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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问题已经影响到人类的生产和生活，进而影响社会发展的步伐和质量。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渐受到各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重视。如何破解以上问题，维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重要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人类试图在各领域努力寻找各种各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用于取代传统的、落后的、不符合现代发展需求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 ［96］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和观点于 1980 年由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野生动物基金会（WWF）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在共同发表的《世界自然保护纲要》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 ［97］ 。可持续发展理论一经提出就迅速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可。1987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再次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概念：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的能力 ［98］ 。1994 年，我国政府编制《中国 21 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正式将可持续发展战略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
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自然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1993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布的《持续土地利用管理评价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了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概念、基本原则、评价标准和评价程序等内容。《纲要》将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概念定义为：将土地利用的政策、技术和行为融为一体，在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同时，将自然资源保护放到同等的地位。土地可持续利用是一种促进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多要素相互协调发展的土地利用模式 ［96］ ，力求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土地可持续利用以生态环境效益为前提，保护自然资源的生态环境；以资源的综合效益为基础，协调好各种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运用高科技手段合理开发土地资源，不断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的综合效益；以社会效益为目标，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91］ 。土地可持续利用是区域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背景下土地利用必然选择的方式。土地可持续利用理论是制定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各时期土地利用优化调控的永恒理念，对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土地的矛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是人类实现人口、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人地关系协调理论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而逐渐形成的理论，强调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等多要素的协调发展。在人地关系协调理论中，人和地球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有机整体，人类在这个有机整体中充当着主导者的角色，地球环境变化反作用于人类活动。由此，人地关系协调理论可解释为：人类社会及其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99］ 。随着人类的进化，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向更广空间和更深层次发展和演变 ［100］ 。人地关系协调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复杂的综合系统 ［101］ ，人类活动不可能完全改变地球环境，但人类活动对地球的外部环境可产生巨大的影响，人类对土地的不同需求导致土地利用各功能之间形成竞争关系，如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容易形成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生产空间与生态空间、生活空间与生态空间的相互挤压。这种相互矛盾汇聚于土地空间之上，导致土地利用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当人类活动超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时候，自然界将会对人类做出巨大的反应，如泥石流、塌方、滑坡等地质灾害以及河流污染、阴霾天气、酸雨等环境问题，此种自然“回赠”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因此，人类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时，要充分重视人地关系，及时改变不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应遵从自然规律，引导自然环境向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方向演进，实现人地关系的协调发展。
人地关系协调理论对于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要实现人与地的和谐共生，关键在于“人”要对“地”进行合理开发利用。人类对土地利用的目的就是要获取土地的产出效益，而在土地利用与管理过程中，由于政策缺失和考核机制的导向作用，地方政府大多只注重经济的发展速度，忽视对土地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剧了人地关系的矛盾。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经济快速发展地区人地矛盾日益凸显，解决人地关系的矛盾，促进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这些地区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102］ ，为此，政府将会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解决自然环境存在的问题。“人”和“地”是人地关系协调理论的两大主体，因此，从根本上来说，协调人地关系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人口素质，改变人类利用土地的理念和方式；二是对“地”进行优化调控，通过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的方式提高土地利用率，通过改善土地利用条件和加大科学技术投入力度的方式提高单位面积土地利用产出效益。
边境地区作为后发展地带，不能走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道路，在发展过程中，要适时适度调控人地关系，厘清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及时把握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的时空演变规律，分析土地利用结构和功能变化的影响因素，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及时调节各功能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多种功能之间协调发展，推进土地利用转型，推动人地关系朝着良性互动方向发展。
我国经济经历了从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到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再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过程 ［103］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我国实施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为依据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努力构建以解决温饱问题为重要目标的全国经济建设格局；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为了提高经济发展效率，国家重点支持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形成了重点区域发展理论；东部地区发展起来后，国家逐渐意识到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发展的差距越来越大，为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距，政府及学术界对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研究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04］ 。1994 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出版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一书，详细阐述了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 ［105］ ，随后我国学者以此为基础对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进行了探讨。