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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秀 董长瑞
2022年7月25日至28日，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第39届学术年会在山东财经大学召开。会议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旨在加强《资本论》的教学和研究，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会议共收到学术交流论文103篇，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财经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河北经贸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等30余个单位的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以“《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质量发展及共同富裕”为主题，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资本论》与数字经济发展、《资本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本论》与共同富裕、《资本论》教学及研究等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我国新的历史方位，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深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成就和实践经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理念，借鉴吸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经验和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创造性地提出了新发展阶段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和新发展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
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会长、西南财经大学教授丁任重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包括强军思想、外交思想、经济思想、生态文明思想和法治思想在内的系统理论工程。其中，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经济发展为主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经济建设实践。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王廷惠教授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李娜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习近平经济思想围绕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根本立场、历史方位、指导原则、主题主线、根本动力、路径选择、战略举措、工作方法等基本问题，建构了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思想体系，系统地回答了为谁发展、如何发展、发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经济等根本问题，是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深入学习、研究和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完善和发展的理论要求，也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的实践要求。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逻辑，把握好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框架内容，总结其规律性，更好地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广阔的时代背景和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时代拓展，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吸收，也有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借鉴。西南财经大学蒋南平、李艳春指出，当代中国推进的共同富裕，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对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与创新；西南财经大学蒋海曦指出，马克思货币形式理论对当代货币新形式特别是数字人民币的使用具有指导意义。安徽财经大学的吴友群、毛莉提出，习近平有关共同富裕的论述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天下大同”的追求。从历史逻辑来看，习近平经济思想源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经济发展思想的弘扬继承，源于对我国经济发展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安徽财经大学的赵茂林、徐啸指出，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探索，是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实践支撑。从现实逻辑来看，习近平经济思想根植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以及新阶段解决重大问题的现实需求。安徽财经大学的张俊、汪辉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生态“两山论”理念、和谐共生理念、“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解决我国资源环境问题、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绿色经济方向转型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经济思想逻辑结构严密系统，内涵深刻丰富，是科学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丁任重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框架内容进行了系统梳理。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将其概括为“7个坚持”；党的十九大以后其被进一步丰富为“15个坚持”；2022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基本内容包括13个“明确”。从核心内容上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决定的。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要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十四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深刻回答了许多经典著作尚未提及、历史未有记录、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和经济运行规律的认识，展示了强大的原创性、客观性和实用性。丁任重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开放性，使得其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而不断发展，彰显了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也具有明显的原创性。全国高等财经院校《资本论》研究会应该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政治经济学。