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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经典金融理论始于20世纪50年代，指的是在金融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方法研究金融风险防范与控制、资本市场运营、资本资产结构和定价等理论取得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 1952）、MM定理（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资本资产定价理论（Lintner, 1965；Mossin, 1966；Sharpe, 1964）、有效市场理论（Fama, 1965；Fama, et al., 1969；Malkiel and Fama, 1970）、APT套利定价理论（Ross, 1976），以及无套利定价理论（Black and Scholes, 1973；Merton, 1973）。现代经典金融理论伴随金融市场的发展而不断成熟。
早期的金融理论界和实务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如何确定合理的贴现率以估计资产未来现金流的现值，从而对资产进行有效定价的问题困扰。直到1952年，Markowitz在金融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Finance 上发表题为《投资组合选择》一文，提出在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可以将复杂的投资决策问题简化为一个风险（回报率方差）和收益（回报率均值）的二维选择问题，即均值-方差分析模型：投资者在相同的期望回报率（均值）条件下，总是会选择风险（方差）最小的资产组合；在相同的投资风险（方差）下，总是会选择期望回报率（均值）最大的资产组合。这一思想从投资回报率中包含的风险因素出发，使用资产组合报酬的均值和方差这两个概念，从数学上明确地定义了投资者偏好，并以此为基础，提出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理论（Portfolio Theory），证明了资产组合的风险分散效应，系统地阐述了资产组合和选择问题。马克维茨投资组合理论的提出引发了金融学的第一次革命，其思想将金融理论发展带上了一条快车道，并深刻地改变了金融理论和实务界。自此，现代经典金融理论诞生。
随后，Modigliani和Miller于1958年6月在经济学顶级期刊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发表文章，提出著名的Modigliani-Miller资本结构定理（MM定理），即在完美的市场中企业的市场价值与资本结构无关；换言之，不完美市场（即真实世界）中存在的各种摩擦是公司资本结构的决定性因素（Modigliani and Miller, 1958）。MM定理将无套利作为金融学的分析范式，证明了在一个无摩擦（不考虑税收、破产成本、信息不对称，且市场有效）的金融市场上，不存在零投资、零风险却能获取正收益的机会，因而被誉为金融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对促使金融学真正发展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人们对风险如何影响一个公司的资本成本，进而如何影响一个公司的市场价值（期望回报率）仍旧没有清晰的认识。直到20世纪60年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 CAPM）问世，才清晰地描绘出风险和资产的期望回报率之间的关系。在Markowitz均值-方差模型的基础上，为了探究均衡状态下，即当投资者都采用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理论选择最优资产组合时，不同资产的期望回报率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以Sharpe（1964）、Lintner（1965）和Mossin（196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开始从实证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阐述了在投资者都采用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理论管理资产的条件下市场均衡状态的形成，将均衡时不同资产的期望回报率和预期风险之间的关系用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表达出来。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是在马克维茨均值方差分析模型基础上衍生的实证资产定价模型，其采用定量分析法替代定性分析法验证金融理论，给出了系统地确定资产贴现率（期望回报率）的方法，从而推动马科维茨投资组合理论在现实世界的应用迈进了一大步。
