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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两条基本路径，在传导过程中，究竟是货币渠道还是信贷渠道更有效，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
Kashyap和Stein（1993）的研究证明了信贷渠道对经济具有更重要的影响，当货币政策紧缩时，相比其他类型贷款，银行贷款供应量会更多地减少。Kashyap和Stein（2000），Lown和Morgan（2002）进一步地论证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显著存在。但也有大量学者支持货币渠道传导机制。Morris和Sellon（1995）的研究则表明，央行不能显著影响银行贷款行为，其认为信贷渠道效应较小。Oliner和Rudebusch（1996）则认为并没有证据表明银行信贷具有不同的效应，并且无论是大公司还是小公司，在货币政策调整后，其银行与非银行借款几乎没有变化。Ariccia和Garibaldi（1998）认为货币渠道作用更显著，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行为调控作用较小。Bernank和Blinder（1992）则证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共同对货币政策进行传导，且联邦基金利率最能解释未来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认为其是反映货币政策的最好指标。
国内学者对货币传导机制的研究结论，也基本符合以上三种情况：一是认为货币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路径（陈飞等，2002；孙明华，2004；邓永亮等，2010）。二是认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路径是信贷渠道（王国松，2004；蒋瑛琨等，2005；赵振全，2007；陈青青，2010；陈奕丹，2019）等。三是认为中国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都有传导作用，具体有周英章等（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货币政策两条传导渠道均有效，其中信贷渠道作用更突出；盛朝晖（2006）认为在货币传导机制中信贷渠道发挥了主要作用，其次是利率传导渠道，而资本市场渠道效应开始显现；宋旺等（2010）认为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成熟与创新，利率渠道的作用开始显现，资产负债表渠道也有所发展，但贷款渠道有效性下降；战明华和李欢（2018）认为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中，信贷渠道效应强于以利率和汇率为代表的价格渠道，但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有利于利率渠道传导，降低了信贷渠道有效性；任泽平等（2019）认为间接融资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主体，信贷渠道是最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利率渠道的有效性略低于信贷渠道，但其重要性越趋凸显。
我们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是多途径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并非相互排斥。一般理论认为，货币渠道的有效性有赖于利率传导机制与市场化的金融体系，信贷渠道的畅通则对金融体系的市场化程度要求相对较低（盛松成等，2016）。因此，在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间接融资占主导的情况下，信贷渠道的作用明显；在金融市场进一步成熟，企业的融资渠道丰富，直接融资方式占比增加，市场化程度提高的条件下，则货币渠道尤其是利率渠道将更有效。目前，我国金融市场正处于发展转型时期，近期的研究显示货币与信贷渠道都有效，只是不同的渠道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不同，体现在对经济影响的幅度、方向及时间等多个方面。同时，以上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有效性的研究，都是考察经济总产出（GDP）、物价和经济增速等宏观经济指标对各类货币政策变量的反映情况，属于货币政策传导的宏观效应研究，而较少从微观企业的角度来对两个传导渠道的有效性与非对称性进行分析，即缺少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微观效应研究。
微观企业是国民经济活动的重要构成，其经济活动与宏观经济状况紧密相连，经济政策的调控作用最终都将落足于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
理论分析，货币政策的两条传导渠道都将对微观企业的财务状况产生影响。一方面，通过货币供应量和利率的改变，货币政策直接改变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和资产价格，而对企业的生产、投资、消费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进而将影响到企业的整体财务行为。Kashyap等（1994）发现货币政策既可以通过货币渠道的利率影响融资，也可以通过信贷渠道实现对实体经济的调控。Hu（1999），Mojon等（2002）学者的研究也证实利率的变化能影响资本成本，进而会影响公司的投融资行为，使得企业的投资率发生变化。宋献中等（2014）认为货币供应量较利率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冲击更大，同时货币政策的冲击作用还会受到企业成长性的影响。齐杨等（2017）从不同货币政策工具的角度进行研究，发现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率调整能对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行调节。
