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风险有着一个悠久的过去，但却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说其悠久，是因为“风险”概念早在 14 世纪时就已出现。“‘风险’这一词语最早出现在同一世纪的意大利文献（1319）和西班牙语（14 世纪）中。” 早期的风险主要与航海相关。由于海上贸易的利益驱动及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概念得以应运而生。 早期与自然相关的风险被吉登斯称为“传统风险”。说其短暂，是因为风险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则离不开贝克的那本《风险社会》及有关的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理论所探讨的是“人为制造的风险”，也被称为“现代风险”。一般来说，传统风险所涉及的范围和人群都有限。现代风险出现的主因之一即为现代科技发展。现代科技发展在带给人们巨大物质福利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致使人类面临核泄漏风险、化学产品风险和致命性病毒风险等形形色色的人为风险。正如吉登斯所言，“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核泄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等风险问题时刻困扰着我们。” 不同于传统风险，“现代风险的空间影响是全球性的，超越了地理边界和社会文化边界的限制。其时间影响是持续的，可以影响到后代，常常表现为一些完全超乎人类感知能力的放射性、空气、水和食物中的毒素和污染物, 以及相伴随的短期和长期的对植物、动物和人体的影响。其不确定性和危害性远远超出传统风险，甚至无法确定、不可预见。其突发性、迅速扩散性，导致风险后果在时间、地点和人群上也难以预测和控制。” 1986 年，发生于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不仅导致大量人口或死亡，或遭受核辐射病痛折磨，整个普里皮亚季城被废，而且当时的辐射尘还影响到了瑞典、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围绕风险，大体存在以下三种研究路径：其一是对客观风险的研究，如风险预警、风险评估等。风险预警包括预警指标的构建、预警区间的划分等。风险评估则包括风险发生的概率及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确定组织承受风险的能力、风险消减的策略等。已有的大量相关研究都是关于这一方面的。其二是关于主观风险的研究，即人们主观上如何看待风险。这就涉及风险认知问题。风险认知（risk perception），在与其体量相当的文献当中，也被称为风险感知。风险由危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两部分构成。风险认知就是对危害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严重程度的主观认识。Thomson等认为，风险认知研究之所以重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与风险沟通相关。既然风险沟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人们获得他们所需的信息，那么，了解人们是如何对风险进行认知以及风险认知为什么会存在巨大差异，就成为有效风险沟通的重要前提。二是知道人们关心什么以及为什么关心，可为重要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1] 以这两种研究路径为基础，形成了两套话语：一套是以科学、专业和统计知识为基础的专家或科学话语，另一套则是以社会的、直觉性的知识为基础的公众话语。 ^[2] 实践证明，这两套话语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差异的本质则是客观风险和主观风险的区别。例如，专家认为风险较低的核技术，公众却认为较高；而对吸烟所带来的风险，专家认为较高，公众却认为较低。公众感知到的风险和专家等利用科学技术手段评定的客观风险之间之所以存在巨大差异，主要原因在于：专家对客观风险的评估建立在一套在他们认为科学、合理的流程、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之上；不同于专家风险认知对基于过去事件所形成的统计资料的依赖，公众风险认知主要依赖个体独特的感官体验。风险的经历、媒介的传播等，都可能影响公众对风险的认知。要解码公众与专家风险认知的差异问题，关键是要理解公众风险认知。而要理解公众风险认知，则需要明确影响公众风险认知的因素有哪些。由此，公众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得以从诸多问题中脱颖而出，成为风险认知研究的重点。实质上，大量的研究，甚至包含这一领域的一些经典研究，都对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进行过重点探讨。除单纯对主客观风险研究之外，第三种研究路径则是综合性的，即把主客观风险都纳入其中。这主要是从风险管理或风险治理的角度来说。例如，核电站的建设，合理的做法是：既对可能存在的各种客观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又从周边居民、核电站工作人员等角度，了解他们如何看待核风险。

按照风险社会理论，网络风险属于“人为制造的风险”，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1958 年，为了对抗前苏联卫星上天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负责国防科学研究的机构——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简称“阿帕”（ARPA）]。1969 年，也正是这个机构成功研制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计算机网络——阿帕网。1983 年，原有的阿帕网分裂成专属科学研究的阿帕网（ARPANET）和直接与军事应用有关的军用网（MILNET）。1986 年，美国国家基金会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网NSFNET。1990 年，美国国防部宣布正式取消阿帕网。此后，互联网开始走向民用，得到快速发展。具体到中国，1987 年9 月，北京计算机应用技术研究所正式建立中国第一个国际互联网电子邮件节点，并发出了第一封题为“穿越长城，走向世界”的电子邮件，揭开了中国使用互联网的序幕。1994 年 4 月，中国正式联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网，至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从互联网的简要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互联网的诞生最初是出于军事目的，之后走向研究和民用。但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互联网都是借助现代科技、人为制造的产物。

