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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是政府基于特定目标，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和调控的重要的工具，受到了学术界与实务界广泛的关注与持续的研究，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应、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等都是经济学中经典的研究问题。其中，对货币政策影响效应的大量研究发现，统一的货币政策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实施对象等方面都存在着非对称性。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效应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导致调控效果偏离了目标，降低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率。因此，研究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表现及其原因，对深入理解货币政策传导、准确评估货币政策效果和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都有重要的意义。
另外，微观企业是国民经济活动的主体，其经济活动与宏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作用最终都将落足于对微观企业活动的影响。因此，考察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与有效性有必要从货币政策的微观效应入手。基于此，本书是通过企业财务波动的视角，并考虑在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机制下，论证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有效性及非对称性，以及在产权性质与制度环境背景下，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因此，本书属于货币政策微观效应的研究，涉及货币政策非对称性、货币政策传导、货币政策与企业财务等研究领域，是一个经济学与管理学交叉的研究命题。
1929 年的经济危机时期，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阻止危机的蔓延，对经济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刺激作用，学术界开始意识到货币政策存在不对称性。
最初，学者着重研究货币政策在紧缩性和扩张性方向上的差异性，1936年凯恩斯就提出了“流动性陷进”理论，后续大量学者基于实证研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论证，均得到了宽松性货币政策较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的结论（Cover，1992；Morgan，1993；Mortensen，1994；Karras，1996；Ravn，2004；Florio，2005；Barnichon et al．，2017）。在我国，货币政策效应在方向上也具有相似的不对称性（赵进文等，2004；陈丰，2010；王元，2012；陈浪南等，2018）。随着研究的深入，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研究内容又有了拓展，主要还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
货币政策效应的区域非对称性。依据蒙代尔提出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学者们意识到货币政策效应存在着区域差异。Garrison（1979），Owyang和Wall（2004），Fielding和Shields（2007）的研究均显示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不同区域存在差异化的影响作用，Belke和Gros（2005），Clausen和Hayo（2006），Adam和Jakob（2009）等也证实欧盟地区货币政策效应存在区域不对称性。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失衡的背景下，国内学者于则（2006）、丁文丽（2006）、曹永琴（2007）、郭晔（2011）、张红和李洋（2013）、黄佳琳和秦凤鸣（2017）等基于不同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均发现了我国货币政策影响作用存在显著的区域不对称性，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剖析。
货币政策效应的行业非对称性。学者关注到统一的货币政策对不同行业的调控程度存在显著差异。Ganley和Salmon（1997）分析了货币政策对英国的行业影响，发现各行业对政策的敏感性表现不一。Hayo和Uhlenbrock（1999）基于德国的行业研究，认为行业的资本和要素的密集程度是各行业对货币政策具有不同反应的原因。国内的研究也普遍证明我国货币政策同样具有行业非对称性（戴金平等，2006；闫洪波等，2008；曹永琴，2010；张淑娟等，2016）。
关于货币政策效应在不同经济波动阶段的非对称性，研究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冲击作用，在经济萧条阶段与经济状态的相关性较低，没有在经济繁荣阶段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用明显（Thoma，1994）。Peersman和Smets（2001），Kuzin和Tober（2004）等的研究也发现在经济增长缓慢时期，货币政策效果更加显著。国内学者中陈建斌（2006），刘金全等（2009），李颖等（2010），卢盛荣和李文溥（2013），吴锦顺等（2020），陈创练等（2020），等等，也分别讨论了基于不同经济增速，或不同通货水平下，或不同金融压力下，货币政策效应存在的不对称性。
经济理论认为，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两条基本路径，货币渠道主要影响金融机构负债端，通过对利率的调节并传导到实体经济产出；信贷渠道则影响金融机构的资产端，通过影响社会信贷资金规模并传导至实体经济产出。
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关于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是否有效，研究者们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得出了不同的观点。Kashyap和Stein（1993，2000），Lown和Morgan（2002）认为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显著存在。Favero等（1999）研究发现当欧洲各国货币当局紧缩银根后，市场的信贷水平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因此认为信贷渠道并不显著。Ramirez（2012）基于欧洲的经济数据，发现利率是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渠道，信贷渠道只是部分政策调控过程中的间接途径。Morris和Sellon（1995），Oliner和Rudebusch（1995，1996），Ariccia和Garibaldi（1998）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Bernank和Blinder（1988，1992）的研究则显示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都具有传导作用，他们证明了相对其他资产价格（利率），联邦基金利率对未来宏观经济变化最具解释力，是反映货币政策的最佳指标。
国内学者对货币传导机制的研究结论，也基本符合以上三种情况：一是认为货币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路径（陈飞等，2002；孙明华，2004；邓永亮等，2010）；二是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路径是信贷渠道（王国松，2004；蒋瑛琨等，2005；赵振全，2007；陈青青，2010；陈奕丹，2019）；三是认为我国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都有传导作用，但作用时间长短与变化趋势有差异（周英章等，2002；盛朝晖，2006；宋旺等，2010；田祥宇等，2012；刘骁毅，2013；战明华等，2018；任泽平等，2019）。
