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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认知是对客观风险的主观认识，是风险沟通及与风险相关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需重点考虑的议题之一。像所有的认知一样，风险认知是人们为了在复杂世界中计划、选择和行动，用来理解该世界的一种特殊的解释过程，是人们对不愉快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一种主观判断。 [1] 自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风险认知研究吸引了来自心理学、社会学、医学、公共管理等学科专家的极大关注。从滑坡、洪水等传统风险到气候变化、网络等新兴风险，从HIV、吸烟等主要与特定人群相关的风险到犯罪、恐怖主义等涉及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风险，风险认知研究在诸多领域得以广泛应用，风险认知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
1.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
（1）收益。1969 年，Starr在《科学》杂志发表了《社会收益与技术风险》一文。在该文中，Starr提出了一个经典问题：多安全才是足够安全？为回答这一问题，Starr提出了可接受风险—收益权衡模式，即公众风险认知受到收益的影响。Starr认为，通过试误的方式，对任何一项活动，社会都已在可接收风险和收益之间达成最优。因此，人们可以利用过去或是当前的风险和收益资料来揭示可接受风险—收益权衡模式。Starr通过研究发现：社会对风险的可接受程度直接受到公众对某项活动收益的认识的影响；风险的可接受性大约是收益（真实的或是想象的）的三次方。 [2]
（2）恐惧等心理测量因素。Starr的风险—收益分析受到了Fischhoff等人的强有力挑战。Fischhoff等人把Starr的做法称为“显示性偏好”，并认为这种方式涉及的是公众行为而不是态度。Fischhoff等人提出了“表达性偏好”的方法，即通过问卷调查测量公众对不同活动的风险和收益态度。具体来说，Fischhoff等人采用心理测量范式，要求 76 名来自美国妇女选民联盟的成员从感知到的风险、可接受的风险和感知到的收益等方面，对酒精饮料、自行车等 30 项活动或技术进行评分，结果发现：就这 30 个风险项目而言，感知到的现有风险和收益之间几乎没有系统性关联。当前的风险水平普遍被认为高得令人难以接受。但是，如果把当前的风险水平调整到被认为是可接受程度时，风险和收益之间才存在相关关系。在对Starr的风险—收益分析进行批判后，接下来Fischhoff等要求参与者采用 7 点评分的方式，从自愿性、即时性、可控性、科学上已知程度、已知个人被暴露的情况、新颖性、恐惧、后果的严重性和灾难性等 9 个维度对上述 30 个项目再次进行评定。这 9 个维度被Fischhoff等人认为对风险认知具有影响。研究结果发现，这 9 个维度和感知到的风险之间存在高度相关。通过因素分析，这 9 个维度最终被提炼成恐惧风险和未知风险两个基本维度。 [3] 考虑到无论是 30 个风险项目还是 9 个维度，它们涵盖的范围还不够广，还有很大局限性，在后续研究中，Slovic等人将风险项目的数量从 30 个扩展到 90 个，评定的维度也从原来的 9 个扩展到 18 个，调查的对象也替换为大学生。研究发现，这 18 个维度可提炼成 3 个因素。除去原来的恐惧风险和未知风险这两个因素之外，新增了第 3 个因素，即社会和个人暴露，它反映的是暴露于危险的人群数量和个人暴露的程度。在这 3 个因素当中，最重要的是恐惧风险。 [4] 不过，需提及的是，在对心理测量模型的拓展中，SjÖberg所得结论与Fischhoff等人的有所不同。SjÖberg也采用 7 级评定量表，要求参与者从 22 个维度对客运航空运输等 13 项技术和产品进行评分。经过统计分析，最终也提炼出 3 个影响因子，分别是：恐惧、新的和未知的风险、损害自然。其中，损害自然被认为是解释风险认知差异的最重要独立变量。 [5]
Fischhoff等人把恐惧视为影响风险认知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一做法激起了有关情绪在风险认知中作用的讨论。例如，SjÖberg通过仔细检查发现，Fischhoff等人的心理测量模型中忧虑实际上是由好几个表示后果严重性而不是情绪的项目组成。准确地说，忧虑中只包含了一个情绪项目。而这一项目和感知到的风险之间只是一种弱关系。SjÖberg指出，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情绪应该和风险认知相关，但却未能证实这种关系的存在。基于此，SjÖberg通过对三组不同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情绪确实是风险认知的一个强有力解释因素。并且，情绪和风险认知之间呈中度相关。虽然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都对风险认知有影响，但消极情绪的影响更大。在所有情绪当中，最重要的是生气而不是害怕。害怕和满意同等重要。 [6] 而在一项针对挪威公众交通运输风险认知的调查中，Moen等人发现，焦虑是风险认知的最重要预测因子。Moen等人将交通运输分为公共交通运输和私人交通运输两种。焦虑解释了公共交通运输风险认知方差中的 23.9%、私人交通运输中的 18.9%。 [7] Kahan则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大家都认可情绪在公众风险认知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却不太清楚起着什么作用以及它为什么起作用。Kahan检查了两个与情绪相关的风险认知理论。一个是非理性权衡者理论。该理论认为，由于信息、时间、计算能力等的限制，人们更多时候是依赖本能的情绪反应来对风险进行评估。情绪对风险认知的贡献在于，它引发了启发式推理。另一个是文化评估者理论。该理论认为，情绪可以使个体意识到他们的风险立场是与他们的价值观相一致的。换句话说，文化规范塑造了人们的情绪，而情绪又影响着他们的风险认知，如对哪些风险更加关注等。 [8]
