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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春玲 郭志娟
摘 要： 在疫情带来经济冲击与主流经济学理论危机的双重背景下，本文基于库恩“范式”的视角，对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凯恩斯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周期理论进行深入探究后发现：两种范式在对经济周期的分析方法、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和实质、危机治理措施以及理论预设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实质性差别。但是，两种范式在经济危机爆发的诱因和经济复苏的基础等方面都有共同触点。为此，要克服此次经济危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需要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指导，同时有甄别地借鉴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
关键词： 库恩范式；马克思经济学；凯恩斯经济学；经济周期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自1825年英国爆发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1857年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此后，还有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80—1982年世界性经济危机、1990—1991年美国经济萧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有人认为2020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也导致了供给端和需求端停摆的经济危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的发展从来都不是按部就班、一成不变的，经济的发展遵循着周期性规律——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经济正是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循环，得到螺旋式的发展。经济学家一直在寻找一种理论用以解释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及其周期性爆发的规律。特别是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两种经济学范式——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凯恩斯经济学范式对经济周期问题都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探索和研究，并在理论及实践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消除，全球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供给端和需求端停摆，已经造成了全球经济体系内部结构的破坏。经济危机根源于哪里？面对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将如何走出困境以更好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科学哲学中库恩“范式”这一研究视角，深入探究马克思经济学范式和凯恩斯经济学范式经济周期理论的异同，以期为我国应对此次经济危机提供更多有益的理论及政策参考。
按照库恩范式理论，在经济学范式结构中，当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能更好地解释客观经济过程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时，就会爆发经济学革命。经济学革命实质上是新旧范式之间的抗争与转换，通过经济学革命形成新的经济学范式，以此孕育经济学理论更大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凯恩斯经济学范式就是在对旧范式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建立起的一套新的假设前提、范式基础、研究方法和理论逻辑，因而都是经济学上的一次范式革命。
1．马克思经济学范式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新的理论体系用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1］8 ，这标志着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诞生。随着1885年和1894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分别出版，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完整理论体系由此诞生。
在库恩范式理论中，科学革命是科学发展模式上的重要一环，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革命性体现为研究对象、方法论、理论体系和制度建设的革命。首先，在研究对象上，马克思通过创作《资本论》一改以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只重视物与物的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人与人的特殊社会关系的研究倾向，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阐明了剥夺者被剥夺的历史必然性。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马克思开创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通过经验抽象出来的概念来建构一种“自然”的规律是不科学的，只有从当下社会历史矛盾运动的整体性出发，才能科学地理解经济社会发展的当代性。马克思通过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质变量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地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剖析，揭示了客观经济过程的发展变化，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发展及其灭亡的规律。再次，在理论上，马克思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变革。在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中，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是最根本的理论内核，通过对扩大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以及经济周期等问题的论证，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运行规律的理论体系；在以后的发展中，又进一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熟的理论体系，从而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发展趋势的认识，乃至对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建立在真正的科学基础之上。最后，在制度建设上，马克思预言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建立。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否定自身的客观必然性，同时也创造了使这种必然性得以实现的社会力量——无产阶级的诞生。“资产阶级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2］479 马克思雄辩地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由空想走向科学。
2．凯恩斯经济学范式
在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古典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持久的失业问题，从而导致传统经济学理论危机。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出版，标志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为凯恩斯革命，由此形成了凯恩斯经济学范式。
