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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是对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研究的一种延伸，Bernanke（1983）和Dixit（1989）的研究成果为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中，Bernanke（1983）认为当投资项目不可逆时，高度不确定性会让企业有动力推迟投资和人员雇佣，当不确定性降低时，企业会增加投资和员工的雇佣。Dixit（1989）的研究强调了投资过程中沉没成本的重要性，他认为当企业投资的沉没成本较高并且面临着经济不确定性时，投资者的等待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给投资者形成了一个“等待的期权价值”，即投资者如果选择投资，当经济环境恶化时，投资者的部分投资由于是沉没成本而无法收回，这个成本就形成了投资者的潜在亏损。如果投资者选择等待，当经济环境变好时的潜在收益就成了投资者的潜在亏损。当经济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投资的预期收益高于投资的沉没成本时，投资者才会选择投资，否则，理性的投资人将会推迟投资。Roberts和Tybout（1997）的研究成果为Dixit（1989）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现实依据。他们基于哥伦比亚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证实了出口商进入沉没成本的存在，并认为该沉没成本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出口企业需要在前期积累一些关于产品进口国的市场信息，一旦在位出口商退出了出口市场，企业积累的进口国市场信息便开始贬值，如果企业想要重新回到出口市场中就需要重新搜集信息。此外，实证结果还表明，出口沉没成本对企业出口决策存在较大的影响，如果企业前期已经支付出口沉没成本，则该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概率将会比没有支付沉没成本的企业高60％。
与Bernanke（1983）和Dixit（1989）强调整体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不同，Rodrik（1991）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政策不确定性上，并建立了理论模型来分析政府改革措施对私人投资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政府新公布的改革措施太过激进，就可能导致市场主体难以准确预期未来的政策走向，甚至对政策的持续性产生怀疑，此时投资决策者会选择推迟投资或直接放弃投资，这样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改革措施本身的正面效应。因此，与那些侧重于经济市场化的激进改革方案相比，强调政策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的改革措施可能会在投资和增长方面产生更好的效果。
Handley和Limão（2015）进一步将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具体化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并将Dixit（1989）和Rodrik（1991）提出的理论机制运用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Handley和Limão（2015）认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来源是进口商品所适用的现行税率低于潜在的最高关税税率，当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时，进口国有可能按照潜在的最高关税税率对进口商品征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需要支付较高的沉没成本，因此进口国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可能会给出口企业带来潜在损失，进而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潜在出口企业进入产品出口市场。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可以通过消除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方式促进在位出口企业增加投资，同时降低潜在出口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为更好地描述上述机制，笔者构建了一个具有异质性企业的局部均衡模型，通过随机过程的方式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此基础上推导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表达式以及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出口企业预期利润之间的关系，并利用葡萄牙加入欧洲共同体（以下简称“欧共体”）前后的贸易数据对模型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Handley（2014）对Handley和Limão（2015）提出的理论机制进行了扩展，认为WTO虽然允许成员调整30％的受约束税目的进口关税税率而不需要向受影响的且同为WTO成员的贸易伙伴提供任何形式的补偿（Bchir et al.，2006），进而无法有效地消除现行适用关税上升的可能性，但是WTO规定的产品进口关税上限低于各国自己制定的关税上限，此时，WTO成员之间商品进口关税的分布范围就会缩小，因此各国（地区）加入WTO之后仍然可以通过降低出口企业潜在最高损失的方式来规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而促进出口企业投资和国际贸易发展。此外，Handley（2014）还将Handley和Limão（2015）的企业进入决策模型与Helpman等（2008）的模型框架进行结合，推导出存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前提下，潜在关税上限和企业预期利润之间关系的表达式，并证明了关税上限的降低会导致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预期利润阈值降低的假设。
虽然缔结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可以通过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方式来降低出口市场的进入门槛，促进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但签订贸易协定的收益仍然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Limão和Maggi（2015）从理论模型角度对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研究发现：当经济体更加开放、出口供应弹性较低、经济体更加专业化时，签订贸易协定的收益相对较高；当贸易环境更加不确定时，政府更有动力签署贸易协定，且此时贸易协定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的抑制作用更强；当贸易成本发生变化时，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通过贸易协定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收益相对于降低平均关税水平显得更加重要。
除了影响企业预期经营收益之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还可能存在其他作用机制。Shepotylo和Stuckatz（2017）尝试从企业中间品投入的角度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其在构建理论模型时，将中间品投入引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中，并认为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中间品由国内中间品和国外中间品两部分组成。分析结果表明，如果企业为了进行生产需要支付部分沉没成本，那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化会对企业的生产决策产生影响。具体而言，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使用更多的进口中间品，该国的进口总量将会增加；当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时，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会减少进口中间品的投入，该国的进口总量也会相应减少。
上述研究成果均是从企业角度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进行局部均衡分析，但近年来发生的“中美贸易摩擦”“英国脱欧”等重大国际事件使研究者开始重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影响。Handley和Limão（2017）首先构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尝试从理论角度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动对贸易总额、进口商品价格与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降低使得美国对中国产品的进口量快速增加，并由此促使美国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和消费者福利改善。具体而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可以解释2000—200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三分之一，且通过降低进口商品价格改善了消费者福利，福利改善的效果相当于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关税税率降低13％。
Steinberg（2019）首次将DSGE模型分析框架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研究领域，他在研究“英国脱欧”事件的宏观影响时，假设英国同欧盟之间的贸易政策在“脱欧”谈判结束之前服从一个马尔科夫随机过程，并建立一个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开放DSGE模型对“英国脱欧”的影响进行数值模拟分析。结果表明，与从未发生过“脱欧”的反事实稳定状态相比，“脱欧”将导致英国与欧盟的贸易流量下降8.2％～44.8％，英国国内消费下降0.5％～1.3％，英国家庭的福利损失现值将达到人均7000～19000英镑。与“英国脱欧”事件相比，由“脱欧”方式的多样性引起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福利成本相对较小，其现值人均不足50英镑。
Caldara等（2020）在研究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宏观影响时，虽然也是采用包含异质性企业的开放DSGE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但是其在引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平均税负的随机波动率作为衡量美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指标，并在数值模拟时将同时施加关税预期冲击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与仅施加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脉冲响应结果进行比较，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相对重要性。数值模拟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会导致投资、消费、出口和产出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约占同时施加两个冲击时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