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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的比较思路是：首先利用“关税测量法”计算出两国商品出口到对方国家时，所面临的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的“理论值”；然后基于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两国相互加征关税的基本事实，利用“关税测量法”计算“坏”事件发生时，两国商品出口到对方所面临的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的“实际值”；最后将其按照各自公布的HS产品编码进行匹配，并比较二者的异同。
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政府先后公布过4份加征进口关税的商品清单，并威胁对其中约5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提高进口商品关税，涉及美国HS-8分类目录下的10241种商品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美国政府先后5次对中国商品采取加征关税的措施，并将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税率从10％上调至25％，并且第4批公布的300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与之前已经公布的3批清单中有部分产品重复，实际上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面临着3个不同的加征税率。结合以上基本事实，本书在进行比较过程中，将基于每个不同的加征税率计算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的“实际值”。本书并将其与利用美国进口商品关税税则
计算出的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的“理论值”按照美国8位进口商品编码（HTS-8）进行匹配，共匹配成功7814种商品
。
图3.1展现了在同一种计算方法下，理论中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数值与实际发生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数值之间的累积分布函数与K-S检验结果。其中，（a）（c）（e）展示了当依据Handley和Limão（2017）的方法计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理论值”与“实际值”的累积分布函数图，（b）（d）（f）展示了当依据Pierce和Schott（2016）的方法计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理论值”与“实际值”的累积分布函数图，Rate1为未考虑美国上调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时，按照总体加征关税税率计算而来的实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累积分布函数情况； Rate2为美国上调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之后，但未考虑清单中有部分产品重复时，按照总体加征关税税率计算而来的实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累积分布函数情况；Rate3为同时考虑美国上调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和部分产品重复时，实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累积分布函数情况。就累积分布函数的形状来看，无论是在哪种计算方式下，根据Rate1、Rate2和Rate3计算而来的实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相应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值间的累积分布函数均存在较大差异，且K-S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图3.1 基于美国关税变化的比较
［注：（a）（c）（e）为当利用Handley和Limão的方法进行计算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值与实际值的结果，（b）（d）（f）为当利用Pierce和Schott的方法进行计算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值与实际值的结果］
在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办公室（以下简称“关税司”）先后公布过3份加征进口关税的商品清单，准备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涉及中国HS-8分类目录下的7685种商品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关税司先后5次对美国商品采取加征关税的措施，其中在2019年5月13日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加征税率，并且第3批公布的75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中有部分商品在之前已经被执行了加征关税的措施，因此在本次中美贸易摩擦期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先后面临过3个不同的加征税率。结合以上基本事实，本书在进行比较过程中，将基于每个不同的加征税率计算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的“实际值”。本书将其与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2018）》计算出的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的“理论值”按照中国8位进口商品编码（HS-8）进行匹配，共匹配成功7316种商品
。图3.1展现了在同一种计算方法下，理论中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数值与实际发生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数值之间的累积分布函数与K-S检验结果。
图3.2中（a）（c）（e）展示了依据Handley和Limão（2017）的方法计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理论值”与“实际值”的累积分布函数图，（b）（d）（f）展示了依据Pierce和Schott（2016）的方法计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理论值”与“实际值”的累积分布函数图，Rate1为未考虑关税司上调600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时，按照总体加征关税税率计算而来的实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累积分布函数情况； Rate2为关税司上调600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之后，但未考虑对750亿美元的商品清单中部分产品此前被加征关税时，按照总体加征关税税率计算而来的实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累积分布函数情况； Rate3为同时考虑关税司上调600亿美元商品关税税率和部分产品被重复加征进口关税时，实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累积分布函数情况。就累积分布函数的形状来看，无论是在哪种计算方式下，根据Rate1、Rate2和Rate3计算而来的实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和相应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值间的累积分布函数均存在较大差异，且K-S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
图3.2 基于中国关税变化的比较
［注：（a）（c）（e）为当利用Handley和Limão的方法进行计算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值与实际值的结果，（b）（d）（f）为当利用Pierce和Schott的方法进行计算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理论值与实际值的结果］
综合中美两国关税实际变化情况来看，依据“关税测量法”计算而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标和实际发生值存在较大差异，就本次中美贸易摩擦过程中所发生的实际情况而言，基于贸易政策发生不利变化幅度的“关税测量法”无法准确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