凯恩斯经济学范式是西方经济学范式结构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产物，凯恩斯革命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实现了资产阶级内部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首先，在研究对象上，凯恩斯从微观经济行为分析转向宏观经济行为分析，其推演逻辑从充分就业开始，把国民收入、总就业、总需求等总量作为研究对象，他所关注的是国家如何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调节才能使经济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从而实现充分就业。其次，在研究方法上，凯恩斯推翻了古典二分法，把实物经济和货币经济合为一体，关心经济中的总量变动，开创了现代宏观总量的分析方法。再次，在理论上，凯恩斯对传统经济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将完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调整为未来是不确定的有限理性假设，否定了传统的萨伊定律，开创了以有效需求理论为核心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最后，在政策上，凯恩斯反对传统自由放任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加强政府干预的政策，用国家干预政策代替传统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凯恩斯在上述几方面实现的革命“是经济思想上的一次真正的革命：在整个理论观念上的一个突然的和令人惊异的快速转变” ［3］515 。
在经济学发展史上研究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不乏其人，但马克思是系统全面地研究经济周期的第一人。正如伦敦经济学院的德赛教授所说：回顾和研究过去200年来伟大学者的理论，“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个缔造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他也是第一个看到资本主义经济在增长过程中会受制于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 ［4］ 。
任何理论的建立都是在一定的方法论指导下完成的。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把对经济周期的分析放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内部矛盾运动中展开论证，从而构建了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框架。其经济周期理论的方法论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矛盾分析法。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最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分析考察了能够引起危机爆发的各个可能性和现实性因素，以及这些因素在扩大再生产和流通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矛盾，从而上升至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矛盾；通过分析这些矛盾现象，进而深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部，最终挖掘出一切矛盾的根源。其次，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分析方法。马克思把经济周期理论的各个部分置于生产方式矛盾分析中，从最简单的商品、价值、货币的本质规定出发，进而说明更复杂的商品货币关系——商品生产怎样从价值形成转化为价值增值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各环节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部矛盾运动进行全面剖析，这种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思维顺序与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做到了逻辑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最后，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分析方法。马克思认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 ［1］8 ，运用科学的抽象法分析社会经济形式“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 ［1］21 。在此基础上，才能把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揭示出来，即从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细胞”的商品分析开始，以及通过对商品与货币价值形式变化的矛盾分析，抽象出引发危机的可能性，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高度抽象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最终经济危机就从抽象的可能演变为具体的可能，且具有周期性。马克思正是通过上述方法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精辟的论述。
马克思把经济周期划分为繁荣、危机、萧条、复苏四个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总是在这四个阶段循环往复。其中危机是关键阶段，它引起经济在其他阶段的循环并决定周期的性质。为此，马克思对经济周期中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进行了层层递进的逻辑论证。
1．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一方面，马克思论述了爆发经济危机的第一种“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和卖的分离” ［5］582 。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不存在危机产生的条件。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货币由于充当商品交换媒介而将买和卖在时间和空间上分离，打破了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造成“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正是“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了发展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 ［1］135 。
另一方面，马克思论述了爆发经济危机的第二种“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马克思认为“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 ［5］582 的产生。在生产和流通环节中出现因赊购赊销支付产生的债务时，这笔债务会造成一系列连锁反应。当多笔债务同时发生时，信用链条就很可能会断裂而引起债务危机。特别是货币通过世界货币的职能，能将危机传导到其他国家，进而引发世界性经济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虽然商品经济的发展存在着两种引发危机的可能性，但不代表危机一定发生。资本主义幼年时期也没有发生过剩危机，停滞现象只发生在个别的工业部门。马克思认为：“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 ［1］135-136 由此可见，马克思认为危机从可能性演变为现实性，需要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所伴随的整整一系列的关系。
