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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dley和Limão（2015）针对葡萄牙加入欧共体这一事件进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时，认为葡萄牙在1986年加入欧共体之后消除了该国商品出口到欧共体国家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打消了其国内出口商关于未来商品出口有可能被征收普通进口关税的疑虑。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关税壁垒降低仅能解释出口企业增长率的20％和贸易规模总增长的30％，而出口企业增长率的65％和贸易规模总增长的一半以上可以归功于消除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即消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促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和扩大国际贸易规模方面发挥的作用比实际关税壁垒降低还要大。Groppo和Piermartini（2014）在研究1996—2011年所有WTO成员关税数据时发现，即使WTO制定的约束性关税税率高于最惠国待遇税率，其关于进口关税税率的承诺也大大降低了各国提高实际适用关税的可能性。Handley（2014）对澳大利亚贸易数据进行研究时发现，虽然加入WTO无法完全消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但是仍然可以通过降低出口企业潜在最高损失的方式来规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反事实模拟结果表明，在没有WTO关税约束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在1993—2001年的出口产品种类的增长将降低7％，如果取消所有的进口商品关税且对零关税做出承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超过一半的贸易产品种类增长。
上述观点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也得到了验证，其中：Osnago等（2015）对149个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时发现，平均而言，消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以将产品出口可能性提高12％，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规模扩大的阻碍作用约相当于进口商品关税税率上调1.7％～8.7％；Lakatos和Nilsson（2017）针对韩国和欧盟贸易情况进行的研究表明，双边贸易协定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在其正式实施之前就已经显现，这主要归功于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减轻了市场主体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Carballo等（2018）利用美国2003—2011年美国企业的出口数据研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贸易“大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并认为签订贸易协定可以有效减轻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美国和别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将会导致美国的出口量上升约6.5％，这相当于别国GDP增长8％的情况下对美国商品需求量的增长； Ritzel等（2018）认为瑞士分别在2007年和2011年两次修改对最不发达国家采用的免税和免配额市场准入政策降低了这些国家出口服装和纺织品时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结合孟加拉国的出口数据研究发现，瑞士2007年的政策调整使得孟加拉国的出口服装和纺织品出口量增长了约29％，2011年的政策调整使得孟加拉国的出口服装和纺织品出口量增长了约17％；Graziano等（2018）认为英国“脱欧”引起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导致英国和欧盟的双边贸易额下降，且对欧盟出口商的影响比对英国出口商的影响更大； Greenland等（2019）对1995—2013年18个大型经济体的国际商品贸易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缩小双边贸易规模，并导致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种类减少，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随沉没成本的增加而扩大。
Handley和Limão（2017）重点研究了中国加入WTO前后，中国对美国出口量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2000—2005年对美出口增长的三分之一归因于中国加入WTO以后所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Feng等（2017）在Handley和Limão（2017）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加入WTO之后对美出口问题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美国出口量的增加主要是由新进入市场的出口企业带来的，而不是主要由原有的企业扩大出口量所导致的。同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也改变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结构，使得中国实际出口的产品变得更加“物美价廉”。Crowley等（2018）的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不仅会延迟企业进入市场的决策，而且会提升市场中现有企业的退出率。不仅如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还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同时表现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行为会受到同地区其他企业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某种商品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还会受到公司内部其他商品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钱学锋、龚联梅（2017）针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国加入WTO前后的变化，而是分析中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两个组织成员间签订的贸易协定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同时还指出，这种对制造业出口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出口平均额增长率（集约边际）来实现的。汪亚楠等（2020）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因为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降低，进而有利于扩张出口规模和实现出口升级，此外，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影响上述两个效应大小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