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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周期理论解释了家庭不同阶段金融资产选择行为及其背后的微观原因。影响金融资产选择的诸多因素都与家庭生命周期相关，如家庭年龄结构、健康程度、风险偏好、收入水平、社会资本等。在家庭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家庭持有的资源和消费需求在时间上往往是错配的，更重要的是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面临的相关约束及行为方式有很大的差异性。传统资产组合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家庭可以通过持有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从而达到平滑家庭生命周期储蓄和借贷的目的。如家庭形成期的房贷和车贷等负债消费、成熟期的储蓄、衰退期的健康支出等，都需要通过持有金融资产来实现，因而，金融资产选择是家庭平滑生命周期的工具和需要。
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起源于 19 世纪初朗特里（Rowntree）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他将家庭重大事件诸如结婚、生子等与贫困联系起来，认为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导致支出突然增加，在收入不增加的情况下，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贫困与这些重大事件密切相关。他根据这些重大事件，将人从出生到死亡划分为九个阶段，从而形成了家庭生命周期的雏形。此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理论初创期，以索罗金（Sorokin）、柯克帕特里克（Kirkpatrick）、罗米斯（Lommis）等学者为代表，其特征是以家庭子女作为划分的主要依据。第二个阶段是扩展和成型期，以毕格罗（Bigelow）、格里克（Glick）、杜瓦尔（Duvall）等学者为代表，其特征是以家庭的七个重大事件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扩展、稳定、收缩、空巢与解体这六个阶段，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家庭生命周期理论框架。第三个阶段是修正完善期，以罗杰斯（Rogders）、韦尔斯（Wells）和墨菲（Murphy）等学者为代表，他们对家庭生命周期提出了更精细的划分方法。
1986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迪利安尼（Modigliani）等将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与消费储蓄行为联系起来，建立了基于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消费函数，从而使生命周期理论进入数学模型阶段。他们从家庭收入和支出角度出发，并以年龄为主要划分依据，将人的一生划分为青年、中年、老年三个阶段。一般而言，青年阶段可能还没有就业或刚开始就业，收入来源单一且偏低，而生活支出大，这时消费支出可能会超过收入；随着他们进入中年，工作经验积累和职位升迁，收入会大于消费进而产生储蓄，这些储蓄用于归还年轻时的借款和进行老年生活储蓄；随着职业生涯进入末期，收入同步下降，但保健和医疗支出明显增加。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消费者一生所能支配的总收入，不仅包含当前收入，还包含未来预期收入的总和及财富积累，而这三者均和消费者的年龄相关。消费者消费任何一个商品的目的都是得到一定的效用，消费者一生的效用是当前和未来总消费的函数，家庭会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计划他们的生活消费开支，以达到在整个生命周期内消费的最佳配置。他们认为，当期消费与当期收入、预期收入及原始资产相关，理性的消费者在一生中均匀地消费他的总收入和财富，这样总效用就会达到最大。他们使用截面数据分析发现，年龄接近的消费者，即使收入差距较大，也存在相似的储蓄率。预期收入的短期变化，无论是收入增加还是减少，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都是较小的；当预期收入变化是长期的时，则消费者会及时调整其消费，从而平滑消费支出。消费的生命周期理论可以用下面这个公式来表示：
式（2.1）中， C 为消费支出， WR 为实际财富， a 为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 YL 为劳动收入， b 为劳动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
他们还进一步将消费生命周期理论应用于宏观的消费储蓄领域，在社会人口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整个社会的长期边际消费和储蓄倾向均是稳定的。如果社会人口构成发生了变化，则边际消费和边际储蓄倾向也会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如果社会中青年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增高，则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会提高，社会边际储蓄率就会降低；如果社会中中年人的比例提高，则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就会降低，储蓄率就会提高。因而，社会的消费和储蓄与人口结构的生命周期高度相关。随着生命周期理论的问世和逐渐完善，因其较接近于现实而被广泛应用于家庭和国民储蓄研究中，并促进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