2．危机爆发的现实性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现实性是必然性的存在，必然性是由事物的根本矛盾决定的。为此，“要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要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5］585 。决定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基本矛盾经过社会资本的竞争与积累、社会再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利润率下降趋势以及信用制度的建立等一系列条件的发展，危机才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根源。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生产资料越来越归少数资本家私人占有，致使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生产的社会化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生产出来大量商品，如果这些商品不能实现价值转换，“商品的惊险的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 ［1］124 。那么资本家就不能从生产中获取剩余价值，便会出现商品积压过剩，经济危机就会爆发。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是由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决定的。
马克思还通过对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的分析，论证了经济危机的根源，从而表明了危机的实质。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普遍的生产相对过剩，他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 ［1］548 。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市场激烈竞争的外在压力下，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大对工人的剥削程度，致使劳动者的消费能力与整个社会扩大再生产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生产与消费严重脱节，引发生产过剩危机。综上所述，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脉络可用图1表示：
图1 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基本脉络
凯恩斯作为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贡献是其政策取向。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经济周期理论，建立了一个以国家干预为中心、以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失业为己任，以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完整理论体系，其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最主要的指导理论。
凯恩斯在《通论》中指出：他构造的新的理论框架“旨在探索在任何一时决定就业量之种种因素，设此理论而不谬，则应当可以解释商业循环现象” ［7］271 。可以看出，凯恩斯重点阐述的是何种因素决定就业量，并以此来分析经济周期现象。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采用了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方法，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总量分析方法。凯恩斯一改传统经济学着重个量分析的方法，采用了国民经济总量分析方法。他围绕社会经济总量关系，研究了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国民收入总量和就业总量、资源总量以及社会利率、总价格水平如何决定。其次，短期分析方法。凯恩斯试图使经济理论能解决现实经济危机问题，特别是就业这种紧迫的问题必须采取短期分析而排除长期分析方法，在凯恩斯看来，“长期对当前我们要讨论的事务而言是一个颇具误导性的概念。从长期看，我们都死了” ［6］70 。由此他撇开了总供给量与质的变化，把总需求作为决定国民收入、就业量和物价水平等国民经济活动水平的唯一因素。最后，心理分析方法。凯恩斯认为未来具有不确定性，强调心理预期的重要性，把预期引入经济周期理论分析过程中，他认为预期是影响消费、投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重要因素。凯恩斯正是通过上述方法，以有效需求原理为逻辑基点，阐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及其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心理依据，并为治理危机开出了药方。
凯恩斯把经济周期划分为繁荣、恐慌（危机）、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凯恩斯认为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出现一种始向上、继向下、再重新向上的周期性运动，其中繁荣和恐慌是经济周期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为此，凯恩斯对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爆发的根源进行了一系列逻辑推演。
凯恩斯反对萨伊定律中包含的传统经济学的观点——以利率变动为媒介求得储蓄和投资均衡的理论，为此，他创立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用收入决定的储蓄—投资理论置换传统经济学的利率决定的储蓄—投资理论，以寻找危机和失业的原因。在凯恩斯看来，使储蓄与投资能确保均等的并不是利率，而是收入水平。因为储蓄和投资对利率是缺乏弹性的，其中储蓄对利率缺乏弹性的主要理由之一是在现代社会里储蓄大部分是由人们的习惯和对经济安全的考虑来调节的，与利率关系不大。投资对利率缺乏弹性的主要理由之一是企业家一般根据短期来决定投资支出，时间越短，利率影响越小。加之内部提供资金融通的加强，利率对投资的作用就更小了。为此，凯恩斯框定了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曲线、流动性偏好函数以及货币数量这四个因素以构造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凯恩斯看来，就业量取决于总有效需求，这种需求包括消费和投资支出，其中消费支出由消费函数得出，投资支出取决于资本的边际效率和利率，流动偏好曲线和货币数量制约利率。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危机和失业就在于社会上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相等时所决定的社会总就业量比充分就业时的就业量要低，非充分就业将盛行。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根源于三大心理规律，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心理上的“流动偏好”。凯恩斯对这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如何影响有效需求进而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做了详细的阐述。
在三个基本心理规律中，首先，消费倾向取决于人们的心理因素和社会生活习惯。在凯恩斯建立的收入决定模型中，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呈现递减趋势，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增大，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其次，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决定资本边际效率，而资本边际效率取决于资本的供给价格和预期利润率。资本边际效率呈现递减趋势，使预期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而与利率不相适应，受投资者对未来投资信心的影响，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将会使得投资者谨慎投资，从而造成投资需求不足；最后，流动性偏好取决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投机动机。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对持有货币的需求是利率完全无弹性的，而出于投机动机的货币需求是有利率弹性的，且在很低的利率下投机需求可能变成完全利率弹性，在萧条下形成“流动陷阱”，从而制约了投资，因此，流动偏好规律是造成投资不足的另一个原因。在凯恩斯看来，正是上述三大心理规律的作用使得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发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
