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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指数法”最早由Baker等（2016）在测度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提出。该方法的核心思想在于：虽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无法被直接观测，但是可以被人们主观感知，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相对较高时，人们对其产生相对强烈的主观感知，这种感知的强烈程度能够被报纸、新闻网站等媒体所捕捉，并最终体现在上述媒体报道内容的词频中，因此可以通过统计一段时间内报刊资料或新闻网站上同时提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关键词的文章数量来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同时，还可以通过调整上述关键词的构成来统计具体政策的不确定性，如“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基于上述思想，Baker等（2016）采用如下方法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首先，对选定的报纸进行文本分析，分别统计出报纸
i
在
t
时期刊登的内容中，同时涉及“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三个概念的文章数量
。然后，确定生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周期
，计算报纸
i
在每个周期内的方差
，将此前统计得到的文章数量
在每个计算周期内标准化为方差为1的不确定性频数序列
，并求出每个计算周期内
的均值
。在此基础上，确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计算基期
，进一步计算出
在计算基期
中的平均值
。此时便可根据公式
计算每个周期内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
Handley和Limão（2017）将搜索关键词调整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等相关范畴的词语之后，将上述方法应用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领域中，随后Davis等（2019）、Huang和Luk（2020）将该方法运用于测度不同时间段内中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分别基于不同的中文报纸构建了中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其中Davis等（2019）在构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时，主要对《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进行文本分析，依据这两家报纸计算出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可追溯到1949年，可以实现较长时间的不确定性指数对比。Huang和Luk（2020）从2000年1月开始构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虽然指数跨度时间相对较短，但是该指数是基于10家中文报纸进行文本分析得到的，因此包含的信息更为丰富。因为本书主要基于本次中美贸易摩擦的基本事实判断“不确定性指数法”的准确性，没有使用2000年之前不确定性指数的必要，所以后文主要基于Huang和Luk（2020）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进行比较分析。
与“关税测量法”相比，“不确定性指数法”在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文本分析计算得到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主要体现的是市场主体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主观感知，生成该指数的过程中并未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施加更多的约束性假设，因此在直觉上更容易被接受；二是“不确定性指数法”所刻画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更加全面。如在进行文本分析时，搜索“贸易政策”范畴的关键词中不仅包括“关税”，还包括“投资协定”“进口配额”等反映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关键词，因此最终生成的不确定性指数不仅能够体现关税的不确定性，还可以体现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不确定性；三是利用“不确定性指数法”计算得到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具有随时间变化的性质，利用该指数进行相关研究时并不需要具体到某一标志性事件，因而就极大地扩宽了该指数的使用范围。
虽然“不确定性指数法”具有如上所述的优点，但该方法在实际运用过程中依然存在如下缺陷：一是构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需要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进行大量的报刊文本的抓取与分析，其工作量相对较大；二是该方法在分析文本时所选择的关键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如果对各范畴的关键词存在遗漏或误判，就会导致测度结果出现一定的偏差；三是很难判断不同时间点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差异出现的原因，这种数值差异可能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本身变化导致的，也有可能是市场主体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能力变化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