可能令互联网的初创者们也没想到，互联网一旦走向民用，会和人们的生活发生如此紧密联系。网络信息搜索、网络沟通交流、网络娱乐和网络商务交易等，这些通过网络所进行的活动，俨然已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不仅成功地介入人们的生活，某种程度上还在塑造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互联网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在便利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现代性后果”：木马、蠕虫等病毒随时可能窃取你的数据资料，瘫痪你的电脑；网络诈骗不仅可能让你隐私泄露，还可能将你账户里的余额一扫而空；长时间地沉迷于网络，不仅耗费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让你对网络之外的事情或是无暇顾及，或是缺乏兴趣；而垃圾信息、色情信息和诈骗信息等则可能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你的邮箱或是正常的信息搜索结果当中，令你防不胜防……

针对互联网所带来的意外后果，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依据自身的研究兴趣和目的，从不同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读。其中之一即从网络风险的角度进行解读。如复旦大学的张涛甫教授认为，互联网的出现颠覆了传统的安全概念和逻辑，形成了新的安全风险。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即技术脆弱招致的安全风险、行为体不当作为造成的安全风险和大国霸权带来的安全风险。 如果同意张涛甫教授的这一观点，那么，后续的相关工作应是对这三种网络风险进行客观评估。在评估基础上，再提出相应解决策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田丰研究员等针对网络暴力、网络色情信息、网络诈骗和网络性骚扰信息等四个方面网络风险，对影响青少年网络风险的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田丰等发现，男性青少年更容易发生网络风险；网络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随青少年触网年龄降低而增高；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青少年网络风险的可能性越低；父母沉迷网络以及不与父母共同居住更容易导致网络风险发生。

按照现有的风险研究路径，张涛甫等的研究实质是对网络客观风险的研究。此类研究为我们深入理解网络风险的发生、发展及其治理提供了有益参考和可资借鉴的思路。但对网络风险的理解若仅停留在客观层面，不仅不足以达成对网络风险的全面、深入理解，而且也为网络风险的沟通与治理留下深深的隐患。这一点已在核风险认知中得以验证。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由于对科学、政府及核工业管理人员的信任缺失，再加上对核知识的缺乏，当时美国内华达州的大多数居民都对选择该州作为核废物永久存放点，感知到了巨大的风险，并进而做出反对行为。 ^[3] 具体到网络风险，尽管公众承认网络中充满风险，甚至学界还在讨论网络风险社会的到来，但对于一般的上网者而言，他们对网络风险的认知和专家对网络风险的评估并不能简单等同。由此，在网络风险的研究议题当中，网络风险认知问题也应引起同网络客观风险一样的高度重视。或许是认识到从主观层面探讨网络风险的重要性，有少量研究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例如，有研究者依据已有风险认知研究成果，归纳出公众网络风险认知的影响因素有情绪、价值观、网络媒介传播等。 还有研究者探讨了社交媒体信任对隐私风险认知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信任负向影响用户的隐私风险认知，网络人际信任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但总体而言，这类研究不仅总量偏少，而且，要么缺乏实证资料支撑，要么研究对象限于一般公众。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历年统计，青少年网民在全国网民总体中一直占据重要比重。从生命发展历程来看，青少年处于儿童和成人之间的过渡阶段，过渡性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一个根本特点。 生理上，青少年的一个典型特征即为青春期开始。这种生理上的变化又对其心理产生影响，如对异性的好奇、希望周边人把自己当作大人来看待等。认知水平上，他们的认知能力已经接近或达到成人水平。他们对成人不再唯唯诺诺，而是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但经历和经验的相对匮乏，又使得他们容易为表面现象所迷惑。社会地位上，政治地位、法律地位等都开始发生变化，他们的责任感也在显著增强。所有这些都表明，青少年和成人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

既然青少年和成人之间有着较大差别，那么，有关网络风险认知的研究若将对象仅局限于一般公众，不仅忽视了公众群体内部的差异，也不利于对青少年网络风险的教育。无论是从深化网络风险认知研究，还是基于对青少年网络风险教育的考虑，青少年网络风险认知研究都已刻不容缓，都应被提上议事日程。具体到本项研究，我们想知道的是：青少年视野中的网络风险项目有哪些？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网络风险项目的？青少年的网络风险认知水平如何？哪些因素会对青少年网络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不同水平的网络风险认知又会对青少年的网络行为产生怎样影响？我们又该如何促进以青少年为中心的网络风险治理？带着这样的一些问题，接下来我们将开启一段有趣而又有意义的学术探索之旅。

[1] Mary E. Thomson, Dilek Önkal & GÜlban GÜvenç. A Cognitive Portrayal of Risk Perception in Turkey: Some Cross-National Comparisons [J]. Risk Management, 2003, 5（4）:25.

[2] A. J. Maule. Translating Risk Management Knowledge: The Lessons to Be Learned from Research on the Percep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Risk [J]. Risk Management , 2004, 6（2）: 20.

[3] Paul Slovic, James H. Flynn & Mark Layman. Perceived Risk, Trust, and the Politics of Nuclear Waste [J]. Science, 1991, 254（5038）:1603-1607. /KuHvnLM0PU0Aod69fLbGp8nlS2PYCAV6Pj8uzgSHPLNZE7Y5stY64NnZW/NjW5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