凯恩斯在其经济周期理论中十分强调不确定性和预期的作用，他认为投资波动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主要原因。投资引诱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资本边际效率又取决于预期收益，而预期是一个很不确定的因素，投资者的情绪对预期以及投资量也有很大影响。在他看来，“在估计未来投资之多寡时……那些想从事投资者之神经是否健全，甚至他们的消化是否良好，对于气候之反应如何，因为这种种都可影响一人之情绪，而投资又大部分定于油然自发的情绪” ［7］139 ，所以，在经济繁荣阶段，人们对未来的收益预期乐观，从而增加投资。当进入繁荣阶段后期，人们对未来预期不乐观，会使投资锐减，造成经济恐慌，资本边际效率便会崩溃。伴随“资本之边际效率宣告崩溃时……利率乃上涨，……使得投资量减退得非常厉害” ［7］273 ，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由资本边际效率崩溃带来的流动性偏好的增强，又会使得消费倾向和资本边际效率进一步下降，消费倾向和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又促使流动性偏好增强，加剧投资需求不足，一系列的连锁效应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致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恶化。凯恩斯经济学范式的经济周期的发生机制，可用图2表示：
图2 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的发生机制
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来看，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为当时急于摆脱危机的西方政府提供了理论及政策依据，使资本主义暂时摆脱经济危机的桎梏。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70年代的“滞胀”就是明证。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凯恩斯经济学范式在分析经济周期的方法上、在论述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和实质以及经济周期发生作用的传导机制上，甚至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对策上等方面都有着各自的范式特征，二者既有根本性的差异，又有共同的触点。
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与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的差异是两种范式的特征之一。两种范式在对经济周期的分析方法、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和实质、治理危机的措施以及理论的预设目标等方面存在着实质性差别，它构成两种范式的“硬核”。
（1）两种范式关于经济周期理论分析的方法不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立论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且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方法。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法透视资本主义经济内部运行机制，对经济周期的成因及运行过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特别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三大规律破解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密码。而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立论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心理因素，他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以三大心理规律为依据构建其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点，由此展开其对经济危机现象的解释并提供治理对策。
（2）两种范式中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不同：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它是经济危机最本质的根源。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虽然单个企业的生产具有计划性，但从整个社会来看，国民经济整体却处于无计划和无秩序状态，使产业结构、部门结构、供需结构等处于失衡状态。这种失衡状态超过一定限度，会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激化，特别是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尖锐化，成为经济危机的导火索。而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爆发的根源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对经济危机的分析不涉及资本主义制度，更不涉及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其研究视域停留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象。
（3）两种范式中经济危机治理的政策不同：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推演中，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使然，只有彻底变革社会生产方式，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才能根除经济危机。而凯恩斯主张在不放弃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其弊端，通过政府干预经济，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扩大支出以刺激有效需求，从而摆脱经济危机。
（4）两种范式中经济周期理论预设的目标不同：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预设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历史局限性，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周期性经济危机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 ［8］277 。要根除经济危机，就必须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而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的预设目标是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限度内治理经济危机和失业，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
按照库恩范式理论，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由此形成了相互隔绝的科学共同体。不可否认，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凯恩斯经济学范式的“硬核”是不可通约的，但这两种范式的经济周期理论具有共同的触点。
（1）两种范式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共同触点之一是关于有效需求不足与经济危机相关性的认识。在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中，有效需求问题隐含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矛盾运动的深层分析中。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应用程度的提高，对劳动的需求量越来越少，整个社会便陷入生产的相对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中。同时，马克思对有效需求的分析涉及收入分配领域，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消费能力……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8］273 ，正是这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导致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造成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最终矛盾激化引发经济危机。而在凯恩斯的经济周期理论中，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是其理论体系的基础。在论证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逻辑演绎中，他发现资本主义收入分配不公是导致社会购买力不足的重要原因。财富两极分化使消费需求旺盛的穷人没有支付能力，而富人的消费倾向又低于穷人，进而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为此他主张应更平等地分配收入以提高消费倾向。