（3）世界观等文化因素。有关世界观等文化因素对风险认知影响的论述，最有代表性的当属Douglas等提出的文化理论。文化理论开始叫网格—组分析。后来人们意识到该分析方法是一种理论，于是这一称呼后来就不再被使用。到20 世纪 80 年代，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的叫法开始流行。但考虑到文化理论仅是诸多有关文化的理论之一，它并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化理论，为避免误解，于是在英文名称上，文化理论就由原来的cultural theory变成了Cultural Theory。今天，有关文化理论的最精致叫法则是“社会文化可行性理论”（the theory of sociocultural viability）。Douglas最初的想法是，需要一个框架来处理文化差异问题。Douglas设想，确定两个基本维度。基于这两个维度，所有的文化就都能被评估和分类。这两个维度即后来提出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整合。其中，个人主义被称为“网格”（grid），社会整合被称为“组”（group）。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四种文化类型。尽管对四种文化类型的命名有所不同，但公认的称呼分别是：等级主义、个人主义、宿命论和平等主义。除这四种类型之外，有学者还提出了第五种文化类型。 [9] （参见图 1.1）
图1.1 对文化类型的不同区分
等级主义、个人主义、宿命论和平等主义这四种文化类型也被视为四种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的不同导致了风险认知上的差异。其中，个人主义者相信所有人都有自由，而不需要任何管控；等级主义者相信环境与技术风险应交由合适专家来管理；宿命论者认为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因而他们难以或根本就无法控制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平等主义者相信公平地分配权力和责任，以致风险问题应交由所有人而不是少数技术精英或那些有权力去做的人来决定。 [10]
风险认知中的文化差异比较有两种方式：国内组间比较和跨国比较。国内组间比较，通常的做法是：对同一国家内不同文化子群体的风险认知进行比较。其理论预设是Douglas等人的文化理论，即假定风险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它试图发现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诱发了人们面对危险时的特定反应。而跨国比较则倾向于采用心理测量的方法。 [11] 前者如Rohrmann对澳大利亚四个不同子群体风险认知的比较。这四个子群体分别是：“技术取向的”（包括工程师和技术科学方面的学生）、“生态取向的”（包括环保问题专家和环境心理学专业的学生）、“女权主义取向的”（包括女权主义群体成员和从事妇女研究的学生）和“金融主义取向的”（包括会计、财务经理以及经济与财政专业的学生）。研究发现：在大多数风险项目上，“女权主义取向的”群体对风险的评分等级最高，而“技术主义取向的”群体则最低。换句话说，“女权主义取向的”群体感知到的风险最高，利益和风险可接受性最低；而“技术主义取向的”群体则感受到了更多的利益，并且更愿意去接纳风险。 [12] 后者即跨国比较如Hoover等人所做的研究。在一项关于墨西哥和美国的比较研究中，Hoover等人通过对墨西哥蒙特雷和美国休斯敦两座城市中上层女性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沐浴肥皂、牙刷和速溶咖啡三个日用品上，墨西哥消费者的风险认知水平均显著低于美国。 [13] 而一项针对欧洲 15 国共计 11054 名工人的调查发现，就感知到的职业压力风险而言，希腊排名最高，爱尔兰最低。研究认为，社会文化因素对工人的职业压力风险认知有影响。澳大利亚、爱尔兰及英国的社会文化因素消减了工人们感知到的职业压力风险，而希腊、意大利和法国的社会文化因素则提升了工人们感知到的职业压力风险。 [14]
（4）信任。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信任开始成为风险认知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当人们面对危险需要做决策但又缺乏相关知识时，只能依赖于他人。这时，信任就变得很重要。Terpstra对洪水风险认知的研究发现，对公共防洪工作的高度信任降低了荷兰市民对洪水风险的认知，而这又阻碍了他们为可能发生的洪水做好防护准备的意图。 [15] 信任是影响风险认知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却有不同看法。例如，Siegrist研究发现，信任能解释基因技术风险认知差异中的 19%，能解释面对害虫、核电和人造甜味剂这三种危险物时感知到的风险中的 40%。而SjÖberg通过将信任分解为一般信任、具体信任和对未知的相信，结果发现：当人们面对商业航空等 13 个危险时，平均而言，信任大约能解释风险认知差异中的 20%。其中，一般信任、具体信任和对未知的相信分别为 5%、5%和 10%。 [16] 信任与风险认知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且不像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强关系，而只是一种弱的或中等程度关系。SjÖberg对法国、西班牙等西欧 5 国居民风险认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17]
（5）信息及呈现方式。与风险相关信息的呈现可以影响人们的风险认知，这已为诸多研究所证实。但影响的效果如何，则在不同案例中有所不同。如1989 年 4 月至 6 月，台湾电力公司在台湾地区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关于建设第四核电厂的讨论。其目的旨在让公众意识到他们对核电的恐惧是不正确的，进而尽快促使公众在建设第四核电厂的必要性上达成共识。有研究者利用这次讨论前后（分别是当年的 3 月和 7 月）所做的两次调查，结果发现：这次讨论不仅没有降低被调查者感知到的核电风险，反而增长了典型应答者对核电风险的认知。 [18] Riddel对核废料运输风险认知的研究也证明，尽管人们希望通过信息的呈现来帮助被调查者形成对风险的更为精准认知，但事实可能并不尽如人意。这是因为，当人们面对更多来源的信息，特别是当这些信息还可能互相矛盾、相互冲突时，他们很难从中理出头绪，他们更可能相信风险是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 [19] 除信息内容之外，信息的呈现方式也对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例如，为了解有关氡风险的不同信息材料对人们氡风险认知的影响，Smith等人将有关氡风险的材料以 6 种方式呈现。首先，他们按照定量和定性、指导和诱导两个维度，将信息材料分为四种类型：指导/定量型、指导/定性型、诱导/定量型和诱导/定性型。此外，还提供了另两种类型材料。一种是官方宣传手册。该手册的语气介于控制指导和诱导之间，但包括详细的定量信息。另一种则是单页简报。该简报只有两个有关氡风险和一些背景信息的段落及一个表格。研究结果发现：用来解释氡风险的信息对人们的氡风险认知具有显著影响。不仅如此，相对于那些获得大量信息者，那些仅收到单页简报的被调查者，更倾向于形成更高的风险认知。而相对于仅收到简报者，那些接收到用定量方式来描述风险信息者，其感知到的风险明显要更小。 [20]
