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改革开放所创造的“中国奇迹”引起了无数中外研究者广泛而持久的关注，有人从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入手，希望发现“中国奇迹”的根源与内在决定因素，也有人从资源禀赋、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等角度进行挖掘。尽管这些研究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并且也极有可能从某一角度把握住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脉搏，但是我们认为，将研究西方国家或其他某一国经济发展的方法简单地、移花接木式地复制到中国经济上，恐怕未必可行，或者未必具有多大价值。因为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国家的独特之处。而且作为一个受益于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也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从20 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确立，再到成功应对数次金融危机，我们发现有一个因素始终在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国有资本。同时，有关国有资本的争论也一直纷纷扰扰、难以达成一致。鉴于此，我们打算从综合效益的角度入手，来探讨和研究国有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第一，在导论部分对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与意义以及相关文献等进行了初步论述，其目的在于对本书的基本架构进行总体性的设计与构建。第二，对国有资本范畴进行了相关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并对影响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的相关因素进行了探讨与研究。在分析和研究的过程中系统地对相关理论成果进行了梳理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将国有资本投资与其所处时代相联系，从而使分析更具时代意义和前瞻性。第三，在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对国有资本投资的后果进行了相关经济学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了一些政策性启示。第四，在前文基础上，构建了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在构建该指标体系时，充分运用了前文理论分析的成果，从国有资本的特殊属性（社会职能）出发，秉承“以人为本”的精神，创建了国有资本投资的新的评价指标体系。第五，结合理论分析成果和实证研究的经验数据，给出了相关政策性建议。

具体来说，本书共由六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是导论。该部分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特殊背景，以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为主线索，对本书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展开了探讨，并因此确立了研究重点与研究内容，为研究指明了基本方向；且在此基础上，对已有的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梳理与回顾。正是在这些相关文献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明确了本书的研究切入点、研究重点、研究难点、研究思路以及研究方法。

第二部分，对本书涉及的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就国有资本存在与发展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以及国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特征与功能进行了分析。我们以马克思的资本观为基本出发点，对资本、国有资本等关键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明确指出了资本并不是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历史范畴。作为一种物质性的稀缺资源，它既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也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通过对关键概念的分析与界定，明确了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公有资本（包括国有资本与集体资本，其中国有资本是主体）与非公有资本的共同存在和共同发展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个客观事实，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值得强调的是，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特征的资本范畴主体必须是公有资本。在科学利用非公有资本的要素贡献的力量时，一方面要积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资本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要防止非公有资本权力无限扩张而造成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损害。此外，按照马克思国家学说，从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的财产权力是一种与国家政治权力相对应的权力范畴：国家以财产所有者身份获取财产权力。作为国家财产权力集中体现的国有资本同样也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集中反映：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国家意志必须维护和巩固以公有制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财产权力，通过这种财产权力来获取利润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并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物质基础。

第三部分，对影响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首先，从资本的一般本性出发分析了资本原始动机下的利益诉求和社会总生产良性循环条件下的客观要求，进而从资本本性和社会总生产两个角度对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的经济性因素进行了剖析。其次，从国有资本规模效应的角度入手对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的内生性因素进行了经济学研究。最后，分别从治理性因素和配置性因素对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展开了研究。本部分主要采用经济学研究方法对影响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在分析过程中，采用了从内因到外因、从微观到宏观的分析模式与演绎逻辑。

第四部分，分别从经济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的角度对国有资本投资的后果进行了定量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有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有着长期的推动作用，但就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轨迹来看，这种大量国有资本投资所带动的经济增长确实存在“粗放式发展”的迹象。为避免东亚其他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出现的增长持续性困境，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宏观环境，我们给出了相应建议。

第五部分，构建了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该部分内容分别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入手进行了指标体系构建。这种评价体系的构建，一方面改变了已有研究仅从经济效益入手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又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在重构经济效益类评价指标时，分别从直接经济效益和转移经济效益入手，采用了资本报酬率、剩余收益和全要素生产率三个主要指标进行考察；在构建社会效益类指标时，结合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分别从生活状况、教育状况、自然环境状况和社会环境状况四个维度选取了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失业率、人均居住面积、人均卫生投入、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均环境投资、社会犯罪率和基尼系数八个具体评价指标。在构建指标体系的过程中，结合相关历史数据，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进行了评价。

第六部分是结论与政策建议。该部分是对之前研究内容和本书基本观点的总的概括。在该部分内容中，我们就如何提高国有资本投资效益提供了可行性建议。

本书的主要创新包括：

第一，新的研究视角。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大部分已有研究成果都是从国有资本的经济效益出发，将国有资本作为一般资本对待，并未充分考虑国有资本特殊属性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所发挥的巨大的非经济性效益（如社会效益），也没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特殊的制度安排在新的经济社会环境中的独特性和合理性进行应有的考量，更未将研究视角还原到特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中，而抹杀了国有资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与探索阶段的特殊贡献。鉴于此，我们跳出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固有模式，将国有资本置于广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并结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和后赶超战略实施的特定的宏观环境，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角度入手，对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进行了分析与论证。此外，我们还将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危机一并纳入了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国有资本的作用与功能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并全面揭示了国有资本在战胜金融危机过程中的重大贡献，揭示了国有资本的宏观调控功能以及对转型时期国家控制经济制度与社会体制变革进程的特殊作用。

第二，理论分析上的尝试与探索。在本书整个理论分析框架中，我们对资本和国有资本以及相关范畴进行了详细的理论分析：沿着马克思资本观所提供的“资本的社会关系”线索，在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理论中有关资本范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范畴的认知变迁过程，重新界定了资本范畴及其相关概念，并就资本范畴的新的发展状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在此基础上，又对国有资本存在与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新的分析，尤其是在从社会化大生产角度进行的理论探讨中，尝试性地提出了国有资本具有“市场指挥者”职能；此外，围绕国有资本双重属性及其双重属性的矛盾统一，也进行了相关分析与论述。

第三，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理论框架分析部分，广泛地借鉴了经济学分析方法，如在对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要求与社会职能履行（国有资本的双重属性）进行分析时，通过经济学分析方法确定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点和因过度承担社会职能所造成的政策性亏损区域，并就国有资本双重属性的矛盾统一进行了相关经济学分析；在对影响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的经济性因素中的“社会总生产良性循环条件下的客观需求”进行分析时，则采用了宏观经济学中总生产与总供给曲线分析方法。此外，还采用了微观经济学中的效用分析工具对国有资本投资的最优规模进行了相关探讨。将经济学分析工具引入本书的确为本书的研究带来了诸多方便，也很好地解释了许多实际现象和问题。其次，在指标体系创建部分，在利用索洛剩余估计国有资本的外溢经济效益时，提出了以环比增长率替代常用的同比增长率数据。最后，为抵消技术进步对产出增长的影响，还提出了索洛剩余的差值计算法，而并未直接根据索洛模型的变形式进行估算，差值计算法的运用极大地降低了本已十分庞大的计算量。

第四，指标创建上的人文关怀。我们发现，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进行的各种经济研究，大部分都是为“经济”而“经济”，这些研究将“人”作为与资本、技术等物质性要素对应的生产要素，无视“人”作为经济活动的参与主体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人自身的基本需求（如衣食住行等）。尽管现实的研究状况如此，我们仍然坚持认为，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发展，归根结底，都是“人”自身创造的，并最终要反映到“人”的发展与进步上来。因此，在创建国有资本投资效益评价指标体系时，我们立足于“人”的基本需求，秉承“以人为本”的精神，全方位、多维度地构建了国有资本投资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

著者
202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