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Mumtaz和Zanetti（2013）较早开展了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研究，其利用带随机波动率的SVAR模型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名义利率、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与之类似，Creal和Wu（2017）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产出下降和失业率上升，且该冲击对于通货膨胀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效应，并认为前瞻性指引有助于引导和锚定预期，降低通货膨胀和未来短期利率的不确定性。Albulescu和Ionescu（2018）发现欧盟国家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起明显的抑制作用
。王博等（2019）认为正向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违约风险增加和产出下降，且经济体中的违约风险越高，该冲击对产出的负向影响越大
。罗大庆、傅步奔（2020）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中国产出、消费、投资和通货膨胀均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虽然上述学者认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变量会产生负面影响，但也有部分研究给出了不同的结论。其中，Fasolo（2019）在采用与Mumtaz和Zanetti（2013）相似的模型设置研究巴西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时却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引起巴西国内通胀和利率上升。邓创、曹子雯（2019）研究发现，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虽然在长期中对各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起一定的抑制作用，但是在短期内却会表现出明显的促进效果。
此外，部分学者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制约。Dahlhaus和Sekhposyan（2018）的研究强调了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非线性影响，即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美国经济衰退，在紧缩货币政策背景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衰退效应较强，在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衰退效应较弱。Istrefi和Mouabbi（2018）基于瑞典、西班牙和G7成员国的数据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和市场有效性对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负面效果存在一定影响，具体而言，该冲击对利率敏感部门所占比较高国家的宏观经济影响更大，且较强的劳动力市场刚性也会放大该冲击的负面效果。李成等（2020）也发现中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经济上行期时对宏观经济存在正面影响，而在经济下行期则表现出一定的负面作用。丁剑平、刘璐（2020）研究发现较高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降低人民币汇率对于宏观经济新闻的反应灵敏度。
孙健等（2017）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企业的融资成本上升，因此企业为了获取更多的资源又会选择主动向市场披露更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杨鸣京等（2019）研究发现，当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在股权质押后，上市公司的风险承担能力下降，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则加剧了上市公司承担的风险。何德旭等（2020）研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将导致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变得相对缓慢，这是因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了银行发放贷款的机会成本，同时推高了企业的贷款利率。顾海峰、卞雨晨（2020）的研究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减弱跨境资本流动对银行流动性风险的促进作用。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其他国家的溢出效应首先引起了学界的关注。Chadwick（2019）研究发现，美国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导致了巴西、印度和土耳其等国家实体经济的恶化，其原因是该冲击引起了国际汇率市场的不稳定，降低了这些国家的国际贸易流量并抑制了其投资规模的扩大。Trung（2019）采用GVAR模型对32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美国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别国通胀和利率的下降，同时导致货币贬值和产出减少，此外，该负面溢出效应的大小还受到各国开放程度、发展水平和制度因素的影响。郝大鹏等（2020）重点分析了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其研究发现，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对中国的产出和投资产生不利影响，并加剧宏观经济波动。Cai（2018）研究了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别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美国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1997—2001年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股市存在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在2009年欧债危机以后则表现出明显的抑制作用。
除美国外，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策不确定性或也存在一定的溢出效应。其中，Gabauer和Gupta（2018）研究发现美国和日本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存在双向溢出效应，且各国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会持续推动对方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Antonakakis等（2019）研究发现，欧盟债务危机爆发后，希腊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欧洲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存在着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较高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延缓了欧洲经济的复苏进程。Apostolou（2019）发现，欧盟的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和消费下降，同时引起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