与信息相关的还有新闻报道。Mazur对德国等 16 个国家的研究表明，那些有关环境的新闻报道量上升的国家，其国民对环境危险的认知也在增加；相反，那些有关环境的新闻报道量下降的国家，其国民对环境危险的认知也在减少。换句话说，公众对所谓的危险的关注，随新闻报道的增加而增加，随新闻报道的减少而减少。至于新闻报道的具体内容并不特别重要，只要它暗示了危险可能发生即可。 [21]
（6）风险经历。风险经历对风险认知影响的一个典型事例是Anadu等人关于饮用水风险认知的研究。Anadu等人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居住的社区存在饮用水污染问题的居民和居住在同等规模的社区但该社区不存在饮用水污染问题的居民，他们对饮用水的风险认知是否存在显著差异？Anadu等人选择了位于美国俄勒冈州的 4 个小镇进行调查。A镇的饮用水多年以来一直存在过滤问题且这个问题之前曾多次被告知给当地居民；B镇与A镇的人口规模相当但当地不存在水质问题；C镇的公共饮水系统曾因洪水泛滥而被大肠杆菌污染过，且在洪水之后当地税务部门曾发出过烧水的建议；D镇与C镇的人口规模相当且未发生过因洪水而导致的公共饮水系统被污染问题。Anadu等人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对A、B、C、D等 4 个城镇共计 391 名 18 岁以上居民进行了电话访问，结果发现：居住的城镇遭遇过饮用水污染问题的居民比居住的城镇规模虽然相当但却不存在饮用水污染问题的居民，在饮用水风险认知方面，确实存在显著差异。具体来说，A镇居民的风险认知得分要显著高于B、C、D三个城镇的居民得分。B、C、D三个城镇的居民得分比较相似，但C镇居民得分要略高于B、D两镇居民得分。Anadu等人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A镇和C镇居民虽然都曾遭遇过饮用水污染问题，但A镇居民因曾多次被告知饮用水污染问题，这提高了他们对饮用水风险的认知水平。而C镇居民虽然也曾遭遇过类似问题，但被告知的次数要远少于A镇居民，且C镇居民将因洪水而导致的饮用水污染看作是一个短暂而不是长期事件。这说明，风险经历能够对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要在风险经历曾对他们的风险认知有过影响且这种经历被唤醒的前提下才可能发生。 [22] Hernández-Moreno等人对滑坡风险认知的研究也证实了风险经历对风险认知的影响。Hernández-Moreno等人所调查的墨西哥特兹尤特兰市，历史上曾遭受滑坡灾害事件影响。Hernández-Moreno等人调查了特兹尤特兰市的两个社区：一个位于市中心，没有明显的滑坡风险；另一个则有明显滑坡风险，且在近几年内曾直接遭受过滑坡影响。Hernández-Moreno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居住在这两个社区的居民都能意识到滑坡风险，但居住在后一个社区的居民，其对滑坡风险的认知水平要显著高于前一个社区居民。 [23] Thistlethwaite等人对加拿大境内 2300 份洪水风险认知调查数据的分析也表明，对相当多的被调查者而言，先前的洪水经历导致他们感知到的洪水风险增加，而那些没有经历过洪水的人则不太可能感知到更多的洪水风险。相对于没有经历过洪水者，有过洪水经历者更加关注未来的洪水风险。 [24]
（7）社会互动。社会互动对被调查者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风险认知是否有影响，这是Helleringer等人曾经努力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利用在非洲马拉维收集的纵向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分析，Helleringer等人发现，朋友、同辈群体、亲戚及社区成员之间的社会互动对被调查者的艾滋病毒/艾滋病风险认知具有显著影响。被调查者社会网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因为对感染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担忧，倾向于提高被调查者对艾滋病毒/艾滋病风险的认知。Helleringer等人还进一步分析了社会互动的两个主要机制：社会学习和社会影响。通过这两个机制，社会互动促使人们对艾滋病毒/艾滋病的态度发生转变。 [25] 与Helleringer等人相似，Lauver等人也探讨了社会互动对风险认知的影响。更准确地说，Lauver等人探讨了来自主管的支持、风险认知、未报告的受伤事件这三者之间的关系。Lauver等人对来自制造、销售、采矿等高风险行业的 464名职工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来自主管的支持对职工工伤风险认知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受伤风险认知在主管的支持和职工未报告的受伤事件之间起调节作用，即来自主管的支持影响着职工工伤风险认知，而这种认知又对职工是否报告受伤事件产生影响。 [26]
