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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发展不足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我国除一线城市外的大部分中西部城乡地区面临的现实。这既制约了地区宏观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微观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和结果。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宏观经济增长和金融制度改革，为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提供经济基础和改革红利，也助推中国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改善地方金融生态，增加金融供给。金融发展不足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表现在供需两方面：一是在供给层面，地区金融发展不足，金融抑制普遍存在，导致金融竞争不充分，金融服务的价格较高，金融产品供给也更单一；二是在需求层面，金融发展不足，家庭金融服务和金融咨询的可得性更低，更容易出现金融素养不足的情况，家庭金融需求受到抑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研究对象，发展经济学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重视。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格力（Gurley）、肖（Show）、麦金农（Mckinnon）和戈德史密斯（Goldsmith）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成果，奠定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他们认为金融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将储蓄转化为投资，从而促进社会经济增长，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由此得到重视，麦金农和肖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较严重的金融抑制，表现为政府对市场利率进行价格管制，在较高通货膨胀率情况下，市场的实际利率为负值。这种管制导致的负利率，损害了储蓄者的利益，储蓄有可能下降，削弱了金融体系资金聚集能力，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更重要的是，负税率的本质是向债务人进行价格补贴，从而刺激信贷需求，造成资金供小于求的局面，致使需要实行信贷配给。但政府往往根据自己的偏好或目标进行资金分配，削弱了金融的资金配置功能。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往往通过配给来分配金融资源，扭曲了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因而，他们的政策建议就是放松利率管制，控制通货膨胀，发挥市场利率在配置金融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
帕特里克（Patrick）认为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需求追随”和“供给领先”两种。一般来说，在实践中“需求追随”现象和“供给领先”现象往往交织在一起。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单一，金额较小，存在“供给领先”的情况。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的需求更加多元化，金融机构更需要进行产品创新以满足企业需求，因而“需求追随”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帕特里克认识到金融体系在优化资本构成、促进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指出在发展中国家，需要优先发展金融体系，通过金融体系带动实体经济发展。
戈德史密斯（Goldsmith）开创性地研究了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他通过对 35 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史进行比较研究，建立了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奠定了现代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他建立了衡量国家金融结构的 8 类指标，其中最著名的是金融相关率（FIR），即金融资产价值与该国经济活动总量的比值。人们常用金融相关率去说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常用“金融资产／ GDP”表示。整体来看，金融相关率总体有提高的趋势，但提高是有限度的，在达到某一阶段后，特别是FIR达到 1 至 1.5时，该比率就会趋于稳定。发展中国家的FIR一般在 2 ／3 至 1 之间。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大致平行的关系，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也是金融发展速度较高的时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量亚、非、拉殖民地实现民族独立并成为新兴发展中国家，怎样发展经济，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成为其首要目标。但这些新兴国家的政府管理者，更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行为，在金融领域实施行政干预和政府管制，特别是以拉美为主的部分国家实施进口替代型经济发展战略，即通过财政补贴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一些产业进行政策扶持。同时，货币的大量发行使经济面临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为负。麦金农和肖从不同角度对这种非市场的干预行为进行批判，认为这是金融抑制的表现，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金融深化），得出了基本一致的结论，因此其理论学说通常被归结为Mckinnon－Shaw金融发展理论体系，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正式形成。此后，陆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验证和发展了麦金农和肖的理论体系，金融发展理论基本成型。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包括：
一是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健全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有效地将社会资金迅速转化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反之，经济的发展也会带动居民收入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会增长。
二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金融均处于发展阶段，落后的金融很难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发展缓慢也不利于金融的发展，从而使金融和经济存在恶性循环的可能性。他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金融抑制，在金融领域表现为对利率和汇率的控制，使其低于市场均衡水平。这些金融抑制往往不能达到发展经济的预期目标，反而对经济发展起了反方向的抑制作用。
三是金融抑制使发展中国家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率上升，政府为了控制物价会进一步采取金融抑制措施，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国家通过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信贷规模配给制、给国有企业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使国内的资金大量流向政府控股的国有企业，通过税收及较高的市场准入，限制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竞争。在通货膨胀环境下，银行体系的利率管制导致实际利率低于市场利率，间接鼓励资本向有限的资产流动，加大通货膨胀压力，同时大量货币流出银行金融体系，导致金融“脱媒”问题，在直接融资渠道占主体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引发投资下降、经济衰退。