家庭生命周期指家庭从诞生到解体的全过程，男女双方通过法律程序成为合法夫妻标志着家庭的诞生，双方离异或去世标志着家庭的解体。关于家庭生命周期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根据研究内容可对家庭生命周期进行细化或合并。一般而言，世界卫生组织（WHO）以家庭相应人口事件的发生为标志，将家庭生命周期划分为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收缩期、空巢期和解体期六个阶段。表 2.1 整理了各阶段划分标志。
表 2.1 家庭生命周期及其划分标志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整理。
家庭形成期是从双方结婚至第一个子女出生。这个阶段家庭刚成立，家庭规模以夫妻二人为主，家庭收入和储蓄较低，需要为家庭购置房产等进行目标性储蓄。家庭成长期是家庭子女的出生过程，在这个阶段，伴随着家庭规模的扩大，家庭的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如子女生活支出、教育支出也逐步增加。家庭成熟期是最后一个子女出生至第一个子女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家庭规模开始缩小。家庭收缩期是所有子女离开父母开始独立生活或组成新的家庭，家庭规模重新回到夫妻二人为主，家庭收入减少而医疗支出增大。家庭空巢期和解体期是夫妻双方离开人世的阶段，这个阶段家庭需要通过前期储蓄或养老金来维持消费支出。
家庭生命周期除了上述的六阶段划分方式外，还有三阶段划分方式，分别为建成阶段、中年阶段和老年阶段。在建成阶段家庭成员比较年轻，财富积累少，有一定的风险偏好；中年阶段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和较高的收入水平，抗风险能力较强，但养老和抚育子女负担较重；老年阶段子女组建家庭，收入下降，家庭医疗支出大，抗风险能力下降。一般而言，家庭年龄与职业生涯、妇女生育年龄高度相关，因而，除了用家庭人口事件作为家庭生命周期划分标志外，也有用年龄作为划分标志的。
家庭生命周期的划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经济的发展和婚姻观念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从国内外家庭形成的发展规律来看，普遍存在家庭形成期整体延迟的现象，主要原因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初婚年龄的延后，导致家庭形成期不断往后延迟。另外，社会性别的失衡导致大量单身青年的存在，以及在婚姻自由化浪潮下形成的单亲家庭、再婚家庭甚至丁克家庭。在这些特殊但又普遍存在的家庭中，传统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出现重叠和模糊化现象。
受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的社会网络等因素的影响，城乡家庭的生命周期及划分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城乡家庭初婚年龄的差异。从国内外家庭形成的发展规律来看，普遍存在青年初婚年龄上升导致家庭形成期整体延迟的现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受现代化观念、经济高速发展以及婚姻市场结构变动的影响，随着女性经济的独立、受教育时间的延长，个体资源、择偶观念和择偶标准均发生了转变，适婚青年男女主动选择晚婚晚育的比例增加，晚婚晚育的年龄延后。其次，城乡地区性别比例的失衡，导致婚姻市场竞争加剧，结婚成本高企，特别是人口的跨区域流动产生了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家庭没有足够的储蓄支付高额的彩礼，导致初婚年龄被动延迟。最后，从整体来看，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青年初婚年龄越大，而在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存在大量未达法定结婚年龄就成家的青年。2019年，全国适婚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为 25 岁，城镇适婚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为27 岁，一线城市适婚人口平均初婚年龄在 30 岁以上，如上海适婚人口平均初婚年龄为 30.65 岁，发达地区适婚人口晚婚的现象较为明显。相反，早婚早育主要出现在经济较落后的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
二是进入成长期的时间差异。受我国传统上“多子多福”“早生孩子早享福”等思想的影响，在家庭形成后快速完成生子任务，从形成期到成长期的时间较短，且这种现象在农村更为普遍。首先，从我国城乡家庭的现实情况来看，家庭形成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住房问题。城镇住房的市场化改革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导致城镇家庭形成后，如果没有父母的代际支持，则需要家庭进行更长时间的储蓄才能完成购房。而农村家庭拥有宅基地，建房成本较低，即使短期不进行自建住房，更多新形成的家庭通过暂时与父母同住来解决住房问题，因而，与城镇新形成家庭相比，农村新形成家庭的购房负担更小。其次，城镇青年优生优育观念更强，且城镇青年思想更为开放，会更加主动地安排生育子女的时间。农村青年受“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更有可能选择顺其自然，因而家庭在形成后更有可能迅速进入成长期。最后，就业因素。由于城乡青年就业性质的差异，城镇青年就业和职业升迁压力更大，城镇家庭更可能基于就业和职业的考虑而推迟子女的出生，而农村家庭这方面的约束则小很多。
三是家庭成熟期支出结构的差异。城乡家庭结构和所处的社会具有较强的异质性，城乡家庭进入成长期后家庭支出结构明显不同。这表现在城镇家庭进入成熟期后，家庭住房按揭贷款支出、子女教育支出、文化娱乐支出占有较大的比例。目前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二元差异，城镇家庭父母拥有更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一般父母的养老支出由子女承担的比例较小。而农村家庭社会保障体系近年虽逐渐完善但标准普遍较低，农村家庭父母养老主要还是依赖自身储蓄和子女的代际支持。同时，农村家庭受乡土情结的影响，血缘和亲缘是维系家庭社会互动的主要纽带，特别是近年来在农村地区兴起的“盲目办酒”
