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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 唐教成
摘 要： 作为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刘诗白先生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思考，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做出了卓越贡献。刘诗白先生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守正创新，溯本求源促进学科发展；始终坚持理论创新，认真回答重大理论问题；始终坚持经世济民，积极回应现实重大问题；始终坚持求真务实，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始终坚持国际视野，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问题。
关键词： 刘诗白；政治经济学；经世济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从他那卷帙浩繁的著作里，可以触摸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发展、繁荣的历史脉络。”这是第六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对刘诗白先生学术人生的高度评价。刘诗白先生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教育家，西南财经大学名誉校长，为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诗白先生致力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他的研究范围主要以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对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转型期经济运行机制、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及现代财富理论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并提出大量具有前瞻性的理论观点，为推动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政治经济学研究树立了学者典范。
“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刘诗白先生作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先驱之一，曾提出“市场经济具有一般经济范畴”“社会主义经济仍然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等重大突破性思想观点；他也是我国较早提出社会主义所有制多元性的学者之一，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的多样性、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的多层次性”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三性论”等思想观点；他还提出了“构建产权关系明晰化、产权主体多元化的股份公司制”“实施两权分离的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进行银行企业化改革”等理论观点，以其独到的思想见解被誉为中国三大产权理论流派代表人物之一。“经世济民，孜孜以求”，这是刘诗白先生的座右铭，也是刘诗白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刘诗白先生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刘诗白先生的研究领域较宽，研究成果较多，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等诸多领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现象，学习领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准确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1］ 。刘诗白先生作为一个真懂真信真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家，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杰出典范，更是将经济学理论“入世”和“出世”融为一体的领军学者。可以说，刘诗白先生不但是西南财经大学的宝贵财富，更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宝贵财富。刘诗白先生一生的学术思想，值得后继学人全面总结、系统挖掘、认真学习。
刘诗白先生在探索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始终立足于具体实践和现实国情，坚持守正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实践创新等方面，对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并不断地溯本求源、实现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刘诗白先生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思考，总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发展而与时俱进，经历了一个不断自我完善、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理论探索的开端。1961年，刘诗白先生发表《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一文，主要围绕方文同志发表的文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的论点进行商榷，进一步回答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生产力是否可以算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等一系列长期有学术争议的问题。刘诗白先生认为，一是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论述的著作中，是不能找到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以生产力为明确依据的论断的，并且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思想，不能随意地、片面地凭借只言片语进行解释，而是需要前后连贯地、整体系统地解读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全貌，由此就可以内在论证列宁和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思想，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思想，具有前后的逻辑发展连贯性。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生产关系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阶级存在的现实基础，其内在规定性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需要，由此从政治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及其内在的“批判和革命”本质进行考察，就能够清晰地看到“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是合乎历史规律性与必然性的。三是明确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但是并不排斥将生产力作为其研究范围进行考察，强调研究对象是科学研究要揭示事物规律的特殊领域，研究范围是辅助阐明对象事物的规律性所涉及的从属领域，两者联系密切，但也在研究中区别明显。由此也更容易理解，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离不开对生产力的考察，生产力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但不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生产关系的规律性，而不是其他。四是通过分析按比例发展规律、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规律、以农业为基础的规律，来揭示生产力发展规律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属于社会发展中生产关系的范畴，由此说明政治经济学所要揭示的经济规律就是社会生产关系的规律。五是通过分析生产力是由劳动者（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和劳动手段与劳动对象（及其背后的物质技术方面）构成的，进而揭示生产力是社会经济关系和物质技术关系的有机统一，并且物质技术关系的规律性探究应是工艺学、农艺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任务，因而生产力不可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六是强调政治经济学要通过揭示生产关系来为生产力的发展服务，因此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需要加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规律性，以便适应生产力不断发展的新要求 ［2］37-54 。
