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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 户农民代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秘密签订将集体耕地承包到户的契约之时，他们根本无法预料此举会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留下多么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在未来四十多年所发生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也肯定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同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举行，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翻开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篇章，一幅波澜壮阔、引人入胜的历史画卷也由此打开。
对外开放后，迎面而来的是外面的精彩世界带来的巨大的冲击。在贫困线上挣扎了几十年的国人终于被这种强烈的震撼唤醒了对财富、幸福和自由的渴望，于是，中国社会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勤奋被空前地激发。一笔资本、一个“点子”外加一点好运，成就了一批又一批人的财富梦想。中国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自由和平等，并为所有人提供了机会相对公平的改善生活状况与自我发展的条件和可能，无论你是精英抑或“草根”。四十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联产承包到财政分权、国有企业改革再到教育改革、医疗改革以及新农村建设，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确实让国人“民富国强”的梦想开始逐步变为现实，使中国由一个人均GDP为226.79 美元的赤贫国家发展成了一个人均GDP达12 551 美元的中等偏低收入国家
，并极大地改善了几乎所有国民的生活状况，缩短了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显著地增强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在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有效地避免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转型时期所出现的“发展陷阱”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严重的两极分化、自我迷失和大规模的阶层对抗、社会动荡乃至国家分裂；此外，在保护私有产权、鼓励和引导私人资本健康发展的同时，通过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国有资本的垄断与控制以及坚持不懈的反腐倡廉，极大地提高了经济发展效率并较成功地遏制了国有资本大规模变质为家族寡头资本的可能，从而避免了“权贵资本主义”对国民财产的吞噬与侵占以及对社会主义政权的腐蚀和危害。当然，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社会转型共同面临的负面因素，如通货膨胀、房价畸高、贪污腐败、贫富悬殊等，但我们身处的仍然是一个伟大时代，它值得深刻思考和深入研究。不管研究什么经济和社会问题，我们都不可能将其与所处时代割裂，因此，我们希望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寻找到研究的切入点。
关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认为，至少有两个研究领域是绝对不能绕开的，即“三农”问题和国有资本（或国有企业、国有经济等）的相关课题，因为这两个领域的问题始终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有着或近或远、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发源于大洋彼岸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愈演愈烈，导致了世界经济的急剧萎缩，使中国经济增长也遭受了巨大冲击。然而，到了2009年6月，中国经济率先“企稳回升”并成功规避了“二次触底”的风险。中国经济近乎完美的“V”形反弹，惊艳了世界，给尚在“寒冬”中的世界经济以温暖和希望，并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经济所表现出的强大的风险抵抗能力以及持续强劲的增长趋势引起了我们的兴趣。而随后我们发现，在成功应对本次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国有资本投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认为，有关国有资本的研究还可以找到一个全新的视角。鉴于此，我们将研究的重点聚焦到了国有资本领域。
20 世纪50年代的社会资本国有化浪潮，确立了国有资本在国民经济中的支柱地位，并为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到新中国成立50年时，国有资本平均每年以12.4％的速度递增
；国有资本由1999年的9.1万亿元增长至2008年的18万亿元
，每年平均增长率达7.9％。然而，长期以来有关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各种争论也从未停息过，各方言论此起彼伏、纷纷扰扰，各种研究成果也层出不穷、汗牛充栋。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几十年间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国有资本效率、国有资本监管与经营以及国有资产流失的相关研究，无论是在质量或数量上都是空前的。而在所有这些研究中，争论的焦点和重点往往是国有资本效率问题，并且探讨国有资本效率时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是从资本投资的经济效率入手而展开的。研究的结果则更是众说纷纭，甚至相互矛盾：有人主张国有资本应走全盘私有化道路，并且国有资本数量最好降至零（樊纲，2001；白凤森，2000）；也有人主张国有资本应从某些行业退出并被转让给民间或国外投资者（陈文通，2000）；当然，也有研究者从其他角度得出了国有资本效率论的结果（Fare，1985；Vichers，1986；Caves，1990；Jefferson，1992，1994，1996；Rawski，1994；Nauton，1992；郭复初，1993，1995；林毅夫，1996；郑玉歆，1996；邢俊玲，1999；齐艺莹，2005；万立全，2009）。到了2009年，随着政府经济刺激方案的出台、大规模的国有资本投资的陆续开展以及大型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普遍利好，一种所谓的“国进民退”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泛滥，并再次将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置于指责和非议的激流漩涡之中，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国有企业似乎一直都是在“批评和抱怨中前进”的，“不赚钱以至亏损的时候批评它经营不善，缺乏效率；赚了钱甚至赚很多，批评它是‘与民争利’，或者是为国家输送利益。如果它要做大，批评它是垄断；如果它做不大，批评说国有企业没有竞争力”
。那么，国有资本（或国有企业）是否真如某些研究者所言的效率低下，应将其全部私有化呢？我们想说的是，国有资本产权改革并非意味着全盘私有化，国有资本从某些领域合理地退出也并不意味着所有行业都应由私人资本和国际资本甚至投机热钱来垄断。有一个事实很好地佐证了我们的观点：金融危机后，即便一直标榜自由资本主义、极度反对政府干预和国有化的美国，也不得不采取大规模的救市和经济刺激以及对大型企业（如通用汽车和花旗银行）国有化的措施；而且一直以来，堪称资本主义楷模的美国，其私有化也并非如有人所鼓吹的那样彻底。据我们所知，美国经济中始终保持着一定规模的国有资本成分。
我们暂且先撇开国有资本的效率问题，仅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去探寻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种种经验证据。由此不难发现，国有资本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确立实施到城乡一体化的顺利推进，再到成功应对数次金融危机，国有资本始终为中国经济发展贡献能量，并坚决捍卫着中国经济的安全底线。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规模庞大、广泛分布于国民经济各重要领域且兼具社会职能的国有资本而言，如果单纯地从经济效率去考察它的话，难免会有一种“盲人摸象”“以管窥豹”式的偏颇。鉴于此，我们打算从综合效益
的角度来考察它，并将其置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