到行业里出现的一些奇怪现象，也以一种幽默的方式来提醒。她希望年轻演员们去演最好的电影，做最普通的人。”任仲伦回忆说。
2019年国庆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秦怡是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电影界人士。当时，秦怡的身体已无法支撑她赶赴北京现场亲领这一荣誉，任仲伦感到颇为遗憾，但也和秦怡约定：“我帮你去现场把奖领回来，你在电视机前观看自己的荣誉时刻。”
回到上海，任仲伦第一时间来到秦怡身旁，帮她戴好勋章。他问秦怡：“你高兴吗？”秦怡说：“我当然高兴了，看电视就激动得不得了。”但秦怡紧接着的一句话又让任仲伦为之动容。“她缓缓讲，‘他们（指其他荣誉获得者）很多人都做得比我好’。面对这样的崇高荣誉，她还有如此谦和、谦卑。”
送走丈夫，送走儿子，秦怡在寂寞中走向暮年。金捷走后，丧子之痛难以平复，而帮助她走出低谷的还是她毕生钟爱的电影事业。对生活、对事业，尽自己的责任，又爱自己的责任时，身体虽繁重辛苦，心灵却是轻盈快乐的。
秦怡曾在自传中写道：“生活的痛苦并没有侵蚀我的精神，消沉只是一时的。我竟能从痛苦中得到力量，它使我保持思维的丰富。”
正是这份大风大浪都压不垮的沉着底蕴，让秦怡的安静优雅一直都发自内心。20世纪90年代，任仲伦随上海电影代表团出访，结果到当地的第二天就发生了地震，任仲伦第一反应是通知老艺术家们。他急切地敲秦怡的房门，五六分钟后秦怡走出来，衣着得体干净、手上挎着一个小包。“我催促‘秦怡老师快走，地震了，可能还有余震’。秦怡老师却说‘不要紧张，当年日军轰炸重庆时我们都是不慌的’。”
回忆与秦怡相识相交的点点滴滴，任仲伦感慨万千：“她真的是人品与艺品的高度统一。她一生创作了很多优秀角色，其中最成功的，是她严谨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
2022年1月，秦怡迎来百岁生日，上海市文联主席奚美娟、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夏煜静、上海市电影家协会主席任仲伦带着众人的牵挂和祝福来为秦怡贺寿。“当时看到她状态稳定，可以站起来、走下去，对她说话时，她会凝神地看向你。”任仲伦说，“所以纵然知道终有永别一日，可她骤然离世时，内心还是很悲痛，没想到会这么快发生。”
行业潮起潮落，那时候正处在疫情的冲击下，电影院大面积关停，票房惨淡，从业者信心受挫。在接连送别黄蜀芹、刘子枫、秦怡三位老一辈上海电影艺术家后，任仲伦深感，某种意义上，他们留给世人的精神财富比艺术财富更重要。“越是在低潮时期，我们越是要学习这样的代表人物，他们经历社会的苦、个人的苦，但对艺术的追求始终如一，只要好的环境一来，就能立刻奋勇崛起，只要给他们拍影片的机会，他们就能保持艺术特色，尊重艺术规律，拍出伟大作品。在任何时期，诞生一批这样的艺术家，才是文艺繁荣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