（8）性别、年龄等人口统计变量。诸多研究表明，性别、年龄、教育水平、健康程度、职业、收入和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变量都可对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例如，Andersson等人在一项关于道路死亡风险认知的研究中发现，1719、20-24、25-34、35-44、45-54、55-64 和 65-74 这几个年龄组中，相对于45-54 这个参照组，25-34、55-64 和 65-74 这三个年龄组的被调查者更可能低估他们的道路死亡风险；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感知到的道路死亡风险更低，对风险认知的精确性也不如女性；身体健康状况越好者，感知到的道路死亡风险也越低，也更可能低估他们的总体死亡风险。 [27] Bronfman等人对在智利 5 大城市所做的 2054 份调查问卷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被调查者的年龄越大、受教育水平越低，他们感知到的自然灾害风险就越高。并且，女性感知到的自然灾害风险要显著高于男性。 [28] Ahmad等人有关旅游风险认知的研究也发现：女性对旅游风险的敏感性要略强于男性；受教育的水平越高，所处的阶层地位越高，对旅游风险的认知水平也就越高；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的风险认知水平要高。 [29] Derevensky等人对赌博风险认知的研究也得出相似结果。Derevensky等人发现，被调查者的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越低，身体健康状况越好，对迷信和运气愈加相信，他们感知到的赌博风险就越少。 [30] 需指出的是，风险认知中的性别差异不仅存在于普通大众之间，在专业人士如科学家中也同样存在。例如，Baker等人对 1011 名科学家的问卷调查发现，在核风险认知方面，相对于女性科学家，男性科学家感知到的核技术风险更少。Baker等人认为，男、女科学家在核风险认知方面的差异不是不同科学训练水平的体现，也不是对核技术态度差异的缘故。要解释风险认知中的性别差异，应从社会角色、地位分化和生理差异等方面来考虑。 [31]
（9）知识、态度等其他因素。除上述因素之外，知识等其他可对风险认知产生影响的因素也被加以探讨。例如，Bosschaart等人通过对 617 名荷兰学生的调查发现，对来自洪水易发地区的学生而言，有关洪水的地方性知识在他们个人的洪水风险认知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 [32] Williams等人在莫桑比克东南城市贝拉的研究发现，影响当地居民霍乱风险认知的因素除了知识外，还有污垢等视觉线索以及降雨量增加等季节性环境标志等。污垢等视觉线索以及降雨量增加等季节性环境标志等之所以成为影响当地居民霍乱风险认知的因素，是因为垃圾等污垢被当地人认为是霍乱病菌的栖息地；当地霍乱发病率高峰期是从当年 12 月到次年的 3 月这一段潮湿炎热的时间。 [33] 而Slovic等人则证实，如果人们对某项活动持支持态度，那他们倾向于认为该活动的风险低，收益高；反之，则倾向于认为风险高，收益低。 [34] SjÖberg等人还发现了风险认知中的一个有趣现象，即个人风险（personal risk）评定与一般风险（general risk）评定的区别。SjÖberg等人发现，在对恐怖主义的风险认知中，对个人风险的评定要远低于对一般风险的评定。并且，在对个人风险评定中，评定为低风险的人数比率是评定为高风险人数的 5 倍多；而在对一般风险的评定中，评定为低风险的人数比率则只有评定为高风险人数的 1 倍多。 [35] Buxton等人也发现，当要求 761 名没有患过乳腺癌的城市和农村妇女对她们自己患乳腺癌的风险和妇女们患乳腺癌的一般风险分别进行评定时，前者要显著低于后者。 [36] 风险认知中这种拉低个人风险，认为个人风险要低于一般风险的现象，被Sutton等人称为“乐观偏见”或“不切实际的乐观”。 [37] Murthy等人考察了家族史对风险认知的影响。Murthy等人采用前后测的方式，对 665 名居住在美国匹兹堡的非裔美国人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发现：经过家族健康史干预之后，大多数参与者对患乳腺癌、结肠癌和前列腺癌这三种疾病的风险都有了一个准确认知。在家族健康史干预之前，这些参与者中曾分别有 43.3%、43.8%和 34.5%的人对患乳腺癌、结肠癌和前列腺癌的风险有过不准确认知。经过干预后，对患这三种疾病的风险都达到了准确认知。 [38] Kilinҫ等人发现，风险认知还受到被调查者所在区位影响。Kilinҫ等人在土耳其政府打算建造第一座核电站的背景下，对土耳其三个不同地区共计 2253 名学生进行了调查，以了解他们对核电的看法。这三个地区中，一个暂时没有建造核电站的计划，另两个已被提议作为核电站建造的合适选址。Kilinҫ等人的调查结果表明，所在城市没有核电站建造计划的学生，更相信核电可能带来的利益。而所在城市已被提议作为建造核电站合适地点的学生，更相信核电所产生的风险。他们认为，核电可对它附近的人、动植物产生伤害。 [39] 被调查者所在区位对风险认知的影响也得到了Raška的验证。Raška通过对东、中欧等国在 1990-2014 年间发表的有关洪水风险认知的文章的分析，发现被调查者所在区位是影响洪水风险认知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洪水易发区的被调查者而言，洪水的威胁提高了他们对洪水风险的认知水平。 [40]
以上因素，大体可归纳为心理、社会、文化和经济四种。（参见表 1.1）
表 1.1 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
从心理、社会、文化和经济四个层面对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因素进行分析，这有点类似于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有些因素如信任虽将其划入文化因素，但信任也可从心理或是社会层面来理解。或者说，信任本身兼具心理、社会和文化多方面属性。为了理解方便，将其纳入文化因素当中，但并不应否认其心理和社会属性。
对于这些被零散发现的影响因素，有一种综合的理论框架试图将它们整合起来。这主要指Kasperson等人提出的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风险的社会放大指信息过程、制度结构、社会群体行为和个体反应共同塑造风险的社会体验，从而促成风险后果的现象。
[41]
它是一种综合的理论框架，旨在克服风险认知和风险沟通研究零散的特点。所谓的“放大站”可以是个体、社会团体或组织，如科学家、记者、政府机构等。社会放大则发生在信息的传递和社会机制的响应这两个过程当中。虽然风险的社会放大并非专门为探讨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而创立，但它却可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诸多因素纳入其中，进而对公众与专家风险认知差异问题进行适度解释。“这种架构能够解释一系列研究的发现，包括：对媒体的研究；对风险认知心理测量和文化流派的研究；对应对风险结构反应的研究。这一框架还可以适用于更窄范围内，描述潜藏于风险认知和风险反应之下的各种动态社会进程。特别是那些被专家们评估为相对低风险的特定风险和事件，却成为社会关注和社会政治活动焦点的过程（风险强化），而另一些则是专家们认为比较危险，却受到社会相对较少关注的风险（风险弱化）。”
