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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金融资产主要由储蓄性和风险性金融资产两大类组成，前者主要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后者主要包括股票、基金等。家庭金融资产选择就是家庭在各种金融资产之间的配置，家庭分配多少资源在金融资产，以及不同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分别代表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规模和结构。家庭资产选择决策的差异，对金融资产选择和结构有显著的影响。资产组合理论就是讨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问题，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金融资产配置的规模，二是各类金融资产配置的比例，三是金融资产配置的多元化。
资产组合理论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研究在不确定性普遍存在的情况下，作为行为主体的消费者如何将家庭财富配置在各类金融资产上，以寻求其所能接受的收益回报与风险相匹配的最佳投资组合的系统方法。其核心理论是资产组合理论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马科维茨在 1952 年的研究被视为现代资产组合理论的形成。他在理性经济人和有效市场假设前提下，用期望收益率代表资产的收益情况，风险定义为收益率的波动率（方差），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通过数理方法模型化，形成均值与方差分析框架，来解释理性投资者的单期金融资产配置问题。他将投资决策目标简化为两个：尽可能高的收益率和尽可能低的不确定性风险。马科维茨在 1959 年提出了有效投资组合的概念，并指明应当以效用最大化原则取代收益最大化原则进行资产配置。而效用最大化的两个原则是风险既定期望收益最大，或期望收益既定风险最低。
在现实中，不同风险资产收益和风险的相关性不完全相同，因此，就可以利用这种不完全相关性，通过选择不同的金融资产构建资产组合，并通过资产组合来分散投资风险。根据马科维茨的有效组合理论，每一风险水平都有一个有效边界，这个有效边界是有效组合的集合，而最佳的投资组合必然在有效边界上。因为高于有效边界的投资组合无法实现，低于有效边界的投资组合虽然可以实现但不是最优组合，只有位于有效边界上的选择才是最优组合。至于具体在有效边界的哪个位置，是由投资者的风险态度决定的。
马科维茨的研究对于现代资产组合理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他创立的“均值方差理论”至今仍然是研究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基础，也是家庭构建资产组合和评价资产组合绩效的重要依据。
托宾（Tobin） 1958 年在马科维茨资产组合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基金分离定理”。他将无风险资产引入资产选择模型，认为投资者在选择资产组合时有两类决策：一类是风险资产组合的最优选择，另一类是投资者对无风险资产及风险资产投资比例的最优选择。
夏普（1964）在“两基金分离定理”基础上提出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这也是第一个关于资产定价的一般均衡模型。他进一步把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与非系统性风险。前者也称为市场风险，指的是整体市场受到影响而无法规避的风险；后者为对个别行业或证券产生影响的风险，可以通过充分的投资组合进行分散。根据夏普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如果市场资产组合是有效的，那么风险资产的收益率为无风险资产收益率加上风险溢价的补偿。这一模型暗含投资者投资于任何证券构成的资产组合，只有非系统性风险可以分散，而不能消除系统性风险。因此，该理论意味着，在资产选择过程中，所有投资者都持有风险资产的投资组合，再按照自己的风险偏好，选择无风险资产与市场投资组合进行配置。
上述“均值方差理论”“两基金分离定理”以及“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描述的均是资产组合的单期静态选择，这与现实经验证据不相符。因为对于长期投资者来说，并不是只关心单次的投资收益，而是追求整个长期多次投资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生命周期理论被引入金融资产配置，讨论投资在整体生命周期内如何进行资产配置。其中以萨缪尔森（Samuelson）和默顿（Merton）的研究最有代表性。
萨缪尔森（1969）和默顿（1969）将资产配置问题由单期拓展到多期。其研究结果指出，投资者应当按照一定的比例投资于所有种类的风险资产；所有投资者投资于风险资产组合的行为应当是相同的，即所持有的风险资产组合占家庭财富的最优比例是一定的，并独立于年龄和财富；投资者进行资产配置的不同之处仅仅是其风险态度的不同，从而导致其投资于无风险资产及相同的风险资产组合的配置比例不同。在默顿的模型中，投资者的风险厌恶程度是常数，独立于财富、年龄等变量。而事实上，随着家庭财富的增长，家庭风险偏好和风险资产的投资会增加。除此之外，劳动收入等家庭统计特征也会对资产配置产生影响，而模型中没有将这些重要的变量考虑在内，忽视了其有可能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造成的影响。
随着金融资产选择理论的完善与发展，解释上述传统模型与现实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情况之间存在的差异，已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尤其是进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在萨缪尔森和默顿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对家庭资产选择模型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并逐渐开始从微观家庭的异质性特征，比如劳动收入等背景风险、人口统计特征、流动性约束等市场不完全性及社会网络等其他因素的角度来解释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理论。
上述这些资产选择理论以理性人、完全市场为假设前提，认为家庭都会持有一定比例的风险性金融资产，只是持有比例的多少取决于风险偏好而已。但事实是很多家庭根本没有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家庭资产组合都很单一，主要以储蓄性金融资产为主，即使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其实际持有情况也远远低于理论值，因而存在“有限参与”之谜。有限理性和行为金融学的引入，为家庭资产组合理论提供了新的解释。
资产组合理论为理解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提供了合理的解释，但从我国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现状来看，金融资产组合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金融资产持有数量的城乡差异。由于家庭收入、财富积累的城乡差距，城镇家庭可投资的资产高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金融资产数量远高于农村家庭，特别是大量低收入农村家庭，甚至只有金融负债而没有金融资产。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本质上是一种储蓄行为，从消费理论来看，储蓄等于收入减去消费的余额。因而，金融资产选择数量的多少与城乡家庭的收入和消费相关，家庭储蓄是进行金融资产投资的基础。城乡之间较大的收入和财富积累差异，是家庭金融资产持有数量显著不同的根源。
第二，金融资产结构的城乡差异。整体来看，农村家庭更偏好于储蓄性金融资产，风险性金融资产更多地由城镇家庭持有，这种现象是多种原因的结果，如金融知识、金融供给、风险偏好等。一般来说，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差异和传统儒家节俭思想的影响，为了应对养老、教育、医疗、住房等需要，农村家庭的目标性储蓄和预防性储蓄更强，更倾向于风险厌恶，故持有更多的储蓄性金融资产。更重要的是，农村地区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获取的渠道极为有限，特别是股票、基金、期货等风险性金融资产，往往要求家庭有较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更高的金融素养，这些风险性金融资产更有可能出现在城镇家庭的选择范围以内。
第三，金融资产组合多样性的城乡差异。从金融资产组合的多样性来看，广大的农村家庭只持有少量的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现金、银行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上，金融资产组合更单一。而城镇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则更加多样化，除了银行活期和定期存款，理财类产品、基金、股票、保险等资产也常常在城乡家庭的资产组合中，甚至少量的家庭还会持有期货、期权等高风险金融资产。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风险性金融产品在农村的供给不足，特别是证券、期货、基金等风险性金融机构，很少在农村金融市场进行布局，主要通过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代销提供少量金融产品。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为家庭金融资产组合的多样性提供了渠道，但对于这种新兴金融渠道和互联网金融产品，城镇中年轻家庭接受度更高，参与的可能性更大。
第四，普遍存在风险性金融资产“有限参与”。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城镇家庭更偏好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金融资产组合更加多样化，但城乡家庭都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即大量的城乡家庭都没有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或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数量远低于理论最优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