王廷惠、李娜进一步指出，习近平经济思想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丰富性、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实践性、开放性、民族性、世界性等理论特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原创性贡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贾后明提出，要充分认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原创性贡献，需要从理论、实践与话语三个维度来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方法与话语表达特质：溯源历史传承，把握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立足当代实践，发现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所在；坚守人民立场，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话语特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中来考察生产关系。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正在推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我国逐渐形成的数字经济发展新格局，也必将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度调整。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数字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新动能，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对推动产业与消费协同升级、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双重优化具有重要意义。诸多学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对立统一的基本矛盾出发，既研究了数字经济对社会生产力的作用方向和范围，也探讨了数字经济引发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的调整。
部分学者就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进行了理论探索。安徽财经大学陈洪梅认为，数字经济是兼具创造财富与共享财富的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促进社会财富的共享与普惠，实现经济均衡协调发展。南开大学仇佳慧、朱雯瑛进一步阐释了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就“富裕”而言，数字经济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内生需要，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创造具有重要意义；就“共同”而言，数字经济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有利于促进共享发展，促进要素流动，在新行业中建立更加合理的分配制度，促进社会均衡发展。因此，数字经济主要具有增长效应、均衡效应和共享效应，能够提高生产力、优化生产关系，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部分学者则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理论。兰州财经大学柳江、田章功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安徽财经大学占青婷、周泽炯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带动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断提升，上述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提高我国生产力水平具有积极作用。安徽财经大学李朝林、王雪以安徽省为例，得出了数字经济能够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结论，证明了数字经济可以进一步优化生产关系，优化收入分配格局。
虽然诸多学者对数字经济助推共同富裕的路径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但也有学者指出，应辩证看待数字经济这一经济新形态。学者们对数字经济引发收入分配格局再调整的忧虑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数据要素的产权配置不清晰，大型平台企业抢先获得数据要素的使用和获益权，“数字资本化”决定了分配具有资本偏向性。山东理工大学王丽媛认为，数据要素作为无形的生产要素，创造了更高的交易效率和更高的产值，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数字劳动越来越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掌握了数字经济新形式、新技能的数字劳动更能获取较多的劳动报酬，相应领域的企业家和平台将获得更多的利润，分配向资本家和平台垄断者倾斜。江西财经大学刘爱文也指出，平台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尚未被完全认识，应为平台资本设置“红绿灯”，明晰其行为边界，促进各种资本有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二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数字经济发展使得资本替代劳动的步伐加快，引发劳资分配的进一步失衡。西南财经大学徐志向、罗冬霞认为，人工智能会引发资本替代劳动潜力的释放，进而引致收入不平等加剧的内在风险。西南财经大学盖凯程、李孟杰指出，被智能化技术重塑的资本主义生产系统，其智能化和柔性化并未消除劳动异化，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反而越来越隐蔽和高效，从事简单劳动的低技能工人将变成“无用阶级”，劳资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安徽财经大学廖信林等对长三角城市群41个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进一步验证了上述结论。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降低了长三角地区的劳动收入份额，且数字经济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抑制效应是通过劳动生产率提高效应和就业削减效应两大路径实现的。
三是“数据鸿沟”促使地区、城乡和劳动者之间的发展分化。安徽财经大学郭利京等的分析表明，我国数字经济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数字经济竞争力存在明显差异，数字经济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将导致地区发展失衡。王丽媛指出，数字劳动仍然不改变劳动价值论，劳动者利用数据要素进行价值创造，善于利用数据要素的“数字富人”处于更有利的分配地位。武汉科技大学刘勇、项楠则进一步指出，“数字鸿沟”阻碍劳动能力提升、“数字监狱”加剧主体对立、“数字奴隶”深陷隐形剥削以及“数字穷人”沦为分配祭品。
正如盖凯程、李孟杰所言，新技术只有在超越了资本主义应用的狭隘界限后才能成为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共同富裕的实现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继续推动数字经济加速走深向实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为此，孔艳芳指出，需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社会共治，推进数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樊晓燕则提出，应从激发创新的内在动力、引导和规范创新的发展、营造有利于创新的氛围、构建科学的创新评价体系四个方面促进中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鲜明特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遵循我国经济发展规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对于创新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高质量发展，就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韩丽认为，从传统要素主导发展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对于提升创新力、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创新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才能形成推进科技创新的强大合力。山西财经大学胡壮程、张明强调了需在社会主义市场机制下充分发挥政府、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作用，促进生产要素不断流向自主技术创新领域。以创新度较高的互联网行业为例，江西财经大学孙广召、张利国指出，互联网基础设施不仅能够促进上市企业的创新水平，还可以提高上市企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兰州财经大学柳江、朱翔宇强调了互联网可通过促进产业升级提升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并且互联网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国家应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以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助力企业创新，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创新合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实现经济安全和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