风险的社会放大对公众风险认知影响因素的理论综合作用体现在，风险经个体、社会团体和组织等“放大站”时，在心理、社会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风险强化或是风险弱化现象，最终实现对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在这里，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因素不再是孤立的，而是以“放大站”为载体，得以共同发挥作用。这也更加符合公众风险认知的实际情况。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因素纳入其中，但因其本身并不是为综合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而量身定制，所以在理解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方面，这种框架也存在较为明显缺陷。除了对个体层面的关注过多之外，有一些现象如社会网络是如何对公众风险认知产生影响的，风险的社会放大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所以，在未来的研究中，除了进一步对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因素进行探讨之外，建构一个专门的、综合性的理论框架，用以解释这些影响因素是如何共同对公众风险认知发挥作用的，则显得尤为必要。
2.风险认知的类型
过去大量有关风险认知的研究实质上已反映出人们在风险认知类型上的差异。Renn认为，风险认知至少呈现出如下五种类型，即将风险视为致命威胁、将风险视为命运、将风险视为对力量的测试、将风险视为碰运气的游戏、将风险视为预警指标。这五种风险认知类型在科技和自然灾害领域尤为适用。 [42]
（1）致命威胁型。技术特别是工业技术风险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从理论上说，技术失败随时可能发生，哪怕实际上发生的可能性非常小；二是技术失败一旦发生，它可能给人类和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与这类风险相关的风险源包括核电站、液化天然气存储设备、化工生产基地以及其他可对人类和环境产生灾难性后果的人造危险源。技术风险对人们认知的影响与三个因素紧密相关：事件的随机性、预期的最大影响以及采取风险控制措施的时间跨度。
（2）命运型。虽然地震、洪水或龙卷风等自然灾害也和技术风险相似，它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可对人类和环境带来灾难性后果，留给人们采取风险控制措施的时间也有限，但这类风险更多地被视为命运，而不像技术风险那样被视为人们决策和行动的后果。Renn认为，面对自然灾害风险，人们要么逃离风险情境，要么否认它的存在。风险事件越是罕见，人们就越可能否认这种风险的存在；风险事件越是频繁发生，人们就越可能逃离危险区域。因此，那些居住在地震和洪灾区的人们，在一场灾害之后又常常返回到这些地区居住，这种行为虽谈不上完全理性，但也就能理解了。
（3）力量测试型。尽管存在大量风险，但是，当人们攀登世界最高峰而没有携带辅助呼吸设备时，当人们以远超规定的速度行驶时，当人们从山顶跳下却只有一对人工翅膀而没有采取其他安全措施时，这时，风险就具有了新的意义。在所有这些行为中，人们冒险的目的是为了测试自身的力量，体验征服自然或其他风险因素所带来的成功感。Renn认为，这类风险具有如下一些特征：自愿参与；具有对相应风险的个人控制和影响能力；暴露于风险情境的时间有限；有能力为风险活动做好准备并采取恰当的技能；有对克服风险的社会认知。
（4）碰运气型。在将风险视为对力量的测试中，要进入这种类型的活动，能力是首要考虑因素。而将风险视为碰运气的游戏这类有得有失的活动，却与玩家的能力无关。以买彩票为例，其中彩的概率可以客观计算出来，但研究表明，人们总是高估自己中彩的可能性。只要赌注在他们可承受范围之内，他们仍愿意为此支付赌资。
（5）预警指标型。将风险视为预警指标有助于及早发现潜在危险，发现活动或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及其潜在影响。这种类型的风险认知可被用于处理小剂量的辐射、食品添加剂等。例如，电离辐射可以诱发癌症。如果癌症病人都出现在核电站附近，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辐射来自该核电站。这样，可以及时查找出事故的可能原因，防止事故的进一步扩大。
3.风险认知的测量
从已有研究来看，对风险认知的测量都依赖于被调查者的自我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种具体的测量方法。其中，Fischhoff等人提出的心理测量范式在风险认知测量中具有较大影响力。按照心理测量范式创始人之一的Slovic的观点，心理测量方法“包含的理论框架假定风险是由个体主观界定的，而这样的个体受到各种各样的心理、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借助设计恰当的调查工具，其中的许多因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可以被量化和建模，以说明面对危险时个体和社会的反应” [43] 。它的基本做法是：以问卷形式罗列出危险项目，然后要求被调查者依次对危险项目的危害程度进行测评，或者是按照研究者所提供的维度对每个危险项目进行评定。对调查所得出的结果，最简单的分析方法就是，计算出每个危险项目的平均得分，从而得出调查样本的平均评定量级。借此，就可和通过其他方式得出的客观风险的量级进行比较。更复杂的则是一种被称为危险评估模式的分析方法，它将评估为相似的危险项目以聚类的形式呈现。当然，还可以采用多维尺度分析的方法，构造出关系的二维或三维空间图。通过以上方式，就可以对不同危险项目、不同人群的风险认知进行比较，或者是从不同维度对一个或多个危险项目的风险认知进行评估。 [44] 除心理测量方法之外，测量自然灾害风险认知特别是洪水风险认知时，还有一种常用方法，即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认知绘图是一个心理转换过程。通过该过程，人们日常环境的相对位置和属性等信息得以被表征出来。认知绘图是空间认知的一个子集，更是环境认知的一个子集。认知绘图可以以空间地图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绘制出来的地图即代表了环境认知的空间属性。近年来，认知绘图方法被用于识别被污染的区域等。在认知绘图基础上，再经特定分析，还可将感知到的风险和采用其他技术手段得到客观风险相比较，进而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所在。例如，O’Neill等人就利用认知绘图方法，再采用空间统计技术，对爱尔兰布雷小镇居民的洪水风险认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量化研究。 [45]
