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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而知新，2018年，在改革开放40年之际，我们推出“电影改革·亲历者说”系列报道，专访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原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张丕民，时任上海电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中国电影家协会原秘书长饶曙光等人。他们是中国电影改革的亲历者、研究者，我们以此系列为中国电影宏大的改革篇章做下小小注脚。
2018年，仅8月1日至20日，中国电影票房就超过50亿元。这个数字是2001年全年票房的6倍多，那一年是中国电影体制改革启动的元年。
2018年8月17日，有同事提醒任仲伦：“今天是股份公司上市两周年的日子。”时间再拨回15年前，那时刚刚接手上影厂的任仲伦大概没有想到能迎来如今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0年初期，中国电影正处在长达十多年的低迷期，摆在任仲伦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帮助这家困难重重的百年电影老厂“活下去”。
“我们经历过最艰难的时期，经历过一部电影放两场、三个人看的时期。”任仲伦回忆道，“我们现在谈电影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那时我们没有所谓的需求侧，也就无所谓供给侧。当时中国电影年票房9个多亿，观影人次750多万，有效银幕3000块左右。我们加‘左右’两字，是因为很难统计，当时很多影院白天卖羊毛衫，晚上放电影。”
在2018年6月“第二届中国影视领袖峰会”结束后，任仲伦说起十多年前的情形，坐在一旁的张丕民接过话头。“不要说一部电影三个人看了，我还经历过一部电影一个人看，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对情侣依偎在一起。”张丕民苦笑着说，“那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电影局副局长。”
199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北影厂”）“最年轻的副科长”于冬也心灰意冷了。
“我在北影厂无所事事，因为那时候电影厂生产已经艰难了，基本上没什么片子发，也没活干。1999年成立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影集团”），我是北影厂过来的，中影要重新安排干部，就把我在北影厂‘赖以为荣’的副科长也给撸了，我彻底绝望了，决心出来创业。”
穷则生变，在任仲伦看来，中国电影产业经历了三次开放，第一次是20世纪90年代，业内的开放。
1993年，《关于当前深化电影行业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广发影字〔1993〕3号文件）的发布，打破了电影发行权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垄断的制度，使全国的国营制片厂拥有了向国外发行自己影片的自主权；还提出电影票价原则上要放开，具体由各地政府掌握。这算是一次重要的业内开放。
“第二次开放，是针对国际大片的批片，开放一定规模的进口片数量。实事求是地讲，《泰坦尼克号》等大片轰动市场，拉动了我们的观众回到电影院。”任仲伦表示。
事实上，在20世纪80年代，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电影是一枝独秀。
“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之后，随着一大批解放思想的现实主义经典电影出现，电影院是最活跃的文化场所之一。”饶曙光分析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电影从一枝独秀的位置上跌落下来，各种娱乐形式的不断兴起都对电影形成冲击。“从1994年起，引进美国大片，一定程度上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电影制片厂的改革提供了新启示。”
“到了2000年初期，随着社会的改革开放，电影对社会开放，国有制片厂可以拍电影，社会资本也可以拍电影。这是从业内到业外的开放，是更厉害的开放，社会力量聚集起来了。在电影领域形成了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的新力量。”任仲伦说。这是第三次开放。
20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已如火如荼。
“可其他领域都逐渐放开了民营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唯独电影领域，谁也不敢碰。”张丕民说。
为何电影领域直到2000年初期才向社会资本开放？这与中国的特殊历史背景相关。据张丕民介绍，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总共只有29个电影制片厂分布在全国各地，其中有16个制片厂可以拍摄故事片。“其他电影制片厂干什么？拍新闻简报。电影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消灭敌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是事业，不是产业。”
“后来，电影制片厂慢慢地被称为‘文化单位’，有一些制片厂改为事业单位企业管理，需要靠国家财政来支撑。而真正把电影定位成产业，是在2000年年初。”
“十五大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2002年，十六大将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写进报告。电影终于被定位为产业了。‘电影产业’这四个字现在看来平平常常，但是这种定性非常重要，就如同打地基，决定了中国电影未来的方向和道路，如果不将它定位为产业，那么现在的一切发展都无从说起。”
“既然是产业，那么就要按产业的规律去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既然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就必须放开。”张丕民表示。
