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Fatás和Mihov（2013）认为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率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其对93个国家和地区数据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单位标准差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一国经济短期增长率下降超过1％，在长期中也会导致增长率下降0.74％。Furceri（2007）的研究却表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明显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增长率没有显著影响。造成上述研究结论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他们测度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标存在差异，其中前者使用政府消费对产出变量的回归残差作为代理指标，而后者使用财政变量周期性成分的标准差对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进行衡量；二是发展中国家和OECD国家在制度上存在差异，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Chong ＆ Gradstein，2006）。Badinger（2012）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经济增长率会因为财政政策不稳定而降低，但是其认为财政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更加剧烈的经济波动来降低经济增长率。相较于上述学者，Afonso和Furceri（2010）在分析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时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探讨，其研究发现不仅政府消费的波动会阻碍经济增长，而且间接税、政府补贴和政府投资等政策工具的波动均会对一国经济增长带来不利影响。
（1）在理论分析方面
Johannsen（2014）强调了零利率下限对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放大效应。其在一个具有内生资本积累过程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中通过随机过程的形式引入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结果表明，当不存在零利率下限时，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很小，而一旦在模型中加入零利率下限，正向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就会引起很大的负面影响，而当名义利率处于零利率下限的边缘时，负面影响达到最大值。与Johannsen（2014）不同，Fernández-Villaverde等（2015）通过随机波动率的形式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引入DSGE模型，同时基于美国数据对随机波动率自回归过程的相关参数进行了校准，数值模拟结果同样表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将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笔者认为该负面影响的核心传导机制是，名义刚性导致价格制定者在面临不确定性冲击时主动提高加成率。王立勇、纪尧（2019）进一步将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纳入开放DSGE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数据对模型中的相关核心参数进行了校准，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开放经济框架下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更大，且该负面影响主要通过影响家庭和厂商预期的渠道进行传导。朱军等（2020）在一个包含异质性家庭的DSGE模型中分别分析财政支出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和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结果表明上述两种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均会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且财政支出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要大于税收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
（2）在实证分析方面
Badinger（2012）基于88个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不仅会导致经济增速降低，还会导致更加剧烈的经济波动。Mumtaz和Surico（2018）利用SVAR模型研究了政府支出、公共债务和税收三种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美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包括产出、消费、投资以及信心在内的众多宏观经济指标产生下行效应，且在上述三个纳入研究范围的财政政策指标中，公共债务的不确定性冲击对各宏观经济指标下行的解释力度最大。金春雨、张德园（2020）在比较中国四种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时发现，虽然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中国经济下行，但是其负面影响是上述四种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中最小的。
（1）在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方面
朱军、蔡恬恬（2018）借鉴Baker等（2016）使用的文本分析法构建了中国的财政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并发现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中国通胀预期在短期内上升而在长期中下降，此外，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相比，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虽然对通胀预期的影响相对较小，但是其影响却更为持久。胡久凯、王艺明（2020）研究发现，中国财政政策不确定性对财政政策调控效果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在财政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地刺激经济上行，并减少对于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
（2）在税收政策不确定性方面
杨君等（2020）研究发现，较高的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资本回报率产生负面影响，该影响主要通过增加企业负担和企业投资波动率两种方式来进行传导，异质性分析表明，与私营企业相比，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对税收政策不确定性的反应更为敏感。杨武、李升（2019）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税收征管不确定性会对各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当税负较高时，税收征管不确定性会减少当地外商直接投资；而税负较低时，外商直接投资和税收征管不确定性呈现出正向变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