Dowling等人则认为，风险认知的测量方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复合的方法，另一种则是分解的方法。在前一种方法中，对特定的、具有多个属性的对象或产品的风险认知总体水平，通过对感知到各个属性的风险认知水平进行加权求和而得。各个属性的风险认知水平又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加以计算：不确定性乘以不良后果；或者是损失的可能性乘以损失的重要性。而在后一种方法中，它将被调查者购买某件产品所感知到总体风险分解为与产品属性相关联的成分效用值。 [46] Dowling等人所提及的这两种方法在消费风险认知研究中应用较为广泛。
对风险认知的测量，虽然问卷调查法最为常用，但访谈等其他方法也常常被使用。例如，Hulton等人采用焦点小组访谈的方法，对乌干达姆巴莱地区 12个单性小组共计 104 名参与者性行为风险认知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在早育和不合时宜的生育方面，女性感知了大量且具体的身体、社会和经济风险；而对男性而言，怀孕和生育被认为不是他们的义务，因而感知到的这方面风险极小。 [47] 除问卷和访谈外，Vargas等人则试图开发出专用量表以对性风险认知进行测量。 [48] 需指出的是，无论是问卷还是访谈等其他形式，都涉及样本的抽取问题。SjÖberg发现，许多研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却试图将所得结论推广到总体。SjÖberg举例说，法国的一项研究只调查了研究生样本，但作者却对法国公众的总体情况做结论。并且，该研究成果竟然还得以在风险研究的权威杂志发表。SjÖberg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反思，并分析了实践中概率抽样的可能。 [49]
与SjÖberg等人相似，Peretto-Watel等人也认为，在风险认知的测量中，要注意区分个人风险和一般风险。Peretto-Watel等人在吸烟风险认知的研究中指出，测量吸烟风险认知的方法有两种：第一种是要求被调查者直接给出了一个数字风险估计；第二种则是要求被调查者对他们自己的个人风险与非吸烟者或是普通吸烟者的风险进行比较评估。 [50] 从这里面可以看出，第一种方法，实质是对吸烟“一般风险”的评估，而第二种方法则是对吸烟者“个人风险”的评估。
4.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
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是风险认知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从已有研究来看，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主要有两种：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前者，也是最典型的，即认为从事某项行为的风险越高，就越不可能从事该项行为。这在吸烟风险认知研究中体现得最为明显。例如，Lundborg利用对瑞典青少年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吸烟成瘾风险认知和吸烟死亡风险认知与吸烟行为之间均呈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被调查者认为吸烟成瘾的风险越大，他/她就越不可能成为一名吸烟者。同理，被调查者认为吸烟死亡的风险越大，他/她就越不可能成为一名吸烟者。但研究也发现，虽然吸烟成瘾风险认知和吸烟死亡风险认知对是否成为吸烟者具有显著影响，但它们对已是吸烟者的吸烟数量的影响却不显著。 [51] 除吸烟风险认知研究之外，在其他主题研究中也发现了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例如，Lundborg等人对 1029 名年龄在12-18 岁之间的青少年的调查发现，饮酒风险认知对饮酒决定具有显著影响。换句话说，个体对饮酒风险的认知越高，就越不可能饮酒。 [52] Miyazaki等人则发现，高水平的互联网经历可以导致对网络购物风险的低水平认知，而这种低水平认知又引发了更多的网络购物行为。 [53] 而Morrison则发现，在泰国清迈，一些男性出于对传染艾滋病毒的恐惧，他们会找朋友和熟人而不是性工作者作为性伙伴，因为这些人不会让他们感染艾滋病毒。 [54] 除负相关关系之外，研究还发现，风险认知和风险行为之间还可能是正相关关系，也即：认为从事某项行为的风险越高，就越有可能从事该项行为。例如，Johnson等人依据“绝对-相对”和“结果-行为”这两个维度，将风险区分为四种类型：绝对风险（指从事某项行为的风险）、相对风险（指相对于其他人而言，他们从事某项行为的风险）、结果风险（指某个特定的负面结果）和行为风险（指一般行为的风险）。Johnson等人调查了 74 名高中生和 149 名大学生，要求他们就吸烟和无保护的性行为这两种行为回答相关问题。结果发现：对高中生而言，在绝对/结果风险评估方面，对吸烟的风险认知水平越高，吸烟的数量也就越多。 [55] Noroozi等人对伊朗 460 名毒品注射者的调查也发现了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之间的正相关关系。Noroozi等人依据参与者对感染艾滋病毒风险的认知，将参与者分为“高”、“中”、“低”三组。Noroozi等人研究发现，那些报告了无保护性行为、共享注射器和有多个性伙伴者更可能被归为“高”风险组。也就是说，那些认为感染艾滋病毒风险越高者，越有可能采取无保护的性行为、共享注射器和有多个性伙伴。并且，那些报告无保护的性行为者感知到“高”风险的概率是“低”风险的 2.7 倍。 [56]
