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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drik（1991）是研究政策不确定性影响的先驱，其认为如果政府新公布的改革措施太过激进，就可能导致市场主体对政策的持续性产生怀疑，此时投资决策者会选择推迟投资或直接放弃投资，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改革措施本身的正面效应。此外，正是因为改革存在政策不确定性，无法确定最终的政策效果以及获益群体，导致了一些提高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措施最终无法顺利推行（Fernandez ＆ Rodrik，1991）。Born和Pfeifer（2014）在新凯恩斯DSGE模型框架内分析了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虽然会导致产出下降，但其影响相对较小，且名义刚性是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负面效果的核心机制。许志伟、王文甫（2019）采用类似的研究框架分析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不仅会导致经济下行，还会引起产出和物价波动性的上升，如果在研究时纳入政策预期变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将会更大。
金雪军等（2014）最早从实证角度分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宏观经济下行，其中汇率与通胀等名义指标反映得最为明显。田磊等（2017）的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较弱，虽然他们也赞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经济下行，但认为中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驱动因素是需求冲击，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中国经济波动的贡献较小。张玉鹏、王茜（2016）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即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在经济上行时导致产出减少，在经济下行时导致产出增加。
除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金雪军等（2014）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但张浩等（2015）和胡成春、陈迅（2020）却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对房价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其中前者基于LSTVAR模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房价负向偏离，而偏离幅度随政策不确定性数值的增加而扩大。后者借助TVAR模型研究发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虽然会使产出下降，但会导致房价和股市收益率上升。
Julio和Yook（2012）将选举当作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并基于跨国企业面板数据发现，由选举引起的政策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在选举年的投资支出平均下降4.8％，当选举结果确定时，前期被抑制的投资需求就会完全释放，进而导致短期内企业投资的快速增加。在将不同国家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时发现，在政权相对不稳定和中央政府支出占比较高的国家，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敏感性更高的企业在选举年对投资的调整幅度更大。与之类似，才国伟等（2018）认为各地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当地官员的稳定性密切相关，因此可以通过观察各地官员的变动率来考察各地的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通过缩小企业融资规模的方式阻碍企业投资，还会通过降低融资对投资促进作用的方式来减少企业投资。此外，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阻碍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即对那些融资较为困难的企业具有明显的投资抑制作用，而对那些融资相对容易的企业没有显著影响。
虽然基于选举或官员任期的角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构建指标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误判。事实上，官员在任期内也有可能进行相关政策调整，并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因此，部分学者尝试使用更具时变特点的指标来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其中，Gulen和Ion（2016）将Baker等（2016）提供的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指标，并基于美国企业的季度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政策不确定性会对企业投资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那些沉没成本较高的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上结论得到了中国实证数据的支持，陈国进、王少谦（2016）基于Baker等（2016）提供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发现，中国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上市企业的投资行为。此外，饶品贵等（2017）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虽然阻碍了企业投资，但是也提高了企业的投资效率；谭小芬、张文婧（2017）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投资的阻碍主要作用是通过实物期权效应和金融摩擦效应两种机制进行传导。
（1）在企业投融资决策方面
张成思、刘贯春（2018）基于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数据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融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固定资产收益率下降且企业未来的现金流不确定性上升，为应对这种局面，企业会在降低杠杆率的同时增加现金持有量，且上述变化在高融资约束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宫汝凯等（2019）基于中国全部上市企业数据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导致企业降低杠杆率，但并未对其传导机制进行进一步分析。宋全云等（2019）利用银行信贷数据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提升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的融资成本，并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银行在风险控制方面表现得更加谨慎。与前述研究成果不同，彭俞超等（2018）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企业投资行为方面，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明显降低企业金融资产的持有规模，且这种抑制作用在低融资约束企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2）在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方面
顾夏铭等（2018）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显著增加上市公司的R＆D投入，同时也提升了这些企业的专利申请量，但是上述激励效应并不对所有企业都适用，还会因为企业的异质性而具有“选择效应”。张峰等（2019）的研究为“选择效应”的存在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其基于制造业上市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仅会阻碍企业的产品创新，还会导致制造业企业向服务转型。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导致的制造业企业产品创新受阻和去金融化还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王丽纳等，2020）。
（3）在企业经营负担方面
Dang等（2019）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并认为其传导机制为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政府财政压力，财政压力的上升导致企业加强了税收征管力度，最终促使企业税负上升。此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公司税收负担的提升效应在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服务业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于文超、梁平汉（2019）针对民营企业的研究也发现，地方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增加民营企业摊派费用、公关招待费以及税费支出而挤占民营企业生产性资源，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Dang等（2019）的研究结论。
（4）在金融市场方面
Pástor和Veronesi（2013）认为，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了政府向市场提供的隐性担保的价值，因此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不仅会提升股票的风险溢价，还会导致股市波动性上升，政策不确定性导致的溢价效应和波动效应在经济下行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贾盾等（2019）基于中国股市数据的研究证明了上述风险溢价效应的存在，并认为公告日前的风险溢价提升是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一种风险补偿。除股票价格外，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还会导致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准确度降低，并提高盈余预测的分歧度和乐观度，企业风险与行业信息可比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分析师预测效果的两个可能渠道（戴泽伟，杨兵，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