CAPM明确且简单地将不同资产的期望回报率和风险因素关联起来，其作为均衡定价理论体系的起点，为资产定价构建了一个严谨的理论框架；但是，CAPM只研究资产市场的均衡，而将资产市场所处的宏观经济环境当作外生给定。另外，CAPM是一个只考虑单期决策问题的静态模型。如此，CAPM便难以将资产价格和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因素实时关联起来，因而无法探究资产价格的最终决定因素。尽管有学者针对CAPM的上述两个问题进行改进，提出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onsumption-based CAPM, C-CAPM），将CAMP模型置于一个基于更合理偏好假设的一般均衡定价理论体系中，以消费者偏好和禀赋分配为基本前提条件，求取所有资产的价格（Breeden, 1979；Breeden, et al., 1989；Lucas Jr, 1978）；但是，从均值-方差分析到CAPM，再到C-CAPM模型等均衡资产定价（equilibrium asset pricing）理论的最大弊端在于需要对消费者偏好和禀赋作出假设，因而无法在实践中应用（徐高，2018）。在实践中应用更为广泛的无套利定价（no-arbitrage asset pricing）理论随后蓬勃发展起来。
Ross于1976年提出套利定价理论（Arbitrage Pricing Theory, APT），该理论是从均衡资产定价理论向无套利定价理论的过渡。APT理论在CAPM的基础上加入无套利思想（即认为资产市场中应当不存在套利机会），进一步指出资产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不仅由组合内风险决定，还由各种外部宏微观因素决定（Ross, 1976）。多因子模型研究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其旨在将能够影响资产回报率的其他共同因素纳入定价理论的框架。基于APT理论的思想，多因子模型声称当所有资产的期望回报率都由一组因子决定时，由于无套利，不同资产期望回报率之间会具有某种线性关系。多因子模型的开创性研究成果是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尤金·砝玛（Eugene F. Fama）及其合作者弗伦奇（Kenneth R. French）提出的三因子模型（Fama and French, 1993），其将影响不同资产回报率的因子归结为市场组合的超额回报率、公司规模和账面价值。Carhart（1997）在三因子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一年期收益动量因子，构造了四因素模型。Fama and French（2015）在随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指出，公司盈利能力和投资情况也是影响资产回报率差异的重要因素，将三因子模型拓展为五因子模型。多因子模型在实证资产定价研究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虽然APT套利资产定价理论应用了无套利的思想，但其更多的是CAPM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与现代的无套利定价理论还有很大差距。无套利定价理论不像一般均衡理论那样试图从偏好和禀赋假设出发，从无到有地给所有资产定价，而是意在回答已知某些资产的价格后，如何给其他相关的资产定价的问题。无套利定价理论以资产市场中应当不存在套利机会为核心思想，无须对消费者偏好和禀赋做出特别的假设，因而能够较为精确地为资产定价并于实践中应用。Black and Scholes于1973年提出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成为连续时间金融的基本理论框架的起源（Black and Scholes, 1973）。Merton则搭建了连续时间金融的基本理论框架（Merton, 1973）。布莱克-斯科尔斯公式的提出引发了金融学的第二次革命。此后，无套利资产定价理论与金融行业携手共进，无套利资产定价理论的研究进展给金融行业发展带来了强劲推动力；反过来，金融行业的欣欣向荣也为无套利资产定价理论带来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并进一步推动其发展，真正实现了金融理论与金融实践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
即便均衡定价理论和无套利定价理论的出发点和思想不同，它们之间却有着紧密的联系。只有透过均衡定价理论的视角，才能对无套利资产定价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进行深层次的阐释。事实上，无论是均衡定价理论还是无套利定价理论，都是在理性的框架下讨论金融问题。均衡资产定价直接构筑于理性人假设之上；而无套利定价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必要条件，认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通过套利，不理性的人和行为会逐步被淘汰，从而使市场趋于理性。将上述逻辑应用于资产价格上，就意味着如果资产价格因市场中的非理性行为而偏离了其所对应的基本面价值，将产生无风险套利机会。理性的市场参与者抓住这个套利机会，在获得无风险回报的同时将资产价格推回基本面价值。因此，市场中资产的价格总是反映了其基本面价值。这就是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 EMH）（Fama, 1965；Fama, et al., 1969；Malkiel and Fama, 1970）。
现代经典金融理论吸取了经济学研究思路的“理性范式”，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其是在理性的框架下，以“理性人假设”“随机游走假说”和“无套利假设”为基本前提讨论金融问题的。在现实金融市场中，这些假设难以完全成立，使得现代经典金融理论无法解释证券市场中的各种异象，如动量效应、反转效应、季节效应、一月效应、联动效应等，这表明了现代经典金融理论的局限性，行为金融学理论因而得以兴起并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