就产业体系而言，柳江、朱翔宇指出，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兴起，创新要素相对集中的高技术产业将成为今后我国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型产业。周泽炯、陈洪梅、韩丽等的研究表明，金融科技创新、数字普惠金融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廖信林、杨正源则强调了产业政策的重要性，产业政策通过矫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与创新负外部性、保护幼稚产业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就城乡区域发展体系来看，山东财经大学王梦菲指出，在新时代、新阶段，要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激活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城乡融合、科技创新、产业振兴三大动力机制，着力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山东财经大学孙丽考察了交通基础设施在黄河流域城市群中的资源再配置效应；西安交通大学范玉仙提出从顶层设计、城市产业重新定位、构建协调机制等方面优化城市群产业链；西南财经大学姚常成等指出，要在遵循生产力发展逻辑的前提下，注重“空间的生产”观念转变以及“时空修复”逻辑工具的运用，以推动多中心城市群协调发展；山东财经大学朱世英探讨了山东省经济发展潜力的空间差异分布格局；山东财经大学张英构建了区域低碳发展聚类分析模型，提出山东省高质量发展路径应该以政府主导下的节能减排为主要抓手；山西财经大学李玲娥等破解了资源型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改革创新难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有着共同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相辅相成，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共同富裕需要高质量发展来推动实现。福建师范大学鲁保林指出，我们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共同富裕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不断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前进。武汉大学周绍东、张毓颖界定了生产方式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并提炼总结出四种转向高质量发展模式的收入分配效应：技术劳动报酬提升效应、实体经济资源集聚效应、产业区域布局优化效应以及城乡资源双向流动效应，并进一步提出通过逐步缩小劳资、行业、区域和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实现高质量发展下的共同富裕。山东财经大学邱兆林认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民营企业需加快技术创新、模式创新和管理创新以实现高质量发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制度基础。
马克思主义系统地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历史性、物质基础、社会制度前提、实现途径以及共同富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关系，揭示了共同富裕的发展规律。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热切期盼。
从共同富裕的理论渊源来看，吴友群、毛莉认为，共同富裕的理论溯源可以从启蒙运动思想家对自由与平等的追求开始，到古典政治经济学追求经济自由，到空想社会主义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向往，到德国古典哲学的和谐社会和维护人的自由和平等，直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的按需分配。蒋南平、李艳春指出，当代中国推进的共同富裕，是在理论与实践上对马克思共同富裕思想的发展与创新，是第一次在人类历史上真正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从共同富裕的历史渊源来看，吴友群、毛莉梳理了中国上古时期的“天道均平”，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均贫富”，到中国近代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思想，再到康有为“大同世界”理想的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富裕的传统文化基因。从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来看，丁任重、徐志向指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全过程，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始终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好发挥政府调控的保障作用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山东财经大学董长瑞强调，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没有生产资料公有制，就没有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的实现是动态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我国现阶段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个人、区域、城乡收入差距。安徽财经大学杨梦成的研究表明，中国省域共同富裕水平呈现上升趋势，整体呈现由集聚的中心省域向外围拓展的趋势，表现为“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规律，但是各区域共同富裕水平的动态演进特征差异较大。西南财经大学张航则指出，当前我国区域差距主要体现为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并存，经济产出越发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和城市群，区域差距正呈现缓慢缩小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黄宝竹、陈享光的研究表明，企业金融化加剧了企业内部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江西农业大学杨静、谢元态发现，当前个人收入仍存在较大差距，且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较低，收入分配不公平现象较为严重。研究会副会长、河北经贸大学武建奇教授指出，在共同富裕理念下，个人收入差距越来越不足以表示中国的实际贫富差距。他认为共同富裕中的“富裕”既包括物质富裕，也包括精神富裕，还包括生态富裕，精神富裕和生态富裕在人们富裕程度中的占比日益增大，而主流的基尼系数理论忽略了构成人民实际生活水平的诸多重要因素，严重夸大了中国居民富裕程度的实际差距。研究会副会长、兰州财经大学王必达教授进一步指出，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阶层、城乡、区域、产业、民族之间，除了分析收入这种流量上的差距，还要考察财产这种存量上的差距。
在解决个人收入差距方面，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周绍东认为，初次分配是关乎财富分配结果的关键环节，影响劳动者的劳动补偿程度和需求满足程度，我国初次分配应坚持“以劳动者为中心”原则，打造中国特色劳动力再生产模式下的共同富裕实现路径；江西农业大学杨静、谢元态指出，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重视税负、社会保障与转移支付公平；江西农业大学雷嘉欣、谢元态认为，共同富裕目标下亟待在理论与实践上强化第三次分配。山东财经大学董长瑞进一步指出，初次分配是国民收入的基础，决定收入分配的性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必须强调公平，再分配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初次分配产生的收入差距鸿沟。山东建筑大学范慧则认为，劳动力包含自然差别、社会差别、个人特质三大因素，应加强劳动力异质性基础上的微观支持机制，构建一般激励机制和特色支持机制相互促进的激励机制体系，实现勤劳创新致富的目标。
