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一方面，国有资本往往因其规模庞大和在特定行业的垄断地位而备受指责和批评（因为习惯上人们总是认为垄断必然低效）；另一方面，当国有资本经济效益普遍利好之时，“于民争利”“国进民退”的质疑又接踵而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国有资本以及其效益（而非单纯的经济效益）问题是一个两难的抉择。因此，立足中国国情，全面考察国有资本的一般属性和特殊属性，并对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做出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评价，以及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的角度去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
（2）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以及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国有资本效率高低与否以及是否应对国有资本全盘私有化等），这些问题直接关系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方向。因此，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为指导，并借鉴西方经典经济理论，以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来对这些理论问题进行系统合理且具有较强说服力的回答并非易事，但这些问题又是我们研究国有资本和中国经济问题所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
（3）既然我们打算从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这一全新的角度来展开研究，那么如何构建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也就成了本书的重点与难点。鉴于已有研究大多从经济效率的角度对国有资本进行考察的局限，我们将视角拓展到了综合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层面，而对国有资本投资的社会效益的评价与考察将是一个开拓性工作；我们还打算对已有的国有资本投资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进行改进，这也将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工作。
（4）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去考察国有资本投资效益，并全面系统地论述国有资本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时间跨度之长、牵涉面之广，无疑也将会增加研究的难度。
（5）由于研究视角是全新的，参考资料比较匮乏，这也是我们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国有资本投资的相关数据的缺失和难以获取，也增加了数据收集、整理和处理的难度。
第一，全新的研究视角。正如我们所强调的那样，大部分已有研究成果都是从国有资本的经济效益出发，将国有资本作为一般资本对待，并未充分考虑国有资本特殊属性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所发挥的巨大的非经济性效益（如社会效益），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独特性和合理性进行应有的考量，更未将研究还原到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中，这抹杀了国有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探索阶段的特殊贡献。鉴于此，我们跳出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固有模式，将国有资本置于广阔的历史时代背景，并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和后赶超战略实施的特定的宏观环境，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入手，对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进行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分析与论证。此外，我们还将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危机纳入了统一的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国有资本的作用与功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并全面揭示了国有资本在战胜金融危机过程中的重大贡献，以及国有资本的宏观调控功能、对转型时期国家控制经济制度与社会体制变革进程的特殊作用。
第二，理论分析上的尝试与探索。在本书理论分析框架中，我们对资本和国有资本以及相关范畴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沿着马克思资本观所提供的“资本的社会关系”线索，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理论对资本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范畴的认知变迁过程，重新界定了资本范畴及其相关概念，并就资本范畴的新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又对国有资本存在与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新的分析，尤其是在从社会化大生产角度进行的理论探讨中，尝试性地提出了国有资本的“市场指挥者”职能。此外，围绕国有资本双重属性及其双重属性的矛盾统一，我们也进行了相关分析与论述。
第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在理论框架分析部分，广泛地借鉴了经济学分析方法。例如，在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与履行社会职能（国有资本的双重属性）进行分析时，通过经济学分析方法确定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点和国有资本过度承担社会职能造成的政策性亏损区域，并对国有资本双重属性的矛盾统一进行了相关经济学分析。在对社会总生产良性循环条件下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时，则采用了宏观经济学总生产与总供给曲线分析方法。此外，还采用了微观经济学的效用分析工具对国有资本投资的最优规模进行了相关探讨。经济学分析工具的确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了诸多方便，也很好地解释了许多实际现象和问题。②在指标体系创建部分，在利用索洛剩余估计国有资本的外溢经济效益时，我们并未直接根据索洛模型的变形式进行估算，而是提出了以环比增长率替代常用的同比增长率。③为抵消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影响，我们还提出了索洛剩余的差值计算法，该方法的运用极大地减少了原本十分庞大的计算量。
第四，指标创建上的人文关怀。我们发现，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的各种经济研究，大部分都是为“经济”而“经济”，将“人”作为与资本、技术等物质性要素对应的生产要素，无视“人”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人自身的基本需求（衣食住行等）。我们始终坚持认为，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人”自身创造的，并将最终回到“人”的发展与进步上来。因此，在创建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时，我们立足于“人”的基本需求，秉承“以人为本”的精神，全方位、多维度地构建了国有资本投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虽然我们尝试从一种新的研究视角来对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新的尝试与探索本身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不足与缺憾；同时，由于我们的结构性知识匮乏以及关注视角的相对狭窄，可能会使研究存在诸多局限。
（1）研究方法的非完美性。正如前文所述，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进行了很多探索性的尝试（尤其是在理论框架分析部分，我们大量借鉴了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本身的非完美性可能会对我们的研究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如在以索洛剩余度量外溢经济效益时，我们仅从技术进步和资本投资的外溢效应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根本无法穷尽该指标所包含的其他方面的因素，这同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研究结果产生偏差。
（2）指标创建的非完备性。我们创建了一个全新的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并分别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入手构建了这些指标（只选取了10个主要计量指标），但也无法穷尽所有的指标来构建一个绝对完备的体系。
（3）相关数据的匮乏。我们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评价体系有别于目前的国有资本经营业绩评价体系，和现有的统计口径也不匹配，在客观上造成了研究过程中相关数据的缺失以及原始资料的匮乏，而这必然会对我们的研究结论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