（2）两种范式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共同触点之二是有关利润率下降作用于经济危机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利润率下降趋势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生产的扩大和缩小……取决于……一定水平的利润率” ［8］287-288 。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一方面，造成了更多的相对过剩人口，另一方面，也加剧了资本之间的竞争，使社会再生产不断扩大，“随着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的发展，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总量会惊人地膨胀起来” ［8］272 ，从而进一步加剧生产过剩危机。而凯恩斯认为预期利润率的下降会导致投资下降，造成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经济衰退，危机便会不可阻挡的爆发。可以看出，马克思和凯恩斯都分析了利润率下降对经济危机的作用机理，但两者分析的理路迥异，且马克思的分析显然比凯恩斯的分析更深刻、更透彻。
（3）两种范式的经济周期理论的共同触点之三是关于固定资本更新使经济复苏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固定资本的更新是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如果经济陷入停滞，新一轮固定资本的更新，会刺激投资和消费，促使整个社会生产重新活跃起来，使经济逐渐复苏。与此同时，又开始新一轮的资本主义矛盾的积累，在经济逐步达到繁荣的制高点后，会开始下一轮的全面失衡，经济危机就会再一次爆发。因此，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它不能最终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凯恩斯也看到了固定资本折旧在经济复苏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主张在经济萧条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投资，提升固定资本的更新速度，带动就业，刺激消费，使经济逐步走出萧条。但凯恩斯是在不损害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把固定资本更新作为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进而解决危机的手段。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两种范式的经济周期理论有共同触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它们的本质差别。正如马克思指出，把“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见到统一……就忘记本质的差别” ［9］735 。
通过以上对两种范式经济周期理论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两种范式以各自的方法论为基础所构建的经济周期理论，既存在着以不可通约的“硬核”为特征的根本性差别，又有着理论分析所涉猎的共同触点。马克思对经济周期理论的论证，被实践和历史证明是真理性的认识，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并没有过时，仍然是解释当今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波动最有效的工具。要克服此次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我们仍需要以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指导，同时有选择地借鉴凯恩斯经济周期理论。
我们必须看到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产物这一论断是与马克思经济学范式的逻辑结构密切相关的——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实现了无危机的计划经济。然而，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与马克思所预言的未来社会出现的理论轨迹不同。如今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处于不断完善之中，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以及诱发危机的各种现实性因素依然存在。面对当前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重新领会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精髓，探索并消除可能导致危机的各种因素，积极寻求有效的应对措施，对我国走出经济困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坚持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基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步入疫情后复苏的新阶段，我们必须在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指导下，一方面，以释放我国内需潜力为出发点，刺激有效需求，进一步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升人民收入水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从而使扩大内需逐步从短期救助转向到刺激有效需求的长效轨道上来；另一方面，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扩大有效供给，以高质量的供给创造和引领社会需求，提升供给体系与有效需求的适配性，形成更高效的和更有质量的投入产出关系，实现向市场型深度复苏的顺利转换，从而走出疫情冲击下的经济困境，为我国经济长期繁荣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影响我国经济波动的因素很多，加之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滞后性、逐利性等特点，若不加以控制，任其自由发展，势必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破坏性影响。因此，政府有效调控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合理引导固定资产折旧提取及实物更新是克服此次经济波动的重要途径，可在提振经济的同时解决现存的失业问题，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注入活力。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势的基础上，我们应适度配合国家干预政策，合理预期政策效应，把握好宏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结构组合的力度和强度，提升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协同性，实现“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有机统一，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第一版序言第8页，第二版跋第21页．
［2］共产党宣言［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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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德赛．自大：无视危机的经济学家与经济周期探寻［M］．吴心韬，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中文序言第2页．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6］凯恩斯．货币改革略论［M］．李井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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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