第二阶段，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进行集中式深度思考与阐述。1985年，刘诗白先生从《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这一视角切入，一方面，他重申“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指出《资本论》《反杜林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均是将生产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并且还从“社会生产两个方面——生产的物质技术形式与社会经济形式”“《资本论》中的生产方式概念的含义”“紧密联系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等关键点对此进行了论证说明；另一方面，他不同以往地、深入细致地将“生产关系”作为其核心考察点，从生产关系广义层面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要素及其一般规律入手，对其展开内部剖析论证，并强调应该科学认识生产关系的历史易变性等问题。由此，不论是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还是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部分，都应该将生产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 ［3］111-170 。
第三阶段，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再次进行具有时代价值的理论探索。1998年，刘诗白先生再次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行了富有实践深度的时代思考。首先，他超越了原有一般意义研究范式的局限性，深刻地指出研究生产关系不仅要揭示其本质特征和内在规律，还要对社会的宏观经济结构、组织结构进行体制化的分析，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深入论述社会主义经济机体、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以及各种层次的社会所有制结构等；其次，他进一步指出要对社会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展开研究，不能空泛地谈论经济计划性，要深入国民经济的实际中去，探究经济发生的内在机制；最后，他从商品经济中企业生产活动具有的竞争性特点入手，指出要对价格机制加强研究，以便于国家利用市场、制定参数、调整生产计划，并且还强调在考察经济运行时，需要将生产、流通、消费等诸环节链条统一连接起来，作为一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完备整体进行研究。如此可见，刘诗白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论述所包含的思想，存在一个明显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内到外的成熟发展过程 ［4］341-347 。
刘诗白先生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是从研究《资本论》的基本方法入手的，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进行了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深入的实践探索，在历经“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整体过程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深邃的见解。
一方面，刘诗白先生指出，《资本论》研究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这一方法贯穿于整个《资本论》写作章节及其理论体系之中。但是，《资本论》研究还有特殊的研究方法，即科学的抽象法，这一方法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形成的，是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创立和使用的方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抽象法，第一步是从“混沌的表象”提炼出简单概念，即从具体的、实际的、经验的现实材料出发，进一步对其展开全面审视与剥离，剔除次要的、非本质的内在联系要素，发现复杂经济现象背后的简单规定；第二步是进行逻辑思维的抽象上升，以上述简单规定为起始点，逐步探究深一层次的抽象范畴，使逻辑概念不再是表象的、简单的，而是拥有更多规定性、丰富性的具体。此外，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在分析生产关系中还具有一些特征：一是科学抽象法一定是以现实经济关系的事实为基础的，不同于唯心主义以主观判断为主的抽象思维；二是科学抽象法会受到现实经济的制约，且科学的思维抽象过程是一种对现实客观经济关系的反映；三是科学抽象法遵循逻辑思维发展与经济关系历史发展相一致原则，科学的思维抽象不仅要正确反映客观世界，形成关于经济现象的抽象概念，还要进一步与动态前进的社会经济实践发展相适应，形成前后相继的经济范畴；四是科学抽象法既要坚持从经济实际中来，又要坚持到经济实际中去，由此，科学的抽象思维不能仅单纯地在逻辑规律的演绎中予以证明，还必须要在现实实践中证实它的真理性。因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中的生产关系具有较强的非直观性、特殊的复杂性且存在着现象与本质相矛盾的特点，所以只能运用科学抽象的方法才能揭示这一现象的背后规律 ［3］171-251 。
另一方面，刘诗白先生指出，经济科学必须加强数量分析，政治经济学需要数量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属性及其研究对象性质，决定了对其的研究应该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科学抽象法来进行数量分析，使得对经济事物的研究不仅具有质的规定性，而且具有量的规定性，使人们既能懂得政策计划设计中关于社会经济的质，又能对具体社会经济的量做到“心中有数”。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对生产关系的考察离不开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一是定量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为准确地揭示生产关系的性质，例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所有制领域而言，并不是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而是存在着各种不同性质与类型的所有制要素，因此有必要对具有不完全特征的所有制性质及其形式进行关系结构和发展变化的数量比例分析；二是研究范围中需要用定量分析研究社会生产力，通过数量规定性阐明生产物质技术的性能、结构、生产率等；三是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经济效益考核需要数量分析予以支持，如何提高经济发展效益理应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线，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不仅需要探讨性质方面的问题，还需要用提高经济效益的数量分析方法切实增强其实际功效；四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研究需要数量分析，在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物质产品生产、消耗和补偿以及价值物运动等情况，都需要在宏观和微观的运行调节机制中实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单纯地只用定性的研究方法，一味地批判和排斥定量分析，而是应该拥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 ［2］187-220 。
刘诗白先生拥有深厚扎实的《资本论》研究功底，他善于科学运用唯物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分析复杂的现实经济现象和新的重大实践问题，相继发表了《立足新实践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创新》《经济理论要适应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等大量文章，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实践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
刘诗白先生指出，经济理论是适应时代需要而形成的，并且反映时代变化的实践诉求。中国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后，更加呼唤经济学理论更好地指导实践。在这种背景下，如何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建立中国经济学，怎样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成为这一时期理论界关注和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