另一方面，通过信贷条件的改变，货币政策间接改变了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如银根紧缩时期，社会信贷贷款规模缩小，这时外部融资成本上升，企业投资扩张受限，同时金融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将会更加严重，银行难以判断企业真实的盈利水平和偿债能力，进一步惜贷，从而社会的融资需求和供给的不匹配进一步影响资源配置，使得企业的各类财务能力发生变化。Gaiotti和Generale（2002）等的研究也发现货币政策的资产负债表渠道显著存在，且利率与信贷供给都是企业投资决策的显著影响因素，尤其是对小公司，信贷供给的影响作用更突出。马文超等（2012）的研究表明利率是资本结构的重要决定因素。李连军和戴经纬（2016）的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的调整方向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呈负向关系，同时在产权制度背景下，紧缩的货币政策对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影响更显著。可见，通过利率和融资两个因素，货币政策都将影响微观企业的财务行为，因此理论上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都具备微观有效性。
进一步地，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的效应程度是否一致呢？彭方平和王少平（2007，2010）从企业投资率出发，首次明确提出了我国货币政策传导具有微观有效性，但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当企业利润率处于不同区间时，信贷渠道与利率渠道的效应各有所强。如前文所述，在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间接融资占主导的情况下，信贷渠道的作用明显；在金融市场进一步成熟，企业的融资渠道丰富，直接融资方式占比增加，市场化程度提高的条件下，则货币渠道尤其是利率渠道将更有效。目前中国的金融市场仍以银行为主导，间接融资还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手段，因此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作用不可忽略，但随着中国金融市场市场化的发展趋势来看，货币渠道的作用已逐步凸显。正如总论中所述，基于企业财务的波动，讨论货币政策的微观效应，特别是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效应的非对称性，正是本节的研究目的。因此，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提出本节的研究假设 1。
假设 1：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对企业财务均具有微观有效性，但影响作用存在非对称性，目前难以判断哪一个渠道效应更大。
以上研究还表明，货币政策调整对企业的融资和投资行为产生直接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其他财务结果，例如对持有现金流的影响，对会计政策稳健性的影响（饶品贵等，2011）等。理论显示，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资金充裕且资金成本降低，企业往往会积极举债从而有更高的负债率，或者货币政策紧缩时期，当市场化利率或融资成本上升，企业的资本结构将发生变化，负债率会下降。Longstuff和Schwarzk（1995），Leland和Toft（1996）的研究也都认为，企业的负债率与市场利率呈正相关。还有学者从风险的角度，认为货币政策影响企业的融资能力，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现金流水平，因此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期间，企业将会陷入流动性困境（周雪平，2008；王明涛等，2010；冯建等，2013）。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2。
假设 2：货币政策对企业偿债能力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企业的负债率增加，从而偿债能力表现为下降。
同时，货币政策也将显著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已有研究发现当货币政策紧缩时，企业的外部融资约束增强，企业会倾向于提高现金持有；而当货币政策趋于宽松时，外部融资约束降低，企业会降低现金持有水平。Custodio（2005）研究发现货币政策同样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持有行为，在经济衰退背景下融资约束强的企业会更倾向于持有较多现金。祝继高和陆正飞（2009）运用我国央行发布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的研究揭示了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与货币政策紧缩程度呈正相关。蔡卫星等（2015）的研究也发现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持有有显著影响。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3。
假设 3：货币政策对企业现金流量能力具有显著效应，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企业会降低现金持有水平，从而现金流量能力表现为下降。
面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社会资金充裕，企业会积极对外投资，增加生产的投入，扩大资产规模，同时收入水平、利润总额都有所增长，因此，企业往往表现出较好的成长性。但对企业的盈利能力与营运能力而言，目前的研究并没有得出统一结论：部分学者认为宽松性货币政策有利于企业业绩的改善（Chant，1980；Levi，1980；靳庆鲁等，2008；钟凯，2016；齐杨等，2017），但也有学者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二者呈负向关系（陈建英等，2018；袁飞飞等，2019）；还有学者认为货币政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呈倒U形关系（徐尧等，2017）。可以看到，当实施宽松性货币政策时，由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利率的下降，信贷规模的扩张，企业一方面销售收入、利润等产出水平得以增长，另一方面其投资扩大，资产规模也会相应扩张，因而衡量企业投入产出比的盈利水平与营运能力的变化方向是难以明确的。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 4：货币政策对企业成长能力具有显著效应，在宽松的货币政策条件下，企业的收入与资产的规模扩大，成长能力提高。
假设 5：货币政策对企业盈利能力直接影响作用不明，有待检验。
假设 6：货币政策对企业营运能力直接影响作用不明，有待检验。
对研究假设 1 的检验蕴含于对假设 2 至假设 6 的检验之中，在做出检验的同时，也将实现对两类渠道效应的对比，从而挖掘货币政策传导对企业财务的非对称性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