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前期有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是站在企业角度进行局部均衡分析,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虽然近期相关学者已经开始试图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纳入一般均衡框架进行理论研究,但现有研究成果仍存在一定局限:Handley和Limão(2017)构建的模型中部门类型较少,且不允许家户或者厂商进行跨期借贷,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模型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解释力度; Steinberg(2019)在其构建的开放DSGE模型中通过马尔科夫随机过程的方式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种引入方式要求研究者对贸易政策的几种潜在变动结果具有很强的信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框架的适用性,仅能针对可以明确预判贸易政策未来变化结果的事件展开研究; Caldara等(2020)通过关税税率二阶矩冲击的方式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该处理方法不仅假设较弱,而且能够充分体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可预知”特点,为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所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但其所构建的DSGE模型中并未包含企业进入与退出机制,即市场中没有新进入的企业,在位企业只是选择是否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并不会退出国内市场。该设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存在出入,因此在将该分析框架应用到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问题研究中时,需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模型设置。
在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方面,上述三种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方法各有优劣,“关税测量法”的优势在于计算简单,且容易理解,目前已被广泛运用到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微观实证分析中,但其缺点在于,一个国家的关税水平在一个时间段内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通过这种方式计算出来的结果很难精确刻画出一段时间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同时该方法的假设较强,目前使用该方法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多是以某个国家加入多边贸易组织或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的具体事件作为现实背景;“随机波动率法”计算简便,且放松了对特定研究背景的要求,但和“不确定性指数法”相比,其只能衡量关税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反映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不确定性,在非关税壁垒运用范围越发广泛的情况下,“随机波动率法”的局限也不断凸显;和其他两种测度方式相比,虽然使用“不确定性指数法”进行测度得到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更加全面,且并未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施加更多的约束性假设,但是也具有关键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工作量相对较大等缺陷;此外,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对上述三种测度方式进行了概括与综述,但在比较三种测度方式的优劣时多是从经济学直觉和方法自身的特点方面进行判断,并未结合实际情况对这三种方法的准确性进行比较。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学术热点问题,近几年引起了国内外研究学者的广泛关注,从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来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将影响哪些经济变量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在此,本书将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其他影响这三个方面对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
Handley和Limão(2015)针对葡萄牙加入欧共体这一事件进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研究时,认为葡萄牙在1986年加入欧共体之后消除了该国商品出口到欧共体国家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打消了其国内出口商关于未来商品出口有可能被征收普通进口关税的疑虑。进一步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关税壁垒降低仅能解释出口企业增长率的20%和贸易规模总增长的30%,而出口企业增长率的65%和贸易规模总增长的一半以上可以归功于消除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即消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促进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和扩大国际贸易规模方面发挥的作用比实际关税壁垒降低还要大。Groppo和Piermartini(2014)在研究1996—2011年所有WTO成员关税数据时发现,即使WTO制定的约束性关税税率高于最惠国待遇税率,其关于进口关税税率的承诺也大大降低了各国提高实际适用关税的可能性。Handley(2014)对澳大利亚贸易数据进行研究时发现,虽然加入WTO无法完全消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但是仍然可以通过降低出口企业潜在最高损失的方式来规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反事实模拟结果表明,在没有WTO关税约束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在1993—2001年的出口产品种类的增长将降低7%,如果取消所有的进口商品关税且对零关税做出承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可以解释为什么有超过一半的贸易产品种类增长。
上述观点在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也得到了验证,其中:Osnago等(2015)对149个国家的贸易数据进行研究时发现,平均而言,消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以将产品出口可能性提高12%,且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规模扩大的阻碍作用约相当于进口商品关税税率上调1.7%~8.7%;Lakatos和Nilsson(2017)针对韩国和欧盟贸易情况进行的研究表明,双边贸易协定对国际贸易的促进作用在其正式实施之前就已经显现,这主要归功于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减轻了市场主体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Carballo等(2018)利用美国2003—2011年美国企业的出口数据研究发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贸易“大崩溃”的主要原因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并认为签订贸易协定可以有效减轻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美国和别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将会导致美国的出口量上升约6.5%,这相当于别国GDP增长8%的情况下对美国商品需求量的增长; Ritzel等(2018)认为瑞士分别在2007年和2011年两次修改对最不发达国家采用的免税和免配额市场准入政策降低了这些国家出口服装和纺织品时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结合孟加拉国的出口数据研究发现,瑞士2007年的政策调整使得孟加拉国的出口服装和纺织品出口量增长了约29%,2011年的政策调整使得孟加拉国的出口服装和纺织品出口量增长了约17%;Graziano等(2018)认为英国“脱欧”引起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将导致英国和欧盟的双边贸易额下降,且对欧盟出口商的影响比对英国出口商的影响更大; Greenland等(2019)对1995—2013年18个大型经济体的国际商品贸易情况进行了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缩小双边贸易规模,并导致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种类减少,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负面影响随沉没成本的增加而扩大。
Handley和Limão(2017)重点研究了中国加入WTO前后,中国对美国出口量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2000—2005年对美出口增长的三分之一归因于中国加入WTO以后所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Feng等(2017)在Handley和Limão(2017)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加入WTO之后对美出口问题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美国出口量的增加主要是由新进入市场的出口企业带来的,而不是主要由原有的企业扩大出口量所导致的。同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降低也改变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结构,使得中国实际出口的产品变得更加“物美价廉”。Crowley等(2018)的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不仅会延迟企业进入市场的决策,而且会提升市场中现有企业的退出率。不仅如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还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效应同时表现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行为会受到同地区其他企业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某种商品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还会受到公司内部其他商品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钱学锋、龚联梅(2017)针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不再局限于中国加入WTO前后的变化,而是分析中国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两个组织成员间签订的贸易协定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同时还指出,这种对制造业出口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出口平均额增长率(集约边际)来实现的。汪亚楠等(2020)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因为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降低,进而有利于扩张出口规模和实现出口升级,此外,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影响上述两个效应大小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