刘诗白先生对此有着深邃的思考，他较早提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首先需要明确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它的核心应是政治经济学或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任务主要是通过分析社会经济活动和复杂经济关系，进而揭示社会经济的本质联系。因此，构建中国经济学要着眼于政治经济学的革新，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思考和阐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教科书中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提炼表述需要重新撰写，不能只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简单描述和政策注释，还要重视分析和阐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及规律，更要顺应具体实践变化，不断深化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让政治经济学研究不滞后于改革开放进程。
其次，提出拓展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关系，还要研究一般生产，即生产目的、生产要素、社会条件、具体组织、运行方式等。明确中国经济学重要的现实使命是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研究课题要聚焦于生产关系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完善，重要任务是优化经济体制结构，重要内容是进行经济运行机制研究，如此推进方可实现中国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最后，强调中国经济学应“学以致用”。中国经济学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改变世界的学问。构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一定不能使理论脱离实际，片面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看起来“博大精深”“系统全面”，却只是重形式、重逻辑、重演绎，不能说明社会经济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不能正确指导经济实践、服务社会经济生活。因此，需要构建能够回应时代重大问题的，能够解释好“市场经济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何建设”的，具有强实践功能的中国经济学理论 ［2］291-310 。
任何理论都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为理论本身是来源于实践的。刘诗白先生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是在不断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进程中形成的，因为新的生产方式、生产活动、生产关系的出现，势必要求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予以解释并指导。刘诗白先生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社会主义所有制等方面的思想，均是源于对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细致观察与深入分析，进而科学抽象、提炼规律、革新理论，不断推动政治经济学发展适应时代变化，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刘诗白先生在探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思想时，始终立足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从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产权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深入分析与总结，为解决重大时代问题提供了理论阐释，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刘诗白先生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思考和研究，是在结合当代中国具体国情、学习借鉴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处在发达阶段和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所有制，从理论层面深刻阐述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个体所有制的内涵特征及社会主义所有制研究发展的时间脉络，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初探时期，刘诗白先生深入了解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真实发展情况，努力探索和确立一个适应于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力性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以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这一时期，他的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强调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多元性。中国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经济基础薄弱，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况，并且这些不同的生产力及其内在的多层次性将在较长时间内稳定存在。这就使得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必然由居于统治地位的公有制和居于非统治地位的其他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构成，呈现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多元性。
二是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多样性。中国作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存在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与之相适应，公有制的内部实现形式并非纯而又纯，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是一个具有多样性的复合结构，由集体所有制、联合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其他公有制形式构成。
三是强调现阶段集体所有制的不成熟性。在中国广大农村的经济实践中，占主体的经济经营方式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这一具体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全然体现为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它更多地表现为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相结合、集中劳动和分散劳动相结合、产品的按劳分配和个人占有相结合，由此必然是一种不成熟的带有过渡性的集体所有制。
四是强调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不完全性。因为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不仅具有占主导地位的公益性特征，而且还具有部分私益性，使得全民所有制企业呈现出对产品的局部占有的特点，这也同时表明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全社会占有，而是一个既有全民占有，又有局部占有，还有集体占有与全民占有内部结合等多形式的、多层次的复杂所有制内在结构 ［5］75-80 。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发展时期，刘诗白先生主要对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两权分离理论进行了深入思考与重点阐释。他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就是搞活经济，而搞活经济的关键又在于搞活企业，由此国营（国有）企业实施两权分离，对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具有重大意义。一是两权分离的调整实行，有利于改进和完善国家、企业、职工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激发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增强企业经济活力；二是两权分离在制度层面改变了传统国家所有制的权力结构，使企业获得了自主经营权，成为自主决策生产的经营主体，不再被动地接受指令生产；三是两权分离有助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专业化和社会化，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成长提供了内生动力。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在历经由两权统一转向两权分离的深层次生产关系调整后，既使得国家保有了在经济和法律上对所有权的占有的主体地位，又实现了企业的自我决策经营，拥有了对产品的局部占有权。这种所有制模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产品性全民所有制向商品性全民所有制的转变，较好地形成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分配的利益格局 ［5］138-145 。