为什么风险认知和风险行为之间的关系会呈现出正负不同方向？Johnson等人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测量风险认知的方式不同。而Mills等人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Mills等人认为，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之间究竟会呈现何种关系，这依赖于问题中的线索是触发逐字的还是要点式的加工。如果是逐字和定量的加工，则风险认知和风险行为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这时，风险认知反映了人们参与风险行为的程度。相反，如果是总体的、要点式的加工，则风险认知和风险行为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57]
5.风险认知与风险沟通
受心理、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不仅公众风险认知与专家风险认知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即便是在公众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子群体之间的差异。而风险认知又可对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如此一来，在具体的风险项目上如核废料存储地选址等，利益相关方若不能在风险认知上进行有效沟通，将直接影响该项目的实施。由此，风险认知和风险沟通问题就紧密结合起来，这也是风险认知研究意义的一个体现。
风险沟通指利益相关方在风险的性质、规模、重要性或控制等方面的信息交换。 [58] 从以往研究来看，风险认知与风险沟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强调有效的风险沟通必须考虑公众的风险认知问题。例如，Santos认为，有效的风险沟通应包括如下一些步骤：第一步，确立沟通的目的与目标；第二步，确定受众及其关注点；第三步，了解影响受众的风险认知问题；第四步，设计风险沟通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测试；第五步，选择恰当的沟通渠道；第六步，实施计划；第七步，对风险沟通程序进行评估。 [59] 而Sly则以一种悬疑的方式指出，风险沟通清单应包含 7 方面内容：一是我们应该告诉谁？二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什么？三是如果信息不完整怎么办？四是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告诉他们？五是我们该怎么告诉他们？六是谁应该提供信息？七是与社区的伙伴关系有多重要？ [60] 在Santos的风险沟通方案中，直接指出要了解影响受众的风险认知问题；在Sly的清单当中，字面上虽未直接提及“风险认知”这一字眼，但其第五点“我们该怎么告诉他们”及第六点“谁应该提供信息”等都涉及风险认知问题。所以，Santos和Sly同样都强调了风险认知问题对有效风险沟通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基于风险认知研究成果，提出如何进行有效风险沟通。例如，研究发现，信任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具有重要影响。在风险沟通中，如果风险信息的来源被公众认为可信，那么，风险就更易为公众所接受。为此，努力提高信任是有效风险沟通的策略之一。再比如，研究发现，风险认知受信息及呈现方式的影响，那么，在设计风险沟通信息时，要使用公众能理解的语言来进行。正如Santos所评论的那样，“许多风险分析师倾向于使用过于专业或官僚的语言，这可能适用于风险评估文件和与其他专家的讨论，但它不适用于与一般公众的沟通。” [61] 使用公众能理解的语言，这也和美国环境保护署（USEPA）曾经提出的风险沟通四原则相符合，即：了解你的风险沟通问题；了解你的风险沟通目标；使用简单和非技术性的语言；倾听你的听众，了解他们的关注点。
1.网络行为的内涵与特征
对网络行为内涵的理解当中，归纳较为全面的当属李一。李一认为，网络行为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从狭义上说，网络行为专指人们在电子网络空间里开展的行为活动；从广义上说，网络行为则不只限于电子网络空间里开展的那些虚拟的形态活动，同时也包括那些与互联网络密切相关、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和依赖互联网络才能顺利开展的行为活动。
关于网络行为的特征，这方面文献虽然较多，但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特定网络环境下的网络行为特征，另一类则是特定群体的网络行为特征。在第一类研究中，有研究者指出，在以微博、微信、微视频、微电影等为信息传播载体的“微时代”，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呈现出以个性化的“微话语”和“微创作”进行情感表达、关注议题多元化及瞬时转换、社会交往呈现拓展融合等特征。
有研究者则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在微文化生态下，大学生的网络行为呈现出娱乐多、思考少，浏览多、发声少，理性多、偏激少，认同多、参与少，传统方式多、新媒体使用少等“五多五少”的特征。
在第二类研究中，分析的群体主要集中于青年群体，其中又以大学生群体居多，少量的涉及其他群体。例如，有研究发现，大学生网络行为具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表现出风格化的亚文化语言、叛逆性的亚文化行为和边缘性的亚文化传播圈。
也有研究发现，青年的网络行为具有积极和消极二重意义，具有“从新技术亲和到网络沉溺与消费异化”、“从线上探新到网络失范”和“从网络理想主义到法律边界不清”等特征。
还有研究者基于女性主义视角，对女性的网络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女性网民的“男性化”特征与其社会地位呈正相关关系；网络的推广缩小了男女的社会性别差异；女性逐渐拥有了弱化网络“女性特征”的能力。
2.网络行为的类型
