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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前期有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作用机制的研究主要是站在企业角度进行局部均衡分析，探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对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虽然近期相关学者已经开始试图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纳入一般均衡框架进行理论研究，但现有研究成果仍存在一定局限：Handley和Limão（2017）构建的模型中部门类型较少，且不允许家户或者厂商进行跨期借贷，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模型对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解释力度； Steinberg（2019）在其构建的开放DSGE模型中通过马尔科夫随机过程的方式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这种引入方式要求研究者对贸易政策的几种潜在变动结果具有很强的信心，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框架的适用性，仅能针对可以明确预判贸易政策未来变化结果的事件展开研究； Caldara等（2020）通过关税税率二阶矩冲击的方式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该处理方法不仅假设较弱，而且能够充分体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可预知”特点，为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所产生的宏观经济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但其所构建的DSGE模型中并未包含企业进入与退出机制，即市场中没有新进入的企业，在位企业只是选择是否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并不会退出国内市场。该设置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存在出入，因此在将该分析框架应用到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问题研究中时，需结合实际情况调整模型设置。
在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方面，上述三种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方法各有优劣，“关税测量法”的优势在于计算简单，且容易理解，目前已被广泛运用到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微观实证分析中，但其缺点在于，一个国家的关税水平在一个时间段内往往是相对固定的，通过这种方式计算出来的结果很难精确刻画出一段时间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同时该方法的假设较强，目前使用该方法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多是以某个国家加入多边贸易组织或签订双边贸易协定的具体事件作为现实背景；“随机波动率法”计算简便，且放松了对特定研究背景的要求，但和“不确定性指数法”相比，其只能衡量关税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反映非关税贸易壁垒的不确定性，在非关税壁垒运用范围越发广泛的情况下，“随机波动率法”的局限也不断凸显；和其他两种测度方式相比，虽然使用“不确定性指数法”进行测度得到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更加全面，且并未对政策制定者的行为施加更多的约束性假设，但是也具有关键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工作量相对较大等缺陷；此外，虽然已有部分学者对上述三种测度方式进行了概括与综述，但在比较三种测度方式的优劣时多是从经济学直觉和方法自身的特点方面进行判断，并未结合实际情况对这三种方法的准确性进行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