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走向成熟的时期，刘诗白先生针对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等命题，提出了要将所有制形式与转轨体制联系起来，揭示两者内在联系，以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他指出，一是要在概念理解上实现思想突破，正确区分所有制与所有制实现形式的不同内涵，明确所有制是反映生产关系本质的、更具抽象性的范畴，而所有制实现形式更为具体，是实现所有制的多样化具体形式；二是所有制实现形式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适应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并且所有制的组织形式也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三是国有企业改革应以股份制为切入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政企分开、自主经营，进一步利用股份制、发展股份制、搞好股份制，实现重点国有企业的改制转机 ［5］168-177 。由此可见，刘诗白先生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阐释，是在立足中国改革实践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打破传统束缚，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在改革开放初期，刘诗白先生就着手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主要就“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怎样的”“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为破除传统束缚、推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做出了重大理论贡献。
一方面，刘诗白先生对“计划和市场”的性质问题进行了重新认识，致力于做好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大文章。他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需要从经济运行概念去理解两者的内涵，但是不能将其作为经济制度判定的标准，因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如此阐释，而是指出应从占有和分配来理解把握经济制度，如私有制及其分配方式就形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特征，公有制及其分配方式就形成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 ［6］296-296 。只有真正从理论上阐述清楚“计划和市场”的性质概念，才能进一步解放人们对于“计划和市场”的传统思想认识。在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应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和计划经济两者有机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在这一新经济形态中，计划和市场的结合具有多样性，是贯穿于经济活动各环节、各领域的多层次结合，例如需要做好市场调节与计划经济的结合、需要做好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结合、需要做好直接计划调节机制与间接调控机制的结合。此外，在深化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中，需要破除两种认知障碍：一是将传统计划经济等同于指令性计划，强调计划的无所不包和与市场机制的对立；二是脱离具体实际的理想主义，强调市场万能，高估和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 ［6］194-199 。
另一方面，刘诗白先生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并非文字游戏，而是对新旧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深化革新，以期建立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经济体制。具体而言，一是要坚持占有形式上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坚持分配方式上的“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以此确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正确，姓“社”不姓“资”；二是要对社会主义微观主体进行重塑，既要根据市场要求构建具有市场性的企业经济主体，又要按照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让其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之上，不断改进公有制的实现形式，探索形成一个同时保证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市场型企业组织形式；三是要全面培育市场，强化市场机制，同时做好政府调控，转换政府职能，以实现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四是要紧跟经济实际，完善市场规则，形成经济秩序，确保市场经济活而不乱、高效运行 ［6］286-293 。由此可见，刘诗白先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研究，不仅在当时具有前瞻性的理论指导作用，而且对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刘诗白先生关于社会主义产权理论的研究集中体现在系列成果《产权新论》《主体产权论》等专著及公开发表的大量相关文章中，其以独到的思想见解和理论创新被誉为当代中国三大产权理论流派代表人物之一。
刘诗白先生研究社会主义产权问题，大多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切入点。他指出，国有企业在历经扩权让利、两步利改税、承包经营、转变经营机制的阶段之后，企业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搞活，但是活力依然不够。因此，需要推进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新一轮企业改革工作，改变传统国有企业具有的产权单一性、产权集中性、产权模糊性的束缚发展的特征，进而推动产权的多元化，即将单一的国有产权主体转换为多元的企业财产主体，以解决企业资金和所有权“虚置”问题；产权的双重化，即将传统国有企业的国有、国营转换为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相结合的双重架构，这样既能维护所有权机制，又能实现企业独立经营，释放经济活力；产权的明晰化，即调整传统国有产权的条块分割管理方式，实行法人财产制度，强化企业经营权，实现经营权法人化，确保企业权、责、利的合理划分与清晰明确 ［7］252-265 。这将促使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适应经济发展要求，让企业能够真正拥有市场主体地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行发展，以转制促转机。
在以产权为中心的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实行简政放权，扩大企业的经营自主权，却造成了一些企业行为的短期化，一些企业过分追求局部利益而忽视了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为了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又需要通过行政机关用行政手段来干预企业活动，但容易出现“管死”的情况，不利于企业发展。为了化解这一困境，国有企业股份化的设想方案被提了出来。该方案拟通过构建一种使所有者、经营者、直接生产者相互制衡的利益机制，来解决企业内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和避免简单化的行政手段伤害行为。具体而言，国有企业将资产折合为股份，由国家占有绝大部分股权，其余股权可向本企业职工、银行机构、其他单位等出售，形成“一企多制、合股经营”。国家、集体和个人等各方股权力量，都可以选派代表参加股份制企业的董事会，共同商议企业的发展方向、经营方针和重大决策，形成各方股权力量的相互制衡、相互监督、相互促进，促使企业行为合理化和最优化。同时，在这种股份制中，因为所有者意志能够有效地在企业内部体现，所以国家利益的维护可以通过占有的绝大多数股权予以保障，国家行政机构不用再进行干预，这就有利于实现政企分开，激发国有企业活力 ［7］35-61 。可以看出，刘诗白先生在不断深化社会主义产权制度改革中，推动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促进了国有企业的发展。
