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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学者们主要采用以下三种衡量方法：
第一，侧重潜在关税变动幅度的“关税测量法”。具体而言就是出口商品所适用的现行关税税率和潜在最高关税税率的差额。Handley（2014）推导出存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潜在关税上限和企业预期利润之间关系的表达式。Handley和Limão（2017）借助Handley（2014）的测度方式针对中国加入WTO前后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进行研究，认为中国在加入WTO前，如果失去美国给予的最惠国待遇，美国有可能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Smooth-Hawley关税，该关税的平均税率为31％；而中国在加入WTO以后，获得了成员之间的永久性最惠国待遇，使得潜在关税上限大大降低，因而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商品时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相应降低，并认为中国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与税率差异
间的关系满足TPU=1-
。与Handley（2014）的测度方式不同，Pierce和Schott（2016）在实证研究中国加入WTO前后出口变化时，直接将两类关税的代数差作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即
。上述两种测度方式虽然在计算方法上有所差异，但核心思想差别不大，都是通过测度可能出现的关税变化变动幅度来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余淼杰，祝辉煌，2019）。
第二，侧重贸易政策变化可能性的“不确定性指数法”。这种方法即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来构建一个“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这种文本分析的方法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领域的研究中由Baker等（2016）创立，即通过对报纸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报道内容中同时出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关键词的次数加以统计和标准化处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多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随后Davis等（2019）、Huang和Luk（2020）将该方法运用于测度不同时间段内中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分别基于不同的中文报纸构建了中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其中Davis等在构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时，主要是对《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进行文本分析，依据这两家报纸计算出的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可追溯到1949年，可以实现较长时间的不确定性指数对比； Huang和Luk从2000年1月开始构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虽然指数跨度时间相对较短，但是该指数是基于10家中文报纸进行文本分析得到的，因此其包含的信息更为丰富。
第三，侧重进口商品平均关税税率可预测性的“随机波动率法”。这种方法最早由Fernández-Villaverde等（2015）在研究美国财政政策时提出，其将美国财政政策工具的时变波动率作为财政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Caldara等（2020）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影响时借鉴了上述方法，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平均税负的随机波动率作为衡量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标。采用这种方式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经济学直觉在于，当平均关税税率的随机波动率越大时，进口商品平均税负的潜在分布范围越大，因此市场主体准确预测进口商品平均税负的难度也就越大，换句话说，此时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也就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