我们认为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并非相互排斥。一般理论认为，货币渠道的有效性有赖于利率传导机制与市场化的金融体系，信贷渠道的畅通则对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要求相对较低（盛松成等，2016）。因此，在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间接融资占主导的情况下，信贷渠道的作用明显；在金融市场进一步成熟，企业的融资渠道丰富，直接融资方式占比增加，市场化程度提高的条件下，则货币渠道尤其是利率渠道将更有效。目前，我国金融市场正处于发展转型时期，近期的研究显示货币与信贷渠道都有效，只是不同的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不同。因此，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下，以信贷渠道为代表的数量化渠道效应强于利率渠道，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利率渠道作用会凸显，信贷渠道的作用将减弱（战明华等，2018）。并且，互联网金融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也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货币（利率）渠道的效应（战明华等，2018，2020）。任泽平等（2019）认为信贷渠道尽管效率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重要，利率渠道有效性略低但有效性在增强。
从货币政策的影响效应测度来讲，上述不论是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研究，还是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有效性研究，绝大部分的文献都立足于宏观经济变量的反应，诸如经济总产出、经济增速、物价水平等宏观经济变量，以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来考察货币政策的效应，因此，它们都属于货币政策的宏观效应研究范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关注到货币政策的微观效应，大部分的研究文献主要从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财务行为、财务特征的影响这一视角展开，目前，国内关于“货币政策与企业财务”的研究主要兴起于近十余年，有学者认为此前有关此类问题的研究不足“主要是源于研究微观企业行为的财务会计学术界与研究宏观经济的经济学术界之间的割裂”
。目前，我们看到在该领域已有了较多文献，研究者也从财务会计学界扩展到金融学界等领域，他们的研究均证明了货币政策的变动对微观企业的投融资等财务行为将产生显著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财务状况，并且学者们也观察到在各种异质性条件下，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也存在着非对称性。
关于货币政策对企业财务行为的影响，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企业的负债融资（资本结构）、现金持有水平和投资效率等方面。Kashyap等（1994）认为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水平和银行信贷影响企业融资成本。Longstuff和Schwarzk（1995），Leland和Toft（1996）都认为，市场利率与企业负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张太原等（2007）则更进一步区分了长短期利率对企业负债的影响，发现长期利率与短期利率对企业负债率的影响作用相反。Gaiotti和Generale（2002）研究发现资产负债表渠道显著存在，融资成本与融资可得性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影响。Custodio（2005）研究发现，经济萧条时期，出于对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考虑，企业会持有更多的现金。赵玉成（2006）基于我国制造业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利率水平越高则企业投资规模越大。彭方平和王少平（2007，2010）从企业投资率出发，首次明确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具有微观有效性，但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并且企业盈利水平对两类传导渠道的作用大小具有调节作用，因此，他们从微观层面证实了货币政策的成本效应也具有显著非对称性。张西征和王静（2010）发现随着政策利率的提高，企业的负债成本也随之提高，从而企业投资率下降。马文超等（2012）的研究表明利率是资本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但宋献中等（2014）却认为货币供应量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冲击更大，同时这一冲击作用还会受到企业成长性的影响。
近期，越来越多的学者观察到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微观效应具有不对称性。林建松等（2017）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越宽松，企业风险水平越高，高财务杠杆和小规模企业对货币政策组合的风险传导更敏感。杨继生和向镜洁（2020）的研究结果显示资金越充裕的企业越易于获得融资，货币政策对尾部企业的支持不足头部企业的一半。舒长江等（2020）的研究显示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短期负债的负向影响大于对企业长期负债，而宽松性货币政策对企业长短期杠杆率的影响方向与影响幅度都相反。刘海明和李明明（2020）研究显示企业短期债务与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正相关，且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强于宽松性货币政策，同时由于融资约束的存在，对于成长型企业来说，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会有所减弱。
鉴于我国企业所有权性质的差异，不少学者关注到货币政策对性质不同企业的影响存在差异。Chow和Fung（1998）基于中国数据研究得出股权性质不同的公司所面临的融资约束差异较大的结论。Loren和Hongbin（2003）基于中国数据研究发现，国有银行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存在借贷行为的差异，国有企业会有更多信贷资金支持。陆正飞等（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的负债几乎没有影响，而民营企业的负债率会直接下降或增长减慢。因此，研究普遍认为民营企业，面对更高的融资约束（叶康涛等，2009；李广子等，2009）。同时，民营企业对现金流的敏感性更高，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由于有政府的支持，国有企业对现金流的敏感性进一步降低（周铭山等，2012），并且在货币政策冲击下，两类企业的信贷条件差异更加分化，紧缩性货币政策将进一步弱化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喻坤等，2014）。滑冬玲（2014）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正向影响较大且更为持久，对非国有企业的效率作用较小且不确定。Zhanshurui等（2020）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通过弱化信贷渠道的加速器效应和对利率不敏感的双重路径，从而抑制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舒长江等（2020）检验了货币政策对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显著刺激效应，但对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影响效应不明显。
另外，近年来有部分学者注意到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效应还会受到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的影响。江伟和李斌（2006）发现国有企业能获得更多的长期资金，而地方市场化水平会影响国有银行的信贷歧视程度。方军雄（2007）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发现制度环境的市场化程度能显著影响两类企业的信贷差异。由于成熟完善的金融市场有更多的融资渠道，因此能有效减轻企业的信贷约束压力，进而促进了企业投资规模的增长（黄志忠等，2013）。张超等（2015）认为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分别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高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企业正向作用更强，且国有企业对两类渠道更具敏感性。吴施娟等（2016）研究发现货币政策组合对微观企业产出存在异质性影响，对经济发展水平较落后的地区影响作用更大，并存在区域非对称性。张朝洋和胡援成（2017）的研究结果显示货币政策对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和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的融资约束缓解效果更明显。谢艳等（2019）的研究表明区域金融发展可以化解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贷款的负向影响，小规模企业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条件下会增加现金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