刘诗白先生关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研究，不是局限在象牙塔里的学问，而是始终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经济实践，回答社会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体现着“经世济民”的人文情怀。他深刻阐明了现实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方案，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刘诗白先生在中国经济转轨运行研究层面，针对以生产能力过剩、供大于求、物价负增长、经济低位运行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全方位市场疲软现象，深刻地指出这一现象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过剩经济，不是由制度性的供需矛盾导致的全面过剩，而是新旧体制转轨运行中出现的一种全新形态的经济运行态势，是一种明显的需求不足和相对过剩的经济主要矛盾的表现。针对经济转轨中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他结合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阐释，提出了相应的经济解决方案。
首先，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内涵的经济学解释。他指出，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消费需求不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需求通常是指一个计划年度内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得以实现的部分，它的最大上限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总和。但是一般而言，个人现实消费需要往往低于可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因为人们不会将所有收入都投入消费，而是会有储蓄的偏好，以便购买较贵的重要消费品、保障个人及家庭的生活需要等，由此形成消费抑制、消费延迟的消费者心理。因而，社会的有效需求就是现实的、即期的消费，是可支配收入扣除储蓄偏好后的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由短缺运行转向过剩运行，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又出现了滞后，使得居民不得不自我抑制即期消费，偏向为未来储蓄。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有效需求不足，既表现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滞后，又表现为个人消费倾向的下降 ［8］382-385 。
其次，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形成原因。他指出，一是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缺乏竞争力。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国有企业，在与非国有单位竞争时，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缺乏机制上的灵活性，国有企业自我调节能力常常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这导致许多国有企业缺乏活力、陷入困境，这也就意味着国有企业的投资、消费增长需求将会放缓，有效需求的创造源流将会减弱。二是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失业问题。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结构调整、资产重组和机制转换，会出现大量的职工失业和再就业问题，并且部分国有企业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和搞活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行业，使得失业和再就业问题涉及的人数规模必定增大；与此同时，非公有制企业发展还存在一个政策、观念以及制度的过渡转换期，在接受转业与就业问题上的作用有限，由此使得城市有效消费需求不足。三是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滞后，农村消费需求不足。中国广大农村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农业现代化与家庭生产规模小之间的矛盾、大市场发展趋势与家庭小生产分散化之间的矛盾、农业现代化经营与剩余劳动力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内在地要求农村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和转变农业生产方式，但农村改革又是一项复杂的、庞大的、长期的系统工程，这也就造成了农村经济活力的阶段性衰减，农民增收困难，农村有效需求增长缓慢。四是中国经济转轨中的收入差距扩大。多种经济成分发展与多种收入分配方式并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不断变化、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等，使得机制、体制和结构上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这种不完善的收入结构和扩大化的收入差距，会制约社会有效需求的增长。五是消费倾向的下降。在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过程中，“铁饭碗”的逐渐消失、居民预期支出的增长、经济市场的疲软等，使得人们出现“买涨不买跌”“有钱也不花”“有钱不敢花”等消费心理和行为，大大增强了经济转轨中有效需求不足趋势 ［8］385-398 。
最后，关于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的经济治理方案。他指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转轨运行中诸多矛盾相互交织引起的矛盾综合征，需要从制度入手解决这一问题。具体而言，一是扩大内需，同时扩大外需。要实行重振内需的长期发展战略，重视国内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不断使国内需求保持旺盛增长；要实行对外开放的长期战略，积极引进外资，主动扩大出口，努力扩大外需，增强外需对国内经济发展的拉动力。二是利用宏观政策，扩充需求总量。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和拉动社会投资，进而扩大社会有效需求总量；但同时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不能只重视当下扩大内需的现实需要，还要兼顾经济中长期发展稳定的增长需要。三是继续深化国企改革，在源头上振兴有效需求。要按照中央的改革指导方针，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配套解决改革中的疑难问题，着力增强国有企业的整体素质、市场竞争力，实现国有企业力量重振，促使社会消费有力增长。四是加快体制转轨，利用市场和政府这两种力量，实现经济长期的总量和结构均衡。这一时期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制度转换的体制性矛盾和增长方式转换的结构性矛盾导致的，需要长时期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合力作用，既着力扩大内需，又优化结构、升级产业，争取实现高增长、低通胀的经济发展 ［8］399-405 。
在中国经济转轨运行研究中，针对以产品质量低、价格—品质比不合理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市场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刘诗白先生分析：一方面产品生产太多，市场供给过剩；另一方面，适销对路的产品较少，市场有效供给不足。由此，中国经济转轨期的重要特征表现是：同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和有效供给不足，并且有效供给不足也会加剧有效需求不足。针对有效供给不足问题，刘诗白先生反复思考、总结规律，提出了指导经济发展的改革方案。
首先，关于有效供给不足概念的内涵。他指出，有效供给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第一是指有使用价值的物品，劣质产品不能形成有效供给；第二，这种使用价值不同于一般使用价值，而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即对现实购买者而言适用于其实际的、相较于一般使用价值更好的使用价值；第三，产品品质要适应市场需要，产品定价要与购买者消费欲望和支付能力相适应。反之，有效供给不足就是指一般商品供给与现实市场需求中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不相匹配、不相适应，一般供给商品的销售在市场运行中存在困难，高品质、高性价比、高价值的商品供给还不足，社会产品的有效供给总量低于社会产品的有效需求总量 ［8］426-428 。
其次，关于有效供给不足的主要原因。他指出，一是国家经济发展中存在着重复建设、盲目生产的趋势。低水平的重复建设，高增长的盲目生产，使得宏观政策“收紧”，但过剩生产“不缩”，市场经济运转中的供给结构必定失衡，从而加剧有效供给不足问题。二是科技力量薄弱、劳动生产效率不高制约着有效供给的扩大。在经济转轨期，大多数企业的生产还是以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为主，科技含量不高、创新水平不高、生产效率不高，能够为有效供给提供的物质基础有限。三是市场价格机制的经济调节作用有限。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渐进式的，诸多制度的完善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发达的、成熟的市场机制的培育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市场价格变化—产品结构调整—有效供给增大”的市场调节机制对企业主体的影响有限，很难通过市场调节优化供给结构，实现供给有效化，扩大有效供给。四是国有企业难以扩大有效供给。一般而言，国有企业机构庞大、冗员众多、资金紧张，生产成本高、边际利润小，缺乏调整产业结构、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大多重复生产传统产品，难以响应市场需求，增加有效供给 ［8］412-418 。