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内涵，研究初期，学者们认为其同等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上形成相互联系、关联互动、正向促进的发展格局，这种观点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106－109］ 。2000 年后，区域协调理论逐渐发展为研究区域经济、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系统协调、人口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态协调度、产业结构协调、土地利用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互动关联、区域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区域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 ［110－111］ 。区域协调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组合式的概念，这也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的一种定义方式。区域协调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区域之间的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在研究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纳入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范畴，使区域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调节机制应包含市场、企业和政府等多个主体，任何一个主体都不可能独立完成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任务，只有协调好三种机制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三者的共同作用，才能确保区域发展系统的正常运行 ［112－115］ 。
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受区域土地资源数量、质量、空间布局以及人类使用土地的技术、政策、理念等多方因素的共同影响，土地资源开发利用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具有差异性特征的区域如何实现协调发展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重大问题。中国中越边境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我国的偏远山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如何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中国中越边境地区发展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不是一个县或者一个市需要考虑的问题，要求各级地方政府积极主动构建连片开发开放的边疆城市群。中国中越边境地区应充分发挥市场的带动作用、企业的支撑作用和政府的指导引领作用，以资源优势为基础，抢抓区位优势，构建有利于区域协调均衡发展的体制机制 ［116－118］ ；打破省界和国界限制，努力打造跨省域和跨国界的区域市场一体化格局 ［119－121］ ；发展具有中国中越边境地区比较优势和特色的产业和产品，促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 ［122－123］ 。
“地缘”是指国家或集团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资源、环境等各个领域上形成的相互关系和对外政策与地理背景之间的关系 ［124］ 。地缘政治理论是从地理空间或地理中心论的视角对国家所处的国际形势进行研究，以及对世界的整体认识 ［125］ 。地缘政治学起源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西方国家 ［126］ ，在经历兴盛、衰退、复兴的发展历程之后，地缘政治学理论逐渐被人类接受并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研究地缘结构的重要理论之一 ［127－131］ 。地缘经济学是指世界各国在特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通过经济的互动往来以满足各国之间的利益诉求，各国之间通过经济互动提高对地理要素与经济活动空间发展变化的认识 ［132］ 。地缘经济学理论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是一种解释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的新理论。该理论认为，世界各国形成相互依存的网络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各国的商品、服务、金融、资本等将会突破政治边境相互流通，各国形成相互影响和相互依赖的经济利益关系 ［133］ 。
从研究起源来看，地缘经济学理论从属于地缘政治学理论，它是地缘政治学理论的一个分支，两者之间有隶属关系，地缘经济学理论大多时候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手段服务于地缘战略 ［134］ 。同时，两者之间也存在相互依赖的关系，各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地缘经济关系，而经济发展上的战略合作可推进地缘政治关系，经济发展上的对立或制裁达到一定程度时可引起政治和军事上的冲突 ［135］ 。不管是地缘政治学，还是地缘经济学，其目的都是满足地缘各国之间的利益需求，国家之间的博弈也表现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之间的博弈 ［136］ 。从学科图谱（见图 2.4）上看，地缘政治学是地理学和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属于政治地理学的分支学科 ［137］ ，而地缘经济学是地理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学科，属于经济地理学的分支学科。地缘政治学是从地理空间和权利的视角研究各国地理环境与政治要素的关系，地缘经济学则是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研究地理环境与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都是研究地理学与其他科学的交叉学科，两者之间形如亲兄弟，存在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图 2.4 地缘政治学和地缘经济学的学科图谱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地缘政治理论是国际政治中最常见的理论之一，在资源环境层面，该理论主要探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地理区位或地缘优势以及资源优势与国家（或地区）之间相互关系的影响。边境地区既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前沿阵地，也是地缘政治博弈的热点地带和地缘经济发展的活跃地带。边境地区的生产生活不仅受到个人活动的影响，更是受本国和边境各国政治和经济行为的影响。中国中越边境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区域以及我国通往东南亚国家的重要通道，经济社会的发展极易受到边境各国的影响，因此，我国应及时掌握边境各国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运行格局、过程和机理，提出地理与历史、政治、经济关系的远见卓识，指导国家对外战略谋划 ［127］ 。
安全理论包括传统安全理论和非传统安全理论 ［138］ 。传统安全理论以现实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传统安全理论的指导下，各国以追求自身利益为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首要目标是维护自身的安全。在国际关系中，冲突已成为常态，各国在冲突斗争过程中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护自身的安全，甚至侵略他国以获得更大的权利和更多的利益。在这样的思想下，安全一般是指国家、政治、军事等传统安全。20 世纪 60 年代末，欧美国家开始关注人口、贫困、粮食、环境等非传统安全问题。1991 年，布赞·巴里（Buzan Barry）在《人、国家与恐惧》一书中提出，如根据研究领域进行分类，非传统安全包括政治、经济、环境、社会和军事五个领域的安全；如根据研究对象来分类，非传统安全可分为国际体系、次国际体系、单元、子单元和个人的安全 ［139］ 。2004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组织等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非传统安全应该包括人类、经济、粮食、健康、环境、政治、共同体七个方面 ［140］ 。时至今日，非传统安全已经囊括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边境土地安全更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自古以来，边疆是捍卫国家安全的战略屏障，边疆安全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维护边疆各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边疆非传统安全的核心内容 ［141］ 。边疆地区安全环境的建立及维护、边疆地区的开发与建设，与我国和相邻国家的关系存在着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相邻两国边疆地区安全的开发建设环境为健康持续发展的国际关系提供了安全的环境以及物质基础，两国日益融洽的合作伙伴关系，又可以强化两国边疆地区的安全稳定，促进边疆地区的开发建设 ［141］ 。
“边疆治理与国家安全”需要进行多学科多理论知识和手段的交叉研究，建立一个稳定长效的研究机制非常有必要。由于边疆地区生产生活环境是否安全直接影响着我国如何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因此，我们需要从多方面构建“边疆安全理论”，创新边疆治理模式，综合运用军事、法律、公共管理（含土地资源管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式维护我国的边疆安全 ［142］ 。中国中越边境地区作为我国资源富集区、重要生态屏障区和战争文化特色区，随着“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中越边境地区将从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带转而成为我国全面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通道和桥头堡。因此，中越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全稳定，不论对中国还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