金（King）和莱文（Levine）建立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一般金融发展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这一视角入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别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虽然金融功能对全要素生产力的重要促进作用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可，却一直没有找到计量金融功能的指标，而金和莱文创造性地建立了指标体系。
同时，金和莱文为了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利用80 个国家 1960—1989 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在控制了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因素的前提下发现，一是金融中介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二是金融发展初始水平的差异能够很好地预测以后的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差异，即使在控制了财政政策等变量后亦是如此。三是金融发展不足会导致“贫困陷阱”，即如果金融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即使经济增长具备其他条件，也难以实现真正的有效增长，因而金融发展是因，经济增长是果。
随着不确定性偏好、信息不对称理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理论的完善，一些学者将这些创新理论引入金融发展理论并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去解释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的形成机制。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社会财富有较大的积累，会产生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需求，部分高收入群体也有能力和动力去支付相关费用。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促进了金融的发展。在初始阶段，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互补的，但由于金融中介的效率高于金融市场，因而金融中介往往优先于金融市场得到发展，即在初始阶段，银行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体系效率更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一部分社会储蓄从银行金融机构转移到金融市场。特别是随着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内企业可能会通过国际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债券等，金融市场国际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国内金融体系的不足，提升国内金融体系的效率，此时银行主导的金融中介和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效率上接近。金融发展可以使金融部门所吸收的资源减少，储蓄更多地转化为投资，促进经济增长。金融体系收集的信息具有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担功能，能够促进投资和创新活动，提高资本配置效率。
卡普尔（Kapur）、赫尔曼（Hellman）、斯蒂格利茨（ Stiglitz）等经济学者将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中介引入金融发展模型，提出了“金融约束”的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认为金融约束与金融抑制、金融自由化不同。金融自由化是需要前提条件的，如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稳定的物价、公平的税收、严格的财政、相互竞争的商业银行等，只有相关条件成熟了才具备金融自由化的可能性。金融抑制到金融自由化必然经过金融约束，是金融发展的必经阶段，也符合渐进式的改革思路。针对金融约束，他们认为，政府可通过制定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通过鼓励创新，维护金融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金融约束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作用，认为选择性的政府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因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应根据经济发展的状况及时调整金融约束的程度，逐渐过渡到金融自由化。
金融发展是地区金融现代化、改善地区金融生态的重要途径。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金融机构的服务水平和家庭的金融能力更高，更容易获得金融信贷支持和提高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我国的现实是金融发展结构具有明显的城乡二元金融结构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发达的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主要在大城市，而相对落后的金融中介和信用合作社主要在农村，两种截然不同的金融市场相互割裂但又并存，这是二元城乡金融发展格局下，我国货币市场或资本市场发展不均衡的结果。在我国农村地区，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货币化、商业化的程度都不高，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展滞后，导致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较弱。农村信用合作社往往是农村家庭获得金融服务的主要渠道。由于农村信用合作社的规模较小，专业人才缺乏，导致管理不规范，因而其市场竞争力和金融服务能力并不强。虽然近年来各地方信用合作社经过合并与重组成为地方性商业银行，但其发展重点也有逐渐向金融发达的城镇地区转移的趋势。城镇地区大型金融机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的密度远大于农村地区，这些相对发达的金融中介为城镇家庭提供了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二是正规低成本的金融主要在城镇地区，而非正规的高成本金融主要在农村地区。正规金融市场获得了政府的许可，一般都有很严格的金融监管和市场准入，其资金来源于城乡家庭或企业的闲置资金，有合法、稳定且低成本的资金来源，一般采用规范化的现代企业经营模式，风险控制能力比较强，因而信用等级一般都较高。相反，非正规金融市场是无组织的，政府的监管相对乏力，交易的隐蔽性较高，资金供给来源狭窄且成本较高，管理不规范，风险控制能力很弱。两种金融市场在资金供给方面的先天差异，导致利率也存在明显的差别。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民间借贷、朋友拆借等。与农村家庭相比，城镇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密度和服务能力远高于农村地区，城镇家庭参与大量正规金融活动，如房贷、车贷、装修贷、信用卡、证券、保险等。
从我国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现状来看，农村家庭更偏好储蓄性金融资产且资产组合更单一，城镇家庭相对偏好风险性金融资产且资产组合相对多元化。非正规金融在农村地区更为广泛存在，源于农村存在更严重的金融抑制。金融深化的过程就是非正规金融收缩的过程。虽然近年来金融科技和智能手机的普及，突破了传统金融机构物理网点服务半径的局限，但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差异并没有缩小，城乡金融的发展差距仍然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