最后，关于有效供给不足的解决方案。他指出，一是要转变增长方式，强化科技创新，扩大有效供给。粗放型的生产方式不能增加有效供给，只会带来生产过剩；相反，集约型的生产方式才能提供更多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走集约式的经济发展道路，需要重视科技创新，利用科技生产力，提高产品质量、调整产品结构、优化产业升级，进而生产出质优价廉、新颖适用、吸引消费的好产品，使得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不断相互适应。二是加强企业建设，加快市场经济体制构建，有效发挥市场的作用。一方面要让企业主体在自行运行、自行适应、自我调整、自我创新的市场经济中，增强对市场变化反应的敏锐性和灵活性，适时调整供给产品结构；另一方面要培育市场体系，形成市场秩序，在统一大市场竞争环境中有效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实现产品的优胜劣汰和更新换代，增加对市场的有效供给。三是有效发挥政府的作用，合理促进结构调整。要着眼于经济结构调整大局，实行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产业政策，重点对科技含量高、升级速度快、市场前景广、竞争能力强的生产企业予以政策资源支持，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扩大企业盈利边界，以刺激企业的有效投资和有效供给 ［8］419-426 。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刘诗白先生能够精准把握时代脉络、走在时代前列，矢志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他关于苏南模式、广东经验、四川发展的论述与思考，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并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宏大布局提供了案例借鉴，从而让经济改革的时代风貌呈现在一个个具体而独特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中。
刘诗白先生指出，以无锡、苏州、常州等地为主要代表的苏南模式，重点发展乡镇工业，利用工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引发了劳动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改变了农村的传统产业结构，探索出了一条适宜当地、具有特色的农业现代化发展道路。苏南的乡镇工业是特定经济社会条件下的产物，其发展成为一种时代特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苏南地区发展工业的历史传统、毗邻大工业城市的地理位置、便利的水陆交通等有利的天然条件。除此之外，苏南模式的成功还得益于国家政策的推动。众所周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国推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率，由此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开始涌现，这样就导致农村传统单一的生产结构与剩余劳动力之间的矛盾不断被激化。国家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农村政策，引导农村经济走上了商品经济的轨道，从而使得农民可以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这就为农村的农业生产转向工业化生产提供了契机。苏南模式的成功逻辑在于顺应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在农业利润不及工业利润、农业收入不及工业收入的情况下，结合实际，因地施策，将更多的资源投向乡镇工业，形成“以农促工、工农相辅”的共同发展格局 ［9］24-29 。
他指出，苏南模式的兴起不仅展现了乡镇企业的活力，创新了农村生产发展的方式，还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农村的文化建设，增加了农民的物质收入，为农民的精神富裕和物质富裕寻得了捷径。但与此同时，这一新兴事物还是无可避免地存在需要调整、完善和巩固的地方。一是乡镇企业要明晰自身定位，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乡镇企业要想实现稳定长期的发展，就需要根据所在农村的实际环境，不断调整行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能盲目向城市工业看齐，而应促成横向经济联合，与大工业企业联合经营，为其长远发展巩固根基。二是继续推进政企分开，继续完善经营承包制，继续发展企业所有制。以无锡乡镇工业为例，在早期的农村经济改革中，当地普遍实行了“一包三改”政策，即推行经营承包制，改工人录用制为合同制，改干部任免制为聘用制，改固定工资制为浮动工资制。这就使得乡镇企业逐渐成为集权、责、利于一体的经济实体，大大激发了企业活力。但是同时，这一政策将企业产品归乡村集体所有，不利于企业实现内部积累，渐渐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职工的工资增长，降低了生产者的积极性。因此，需要进一步简政放权，理顺基层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真正实现企业集体所有制，以巩固企业的经济实体地位。三是正确处理工农业之间的发展关系。在发展乡镇工业的同时，要多采取以工建农、以工补农等方式带动农业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9］31-35 。
刘诗白先生曾多次考察广东，分析广东经济，总结广东经验。他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凭借独特优势、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实现了经济腾飞和迅猛发展，其特有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极具国家政策下的时代意义。他在论广东发展经验时指出：一是因势利导，出台了具体政策。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优势结合起来，鼓励引进外资，发展“三资”企业，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财政政策上适当倾斜，形成了“放水养鱼、藏富于民”的良性循环机制，为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政策优惠环境；下放了企业权力，实行了较为宽松的经营、分配等政策，增大了企业自主权，激发了地区经济活力。二是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较早形成。一方面，商品化、市场化的不断发展，市场体系发挥作用的增大，使得大量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可以通过市场顺利进入生产和流通领域，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另一方面，市场调节机制和价值导向的作用，也会促使企业按市场需求调整经营策略，增强企业产品竞争力，进而有利于企业实现发展。三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发展前提之下，大力探索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积极扶持“三资”企业和个体经济。在经济发展的思路和运作下，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大批有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例如市办大型企业集团的“中山模式”，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顺德模式”，以家庭工业为主的“黄埠镇模式”，以“三来一补”为主、“五个轮子”一起转、发展来料加工的“东莞模式”等。四是大力推行金融改革，解决企业融资难题。不同于以往国家专款方式，广东经济建设的融资渠道逐渐多元化，形成了以银行贷款为主体、以引进外资和自筹资金为补充的融资格局，极大地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9］99-104 。
通过审视刘诗白先生论广东经济奇迹的发生成因，可以得出结论：一个能够展现时代气象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掌握了时代发展前进中的经济规律，并且这一经济规律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特殊性可以从实际具体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探寻到，普遍性可以从实际一般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归纳出。具有特殊性的经济规律不一定能被复制，但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却可以为其他地区的发展提供有效借鉴。关于广东经济的经验探赜，其可学习之处在于：紧抓体制改革，适时转换机制。广东顺应大政策变化，建立适应时代发展的商品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并不断结合市场变化，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从微观主体、价格机制、市场体系入手，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机制，实现了地区经济发展。由此可见，这一时代背景下抽象出的具有普遍性的经济规律，可以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方向。