这是网络行为研究中探讨得较多的一个方面。划分的标准不同，所得的网络行为类型也不尽相同。按照网络行为类型的多少，主要有二分法、四分法、五分法和六分法几种。例如，有研究者认为，依据网络行为活动开展时行为主体身份特征和角色定位的不同，可将网络行为分为“机构导向”和“个人导向”两种类型；依据网络行为是否符合既有的社会规范，可分为“合规的”与“失范的”两种类型；依据网络行为是否具有危害性后果，可分为“有害”和“无害”两种类型。
另有研究者基于使用与满足理论，将网络行为分为社交媒体行为和其他网络媒体行为。
还有研究者将网络行为区分为工具使用和娱乐使用两种类型。
除二分法外，网络行为类型的划分中，较为常见的是四分法。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15 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研究报告》中，将网络行为区分为信息获取类、交流沟通类、网络娱乐类和商务交易类四种。类似于这种区分，有研究者将网络行为区分为互动交流类、休闲娱乐类、实用工具类和公共参与类四种。
与四分法相似，在有的研究当中，网络行为则被区分为信息类行为、交往类行为、休闲类行为、服务类行为和管理类行为五种。
有的研究者则依据行为的功能，将网络行为划分为通邮行为、聊天行为、交友行为、游戏行为、获取信息行为和发布言论行为六种。
3.网络行为的影响因素
关于网络行为的影响因素，黄少华等曾对此有过概述。据他们的研究发现，这些影响因素主要有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职业等个人和社会资源，以及社会规则和制度等社会结构因素。
除这些因素之外，其他一些因素，特别是心理层面的因素，亦可对网络行为产生影响。例如，有研究者通过对 1322 名大学生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人格中忧虑性可以预测网络通讯行为，即那些保守、对新事物常持怀疑态度者可能更少参与网络通讯之类活动。
除人格之外，心理健康、自我意识、依恋等也被发现与网络行为相关。如在一项关于农村青少年心理健康与网络行为的研究中，研究者就发现，心理健康低水平与长时间上网行为互为危险因素。
另一项基于 767 份在校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网络使用行为与自我意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而在一项关于中学生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不同依恋类型中学生的社交网络行为，在隐私维度上的得分差异显著，非安全型中学生比安全型中学生更愿意在社交网络上暴露自己的隐私。
4.网络行为失范
社会的正常运行当以一定的秩序维持为前提，而一定的社会秩序维持又应以一定的规范约束为基础。当网络行为违反了既定的社会规范时，就产生了失范。有研究者认为，对网络失范行为的判定，应遵循两个标准：一是看网络行为本身是否违背或背离了既有社会规范，二是看它们是否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在网络行为失范研究中，虽然涉及网络失范行为的表现、应对策略等，但核心是网络行为失范的成因。有研究者认为，对网络行为失范成因的分析应从主客观两方面着手。主观方面，包括主体的认知偏差、规范意识淡漠甚至缺位、自律松懈等；客观方面，则包括规范建构不力和规范作用缺位、正面教育引导的滞后、监管管理和外在监督乏力等。
另有研究则指出，对研究生而言，他们的网络行为失范受到个人、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层因素的影响。
除上述四方面之外，少量研究还涉及网络使用行为、网络行为偏好和网络道德行为等。
从对风险认知与网络行为的相关文献回顾中可以发现，前人在与本研究相关领域已展开了系列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在风险认知领域，在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中，在诸多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人们对风险认知的理解不断深入，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断产出。所有的这些，都为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随着新技术和新现象的出现，风险认知研究也面临新的挑战。例如，互联网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从出现至今，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网络风险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产生并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历程则更短。相对于其他传统领域如洪水风险及洪水风险认知的研究，有关网络风险特别是网络风险认知的研究，出现的时间则要晚得多。实质上，从文献回顾中我们也可发现，对风险认知的研究虽然较多，但主要集中在传统风险领域或是核能等新兴科技领域，对网络风险认知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关于网络风险认知的研究，多侧重于某一具体领域，如网络金融风险认知、网络消费风险认知等，研究的群体也主要以大学生为主。那种以整个青少年群体为研究对象，对青少年视野中的网络风险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的尚未发现。而把网络风险认知和网络行为关联起来，探讨网络风险认知对青少年网络行为的影响，更是一个急迫解决的问题，因为前人研究早就发现，风险认知与风险行为之间具有某种关联，青少年对网络风险的认知也可能对他们的网络行为产生影响。
概而言之，已有研究在取得大量成效的同时也还存在诸多不足，还需根据时代的发展，不断拓展已有研究边界，更新已有研究内容，丰富已有研究手段。具体到本课题，已有研究成果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参考和丰富的资料借鉴，存在的缺陷或曰不足则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研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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