在解决区域收入差距方面，安徽财经大学任志安等的研究表明，“四化”同步不仅对共同富裕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具有更明显的益贫作用；张航提出，缩小区域差距的路径包括加强区域政策实施力度，完善其配套政策，以城市群为依托，引领区域协调发展；大力推进数字经济，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等。
在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王必达指出，要更多关注城乡财产和公共服务上的不平等，要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消除身份不平等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江西财经大学康静萍、山东财经大学崔宝敏、山东财经大学彭留英、大连海事大学王铂淇、山东财经大学初佳颖、复旦大学高淑桂、浙江财经大学周永昇、天津商业大学贺坤等学者，分别从加快完善现代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农村专业合作社发展、土地流转、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城乡资源要素配置、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效治理农民土地财产收入分化风险、农民工群体多维贫困治理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具体到实践层面，山东财经大学乡村振兴学院院长董方军，济南市长清区农业农村局的赵振军、李琪、张晓云，山东省龙口市委组织部的姜利春等，分别介绍了共同富裕的沂源经验、长清经验和龙口经验。
《资本论》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集大成之作，它揭示的一般规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修课。
《资本论》教学工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承、发展至关重要。部分学者探讨了现阶段《资本论》的教学热点和教学方法等问题。例如，中央财经大学韩金华抓住思政教育的热点，认为《资本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蕴含着丰富的思政元素。通过教学内容体系的设计和创新并配合有效的教学手段，在系统介绍《资本论》基本原理的同时，融入思政元素，有利于宣传和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安徽财经大学赵茂林、史晓红则认为，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资本论》专题研究作为研究生学位课程，对研究生培养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教学过程中，需要加强《资本论》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教学，强化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的教学，还需要运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把《资本论》专题研究的教学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注意因材施教。也有学者就《资本论》中的概念范畴和内容进行了深入思考和探讨。山东财经大学尹秀强调了“千禧一代”的代际特征，提出根据学生代际特征，寻求《资本论》教学方式和内容的变化。山东财经大学宋宪伟阐述了有关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概念界定的争议，深入分析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关原理。山东财经大学宫同瑶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探讨了纯粹流通费用的补偿方法与纯粹流通费用的最终源泉、工业企业超额剩余价值来源与农业部门超额利润的产生、不同等级土地的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计算方法等问题。
《资本论》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运动规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中国地质大学常荆莎认为，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阐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问题，是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学理化的基础。南京财经大学张圣兵从《资本论》的“资本”出发，阐述了资本的一般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特殊性。他认为资本可以从生产力、经济运行机制和社会生产关系等多个层面发挥作用，资本的功能及其效果的好坏要取决于使用资本的人及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本仍然保留其逐利和增殖的本性，这是推动现代经济发展的社会动力，它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密切吻合，需要我们妥善保护和积极引导；另一方面，资本逐利性及资本盲目扩张会带来诸多社会问题，需要通过制度规范、机制约束和道德引领，推动资本规范有序和健康发展。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崔朝栋根据马克思经济制度理论，提出作为经济运行机制或资源配置方式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等，是一定社会经济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本质上是相容和统一的。市场经济是生产力的有效实现形式，也是生产关系的有效实现形式。它不仅能够促使社会主义公有制及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不断调整和完善，而且能够促使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及分配结构为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不断调整和完善，从而使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其实现形式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为我国的具体经济运行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重要的现实启示。陕西师范大学孔祥利、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刘立云阐述了《资本论》第一卷“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理论”“资本积累与有机构成理论”、第二卷“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第三卷“地租理论”对我国农业内涵式发展的指导意义，并提出了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即通过农业劳动力转移和人力资本提升、工业资本与社会资本反哺农业、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规模化经营、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科技进步等举措，走农业内涵式高质量发展道路。蒋海曦则认为马克思货币形式理论在今天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它是当代货币新形式发展的理论基础。
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必修课。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数字技术是全球各国发展战略重点，数字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数字经济发展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相辅相成，共同富裕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保障。
此次会议搭建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和理论自信，对学界进一步加强《资本论》教学研究，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原文发表于《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第十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