刘诗白先生常年在四川生活，亲身参与四川的经济建设，为四川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他指出，相较于“苏南模式”“广东经验”等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及其成效，四川以及整个大西部的发展还很滞后。固然，作为欠发达或不发达的四川及整个大西部，存在着主客观条件上的系列约束，如自然环境的制约、区位封闭的劣势、发展观念的滞后、关键要素的稀缺、经济体制的缺陷等，形成了以体制畸形化、结构多元性和不良运行态势为主要表现的欠发达经济 ［9］179-184 。但是，在这艰难的生存发展中，四川经济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其重要的发展经验就是“勇于探索、敢闯敢干”。例如：广汉市金鱼镇在1978年年初实行“包产到组”责任制（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先于安徽凤阳的“包产到户”责任制，是全国第一个尝试用农业生产责任制进行农业生产的地方；四川的股份制改革也曾走在全国的前列，1993年的四川“33条”，有效地推进了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在全国影响重大 ［9］222-225 。正是“勇于探索、敢闯敢干”的四川风貌，形成了现有的四川经济发展格局。
刘诗白先生指出，四川的发展还需要立足国情、立足西部、立足实际，探索适宜地方经济发展的新方法和新思路。关于振兴四川经济，一方面，要重视大成都经济圈建设，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带头作用。在构建大成都经济圈的过程中，既要深化改革，发挥市场的作用，又要扩大开放，大力招商引资，同时注意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省与市、市与县、成都与重庆、内部功能区等多样性、多层性之间的关系，建设好大成都经济圈，使其成为四川经济的快速增长极和强力辐射源，进而发挥区域经济中心的辐射作用，带动全省其他地区实现经济发展 ［9］164-174 。另一方面，着眼于四川全局发展，从省域高度提出经济发展意见。一是进一步完善企业所有制，落实好企业自主权，盘活企业资金链，引导企业真正走上商品经济正轨，进而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二是加快发展中小型企业，将投资少、效益好的企业列为重点发展对象，多关注、多扶持、多帮助，以增强经济效益和经济积累；三是重视乡镇工业的发展，要在充分借鉴、吸收全国各地优秀经验的基础上，立足省域实际，破解难点问题，探索适宜农村乡镇企业发展的新路径，如农产品加工型的“广汉模式”；四是重视流通领域的经济效益，实行以商促农、以商促工。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生产很重要，流通也很重要，并且流通也会促进生产，带来经济效益。因此需要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货物运输能力，确保经济市场的流通顺畅，让更多的工农业生产转移到商品经济中，降低工农业产品的交易成本，以繁荣市场经济 ［9］16-23 。
刘诗白先生不仅关注中国发生的重大问题，而且放眼全球，具有宽广的学术研究视野，是一位胸怀天下、心系人民的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同时，他在国际上也享有崇高声誉，已被列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编的《国际领袖人物录》（1988年版）、美国传记研究所编的《国际名人录》（1988年第2版）、《大洋洲、亚洲、远东名人录》（1988年第1版）和《世界名人录》（“Marquis Who’s who in the World”，1988年版）之中。他关于国际问题的思考，主要聚焦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等内容，其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刘诗白先生在研究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时强调，在反殖民主义的时代大潮中，研究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需要回溯历史，考察资本主义时期的殖民制度及其发展历程，并深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去探究殖民制度下的剥削动机、方法及其结果，以此更加深刻地洞察殖民地的政治经济问题，进而从整体上完成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思考和研究 ［9］199-201 。
首先，刘诗白先生对前期的资本主义殖民制度进行了考察。他指出，资本主义殖民制度是随着地理大发现而出现的，这一进程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阶段，殖民政策大多表现为：一是用暴力手段掠夺当地财富，公开地、露骨地洗劫着殖民地的一切，整个行为充斥着血腥与罪恶；二是从事奴隶贸易，并在殖民地实行奴隶制、农奴制等奴役人的制度，以损耗人的劳动力为前提达到资本增殖的目的 ［9］202-216 。可见，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带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从诞生那刻起就只考虑如何加快资本增殖，而忽视了人的生存、发展所具有的基本权益。在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殖民政策随经济生产方式的革新发生了内容与形式上的改变，从之前以暴力的、公开掠夺的财富占有方式为主逐渐转变为打着“自由贸易”旗帜搜刮殖民地财富，常常用廉价的工业生产品换取殖民地的原料，并美其名曰“自由交换” ［9］217-231 。可见，这一时期的殖民方式更具隐蔽性、迷惑性，但其殖民的实质从未改变，仍是在对殖民地人民的财富进行掠夺和侵占。
其次，刘诗白先生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进行了分析。他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生产不断集中、资本积累不断扩大，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新的垄断阶段。这一时期，垄断组织开始通过垄断地位，追求高额的垄断利润，进一步剥削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对殖民地的剥削方式变得更为巧妙且残酷，以便于榨取殖民地的超额利润。这主要体现为：一是大规模地掠夺原材料。帝国主义国家的这一行为不仅是由于其本国国内某些生产用的自然资源匮乏，而且这些国家还想占有超廉价的生产原材料，以便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赢得胜利，扩大自身优势；二是通过贸易上的垄断地位，用贱买贵卖的不平等交换方式，大肆攫取来自殖民地交易的高额利润，以更好地促进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除此之外，帝国主义殖民剥削还有很多形式，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剥削上，更是深入政治、文化、思想等全方位、各领域当中。如此，当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形成时，也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变得越来越多，控制范围变得越来越广，剥削程度变得越来越史无前例，达到了世界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 ［9］232-247 。
最后，刘诗白先生对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结果进行了探究。他指出，需要辩证地看待帝国主义殖民政策。一方面，殖民奴役的生产关系体系破坏和摧毁了整个殖民地原有的生产方式，使得殖民地人民空前的贫困化；另一方面，这一政策也在客观上为殖民地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并促进了当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就其社会发展而言，这一政策体系的内在逻辑不能顺应历史前进规律。当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形成时，残酷压迫激发的反抗意识就已臻爆发的边缘，世界性的反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斗争开始大规模展开，有力地冲击着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内在矛盾表现在殖民地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反抗斗争上，但这些此起彼伏的民族解放运动总是遭到失败，其原因就在于殖民地的革命力量尚未壮大，而帝国主义发展又处在上升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危机开始同时出现。这表明殖民地国家的政治经济矛盾变得尖锐化，殖民地人民不想在帝国主义统治下生存，殖民体系的大后方已经出现根本性动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大大削弱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综合实力，使其难以继续维持对广大殖民地的统治。一时间，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浪潮，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也就开始在民族国家的胜利解放中解体了 ［9］272-288 。