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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而中国电影就是这场运动中最生动的形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一幅沧桑画卷中，中国电影留下了一个个深情委婉、可歌可泣的银幕形象，推动了对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的任务进程，在全社会呼唤改革开放、拥护改革开放。
“牛犇同志：你好！得知你在耄耋之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我为此感到高兴。”习近平总书记写的这封信，送到了83岁表演艺术家牛犇的手中。
牛犇接到这封信时，时任上影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任仲伦是见证者，他说：“他激动万分，热泪盈眶。在场的我也深受感染。习近平总书记的来信肯定了牛犇几十年来一直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把‘为人民创作’作为人生追求的做法，鼓励他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带动更多文艺工作者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人。”
“像牛犇老师这样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艺术家，无疑是中国电影的一棵大树，这样的大树在上影集团、在中国电影行业里还有很多，他们是中国电影的脊梁。”任仲伦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上影集团七十载，改革开放四十年，改革开放为中国电影产业释放新动能，为历史悠久的上影集团注入了活力。信仰、情怀、担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改革开放与上影集团发展一脉相承的精神烙印。
曾经困难重重的国有电影制片厂如何响应改革开放、如何在市场化浪潮中扑腾出一条道路，作为78级大学生、电影改革的亲历者，任仲伦感触深刻，也有太多的故事可以叙说。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姿态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影毫无例外地受益巨大。而在任仲伦看来，改革开放初期，电影还承担了“思想启蒙”的使命。
“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大的政策。但对老百姓来讲，电影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如上海电影制片厂在20世纪80年代出品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带着观众去思考中国历史发生了什么变革。电影用最直接、最形象、最生动的方式，告诉观众中国社会、人民的生活出现了怎样的新变化。”
1980年，作为“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国内公映的首部爱情电影，《庐山恋》曾经产生的震撼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个难以复制的“传奇”。任仲伦认为，如果说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是对“文化大革命”政治生态的反思，那么黄祖模导演的《庐山恋》代表的则是另一种反思。其通过电影镜头，试图诉说中国人深藏心底的渴望，那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纯真向往。
20世纪70年代末，被封存的几百部中外影片陆续恢复公映，电影院成为最火爆的文化场所之一。1978年，日本电影《追捕》走进国门，《追捕》的出现不仅让中国人看到了一衣带水的邻国是什么样，也看到了当代电影其他的可能性。2017年，吴宇森翻拍《追捕》，主演张涵予回忆：“毫不夸张地说，当时（1978年）至少有4亿人不止一次地观看了这部电影。”
当时，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对于中国人的平均收入而言，属于并不低的额外消费。1979年，中国电影年产量只有50多部，观影人次却达到293亿，相当于每天有7000万人进入电影院。人们为了买到电影票，不得不通宵排队，而电影院的售票员，成了当时令人羡慕的职业。
1949年以来，中国电影传承了关注现实、关注民生的优良传统，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电影出现了思想启蒙的高潮，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大量涌现，为中国电影提供了很好的艺术源头，电影又反过来影响文学，因此，中国文艺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出现了长达十几年的低迷期。“是毫无征兆的，一下子就出现的。我们也在总结原因何在，可能与电视和其他娱乐方式的爆发式出现有关。当时，每晚精彩电视剧和节目播放的时候，甚至出现了万人空巷的场景。”任仲伦说。
而彼时，计划经济还未走向市场经济，统购统销的机制也未打破，而电影市场又突然门庭冷落，承担着影片制作的国有电影制片厂遇到了困难。“当时国有电影企业也想自救，因为主业已经没有市场了。钢铁业兴起，去弄钢铁厂，后来觉得钢材离得太远，便去做化妆品。但最终发现，那些事情真的干不了，又借钱、又亏钱，于是进入了更加艰难的时期。”
怎么办呢？只能等待电影行业整个大环境的复苏。
从2003年、2004年起，电影行业从政策层面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院线制改革、制片行业改革，降低拍电影、做电影的门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在改革的推动下，供给端蓬勃发展，推动了电影行业整个大环境的复苏。
“这时候，国有电影制片厂一方面在慢慢迎来生机，另一方面还要和新兴电影公司竞争，在竞争中渐渐卸下身上的包袱，补足自己的短板。”任仲伦就是在这个时期临危受命，接管了困难重重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简称“上影厂”）。“中国电影开始好转，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解决困难，要通过内部改革，使得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电影制片厂能按照电影产业的发展规律来发展。”
春江水暖鸭先知，对电影政策改革和开放带来的变化，扑在一线做企业的任仲伦感受深刻。“从产业政策来讲，一是打破了单一格局，帮助了中国电影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二是设计了一系列产品措施，鼓励主流价值，让电影在市场经济的洪流中，没有完全成为一种单纯的商品、完全彻底货币化，还是有主心骨在里面。”
“这几年，国家提出建设电影强国。我觉得，建设电影强国离不开强大的电影企业，从政策环境来看，电影产业、电影企业正处在一个好时候。”
回顾改革开放对自己人生的影响，任仲伦颇有感触。
“我们这代人，在改革开放初期进入大学，那时候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有两个点。一是‘解放思想’。我们学习各种新知识，如饥似渴，到晚上想在图书馆找个位置学习都很难，大家都热火朝天地学习，这种状态对我的鼓舞和影响都很大。二是‘振兴中华’。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年轻大学生、年轻知识分子真实的愿望，要为中华崛起而奋斗。所以解放思想、振兴中华，是烙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精神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