早在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就已开始酝酿。参与了立法工作的张丕民表示：“这部法律的名字，我们讨论了很久，最后决定了两个关键词——产业、促进。产业，是属性定位；促进，是保障措施。这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电影的改革还在路上。”
“2000年年初，院线制改革准备启动。如何做院线？如何建电影院？我们都不清楚。去美国考察，拿回来那么厚一本书。书中论证了在美国，一座城市的人口密度、文化程度、聚集度、人均收入达到怎样的水平时，建电影院能在5年内收回成本。而中国正好赶上了电影加速发展的阶段，3年内便全部收回成本。”张丕民谈道，“所谓院线制就是不同的影院，跨区域、组合、放开的体系。网格化的密度，规模化的力度，谁有本事谁去建。这个改革太重要了。”
“电影发行领域开始向民营公司松动，院线制改革则彻底打破了原来的垄断发行体制，为市场带来活力。随后制片业改革启动，一系列降低门槛的措施提出，为中国电影的供给端提供了活力、土壤。”饶曙光表示。
到2006年、2007年，电影院终于出现排队买票的现象了。任仲伦站在电影院里看到那种热闹的情景，热泪盈眶。“我们可以站在那看半个小时，太高兴了。看电影的人多起来了，我们干电影的人终于觉得这件事情做得有意思了。”
“过去15年，我经历了4位分管电影的领导——赵实部长、（张）丕民部长、童刚部长、（张）宏森部长。他们都是懂电影、爱电影、有力地推动了电影产业发展的人。他们像跑4×100米接力一样，保证了中国电影的快速前进、高速发展。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掉棒的，每次交接棒都一以贯之，奔着同一个目标跑下去。”任仲伦总结道。
身旁的张丕民笑着说：“他表扬我呢，其实就是不折腾。”
回顾这些年中国电影产业改革之路，张丕民总结了四个关键词：改革方向明确、改革思路清晰、改革措施得力、改革成效显著。
所谓改革方向明确，就是坚定地走电影产业化发展道路。“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动摇过，没有人说电影不应该是产业。因为电影本身就是工业，在国际上也是产业，你想要跟国际接轨，走向国际，必须是产业对产业的对话，否则谈何电影的国际竞争力。”张丕民表示。
“赵（实）部长提出电影的改革层次，先铺市场，再放开制片。先把市场迅速地做起来，推进从发行到院线制的改革，全国影院迅速普及数字化。我们是全世界第一家实现全球化数字放映的，超过美国。（我们的）改革思路非常清晰。”张丕民说，“同时保障农村电影放映。赵部长讲的，一定要满足农民看电影（的需求）。在城镇化全面加速之前，给农民留下看电影的记忆，为如今电影观众的积量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改革措施方面，中央为了鼓励电影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特别是将国家收缴的电影专项资金，全部返还给新建影院。这个刺激不得了啊。虽然在2003年，票房总规模不大，但5％是总产值的5％。当时全年有10个亿票房，就相当于用5000万元返还市场。一家电影院，票房的5％，一年就是十几万元，加上经营收入，几年就回本了。”
而当时相较于轻装上阵的民企，在市场竞争的冲击下，背负着沉重历史包袱的国有电影制片厂就显得更加艰难。为了反哺在中国电影最困难时期坚守的国有制片厂，国家施行了给国有大电影制片厂一家一个电影频道的措施。
“说实话，那时候国有电影制片厂揭不开锅了，有一个电影频道，每年上影厂能有1个多亿的收入。差一点的地方，每年也有3000万～5000万元的收入。一下就把厂子稳定下来了，最起码在海里不怕沉下去。”张丕民说。
“给了在汪洋大海里的我们一个救生圈。”当张丕民说到电影频道这一改革措施时，任仲伦补充道。
票房快速增长、影院快速增长，大家都敢投钱做电影了，影片技术质量显著提升……这些都是显著的改革成效。
“像当时的北影厂厂长韩三平，西影厂（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张丕民（1996.3—2001.11任西影厂党委书记、厂长），上影集团的任仲伦，长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赵国光……那时候电影厂厂长是一个苦差事，他们肩负的不仅是筹划制片投资的责任，还要处理全厂的工资问题，往往入不敷出。那么难了，每年电影的生产还得维持在百部左右，他们凭着自己的理想主义在坚守。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多非常可贵的东西。”于冬感慨道。
所以，今天看到那么多社会资本投电影的时候，经历过电影行业最困难时期的于冬有一种和新一代电影公司老板不一样的心情。
“能有今天的成果，来之不易。我这一代电影人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既继承了这些厂长们对于电影的热爱和对事业的执着，同时也适应了今天互联网、业外资本进入行业所带来的变化。我觉得我们既要传承国有电影厂厂长们的那种坚守精神，同时也要放眼世界，承担起中国电影向世界输出的责任。”
所有产业的开放与改革，无一例外都会伴随着新矛盾，电影产业同样如此。
但任仲伦认为，中国电影现在和未来的大局仍然向好。“最重要的就是观众基础，大家爱看电影，爱看优秀的国产电影。”
“观众是我们电影产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我们要非常珍惜观众的热情和信任。”张丕民亦表示，“现在，国力崛起、经济发展，电影产业迎来了国家重视、社会踊跃、观众热爱的好时代。这是迄今为止，中国电影最好的历史时期。所以，咱们中国电影人一定要沉住气，要有定力。改革的目的是出好作品，出弘扬正能量、老百姓喜欢的好作品，所以要坚持改革。把一件事情干到极致，才能成气候。”
近年来热钱的大量涌入给电影产业带来了浮躁之风。2018年，电影产业集中暴露出种种问题，资本的热情明显降温。
“这很大程度上是对前几年这个行业资本虚高的一种修正，是一种必然。”在任仲伦看来，2018年和未来两三年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资本回归冷静，对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正如同当时制片开放，2002年、2003年的时候，虽然对当时的国有企业冲击巨大，但从长远来看，这对整个电影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