产生的非正常社会互动，导致农村家庭礼金支出占有较大的比例。因而，农村成熟期家庭养老支出、礼金支出比例更高。
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差异化的特征。
具体来看，家庭形成期指从结婚到子女出生的阶段，也被形象地称为“筑巢期”。该时期以 25 岁至 35 岁者居多，因结婚、购房、购车等大项目支出较大，资产相对有限。如果在此期间有购房支出，则通常需背负长期高额的房贷，且为迎接子女的出生，家庭有刚性储蓄和理财需求，夫妻二人面临较大的收入支出压力。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上，一般受制于储蓄低，可用于投资的资源不多，但夫妻二人年龄较低且收入处于上升期，因而可承担较高的风险，在储蓄的基础上进行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从家庭理财规划的角度来看，家庭一般会以流动性较强且有一定收益的银行存款、货币基金为主，适当介入基金、保险和股票投资。
家庭成长期指家庭子女出生的阶段，主要特征就是家庭成员增加，夫妻年龄一般在 30 岁至 45 岁之间。随着子女的增加和工作经验的积累，家庭收入也在增长，有一定的财富积累用于投资，家庭面临更多的责任，家庭生活支出、教育支出的压力都较大，且这些主要支出都是刚性支出，弹性较小。特别是教育支出金额较大且逐年增加，往往成为家庭储蓄最重要的用途之一。家庭需要根据收支情况对金融资产配置情况进行适时恰当的调整，充分考虑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和稳健性，分散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可适当增加。
家庭成熟期为子女出生到第一个子女离开家庭的阶段，这个阶段家庭成员比较固定，因而有时也称为“满巢期”，夫妻年龄在 40 岁至 55 岁之间。这个阶段夫妻双方的事业往往达到高峰，是家庭收入最高的阶段，家庭购房购车等大额必需的支出基本完成，子女大学教育支出、自身教育支出成为主要的支出形式。在这个阶段，家庭拥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可用于投资的资源多，金融资产组合更加多元化，同时，会为未来的养老进行储蓄。因而，成熟期的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金额和数量都较多，往往会进行储蓄、保险、股票等多种配置。
家庭收缩期伴随着子女的离开，原生家庭开始独立生活，始于第一个子女离开终于最后一个子女离开。这个时期家庭成员随着子女的离开逐渐减少，家庭规模逐渐缩小，夫妻年龄一般在 45 岁至 60 岁之间。家庭收缩期是原生家庭分裂和解体的开始，但也是子女新家庭生命周期的开始。从传统来看，子女的离家不仅表示原生家庭的收缩，随着子女组建新的家庭，还意味着子女与父母关系的变化，即父母对子女不再是教导关系，而是平等关系。当然，在传统农业社会，子女离开家庭以结婚成立新的家庭为标志，但在现代工业社会，子女离开家庭还包括接受大学教育或寻找工作机会。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和城镇化进程的推动，带来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流动，离家求学和寻找工作成为家庭规模收缩的主要因素。这个时期，子女教育支出和婚姻支出是这个阶段家庭的主要支出，特别是我国子女成家的支出较高，如结婚支出、为子女购置房产等。同时，家庭逐步退出职业巅峰，收入有一定下降。因而，在金融资产选择上，家庭往往会减少金融资产的持有，通过子女婚姻的方式实现代际转移。
家庭空巢期始于最后一个子女离家止于夫妻一方离世，家庭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夫妻双方携手共度老年生活，因而也被形象地称为“空巢期”。随着职业生涯接近尾声及退休，家庭收入有所下滑，家庭支出主要是医疗支出，医疗支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个阶段家庭收入往往小于支出，只能通过年轻时的储蓄或接受子女的支持实现平滑生命周期消费的目的。这个阶段的家庭偏好风险厌恶，在金融资产的配置上，倾向于减少风险性金融资产增加储蓄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
家庭解体期的标志性事件是夫妻的离世，夫妻双方任何一方的死亡代表家庭解体的开始，另一方死亡代表家庭的彻底解体和消失，家庭余下的金融资产成为遗产。在现代工业社会，家庭解体的方式除了死亡，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离婚，但也有学者认为，离婚并不是家庭的彻底解体，仍然是另一个家庭生命周期的延续，因为其本身和家庭生育、子女离家等没有必然的联系。
根据上述家庭不同生命周期金融资产选择重点，结合目前国内外家庭理财行业对于家庭生命周期的投资理财建议，笔者总结了家庭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特征及金融资产的选择重点，详见表 2.2。
表 2.2 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特征及金融资产选择重点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从表 2.2 我们可以看出，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家庭的经济特征和背景特征均有很大的差异，金融资产配置的目标和理财重点也有明显的差异。比如成长期的家庭，虽然收入有一定的增加，但随着家庭子女的出生，家庭消费支出、教育支出、养育支出、住房按揭支出等也相应增加，且这些形式的支出刚性较大，家庭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家庭主要收入成员的意外导致的收入冲击，将严重影响家庭消费的稳定，意外保险是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收入和支出的差额，在不同的生命周期，家庭的收入和支出结构的差异以及家庭的风险偏好，直接导致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异质性。因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对金融资产选择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