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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笔者的研究精力与研究水平，本书在研究过程中还存在以下两点不足：
第一，在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主要是通过对比分析“关税测量法”“不确定性指数法”和“随机波动率法”的准确性，最终选择采用Huang和Luk（2020）公布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作为中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代理变量，本书并未基于该方法重新计算新的指数。因此，在后期研究过程中可以尝试在对几种测度方式的优势进行综合的基础上，寻找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测度方法。
第二，本书在借助DSGE模型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的宏观经济影响时，构建的开放DSGE模型中仅包含两个国家，也就是说，本书所构建的DSGE模型并未考虑中美贸易摩擦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影响，也未分析其他国家的相关经济政策对中美双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起到的调节作用，在后期研究中可以尝试将模型框架扩展至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