由此可见，殖民体系的形成、瓦解是紧随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变化而对其做出的阶段性反映，其发展是因为符合上升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其消亡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能再容纳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刘诗白先生还对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发展进行了深入探析，重点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发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等，并对此形成了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他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都曾给世界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深入反思、探究这些危机背后的性质和成因，从理论上阐明危机运动的演变过程，对于深化大家对当代国际经济的认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有效应对经济发展面临的考验，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9］115-117 。
关于亚洲金融危机。刘诗白先生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于1997年的泰铢贬值，随后蔓延至新加坡、菲律宾、韩国等众多国家，并最终演变为一场亚洲金融风暴，甚至波及其他地区。这场金融危机具有传染性强、破坏性大、不断加剧、不断反复、持久缠绵等显著特征，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发生以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遭遇的一场极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的发生从主观方面来看，势必牵扯到各国具体发展的内在因素，例如国家经济发展过热、盲目地引进外资、金融体系不健全、企业大规模负债等情况；从客观方面来看，国际金融大鳄的恶劣行径也起着重要作用。可是，这些成因的归结还是浮于表面，不够透彻，需要进一步探寻危机的本质，明确金融危机是作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一部分而存在的，它的爆发有制度根源。但同时，由于金融危机也会影响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不能将金融危机称为资本主义的“制度病”，而是要从现代金融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中去找寻答案。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并且经济的现代化发展、全球化发展又会催生许多新情况，倘若各国的经济管理、金融监管不能与时俱进，势必引发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市场运行的危机又会受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影响，进而加剧危机。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得到启示，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浪潮中，需要实行积极稳健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国际经济资源，融入全球经济发展。同时，要积极推进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完善金融制度、证券市场制度、现代企业制度等；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走符合产业发展的经济现代化之路；要用好市场和政府两种经济发展手段，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但是也要充分发挥政府的有力作用 ［9］117-129 。只有这样，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大势，才能有效治理和防范金融风险。
关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刘诗白先生指出，2008年爆发于美国的危机，是一场金融危机，它是由次贷危机、房地产危机引发的，并摧毁了大量金融机构，使整个美国金融体系陷入了瘫痪；它也是一场经济危机，它形成的破坏力逐渐从金融领域转向实体领域，使得大量实体企业破产，造成了大规模的工人失业。这次危机不仅严重地冲击了美国经济，还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得人们再次陷入经济恐慌，重新思考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反思后，人们发现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过度金融化和过度虚拟化，正是这一特征使得美国金融结构的发展呈现畸形化色彩，增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发生率，导致了这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由此可见，在美国里根主义倡导的金融过度扩张政策下，大力鼓励金融自由创新，催生了许多追逐高利润而同时伴有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品。在虚拟经济的独特运行机制中，这种金融投资品的不断自我膨胀，使得“非理性繁荣”“泡沫化风险”逐渐高涨，激化了这一金融体系的内在矛盾。但这仍是危机直接原因的表现范畴，其深层次的根源还是在于实体经济中生产社会化能力的不断扩大与市场需求内在增长不足之间的矛盾。因此，市场经济国家不仅需要探索构建一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而且需要处理好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发展比例关系，防止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脱节；同时，需要加强金融活动监管，完善金融制度体系，使得现代金融体系能够“活而不乱”“有效调控”“服务经济” ［9］136-156 。
回顾刘诗白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历程，可以看出，作为我党培养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刘诗白先生的学术研究始终秉持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原理和方法，坚持把研究工作与国家需要相结合、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改革事业密切联系，坚持求真务实、守正创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过程中不断开拓创新，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和开拓性的学术观点和创新性见解，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为了更好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既要坚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更要同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 ［10］ 。可以说，这正是刘诗白先生一生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真实写照。刘诗白先生的学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富矿”，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元素和时代精华，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和挖掘。
［1］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2）．
［2］刘诗白．刘诗白选集：第三卷（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3］刘诗白．刘诗白选集：第二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4］刘诗白．刘诗白选集：第三卷（下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5］刘诗白．刘诗白选集：第四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6］刘诗白．刘诗白选集：第五卷（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7］刘诗白．刘诗白选集：第六卷（上册）［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8］刘诗白．刘诗白选集：第七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9］刘诗白．刘诗白选集：第十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8．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4-9．
（原文发表于《天府新论》202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