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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水”古时写作“鳛水”，是指县境内流过的一条河——鳛水河。七千多年前，生活在鳛水河、赤水河与桐梓河流域的原始先民被称为“鳛人”。
夏朝，进入奴隶社会，鳛人建立起一个较为强大的奴隶社会部落——髳習部落。部落因鳛人头发纷披、头上插羽毛作装饰而得名。
商周，武王伐纣，髳習部落出兵助武王，武王封其地为“鳛国”。自此，鳛水境域被称为鳛国，今习水县内赤水河畔的二郎滩口，就在古鳛国领域腹地。
战国后，秦国一统天下，鳛水境域被纳入中央王朝的政治板块之下，设为鳛部，历代沿用。
古鳛部先民善于酿造，在战国时期便已探索出枸酱酿造工艺。据考证，枸酱是赤水河中游一带用水果加入粮食后发酵酿制的酒，历史悠久。汉郎中将唐蒙出使南越国（位于今广东）时，得知当时产自蜀国南境鳛部一带的枸酱从夜郎（位于今贵州）运输到了南越番禺城，便献计汉武帝开通夜郎道，借夜郎道平定南越。后人诗曰：“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鳛部来。”可见枸酱历史已有两千多年。
战国时期，赤水河流域除了枸酱，还出现了不经榨取、不经蒸馏的发酵酒——咂酒。到了秦汉时期，两岸百姓盛行自酿发酵酒，家家户户都有备呷酒、醪糟酒的习惯，待到婚丧嫁娶、岁令节庆等活动，便拿出陈酒，以供畅饮。
“高山峡谷峻千仞，四面悬壁酒香过。”鳛部族人善饮善酿，在赤水河谷历代传递。隋唐时期，因朝廷对酿酒的管理比较宽松，赤水河谷酿酒业蔚然成风，饮酒之风亦极为盛行。
贵州素不产盐，是全国最为缺盐的地区之一，邻省四川、云南、广西等是黔地进盐的主要来源，川盐入黔历史悠久。明清以前，川盐入黔主要走陆路；明清时期，随着赤水河的疏通和开发，水运成为川盐入黔的主要通道。赤水河上船来舟往，水陆码头应运而生。因黔北地势崎岖，故一般先将盐运输到赤水河沿岸重要码头，再由人力从码头背到深山的腹地城镇。
二郎滩是水路集散码头，人和物的集散，给二郎滩带来了机遇，河谷深峡地形拥有闷热潮湿的小气候，较为封闭，酿酒所需的微生物易于生长且不易消散，是一个天然酿境。独特的自然条件，让二郎滩这个地方注定世代与酿酒息息相关。
黔北的一般人家都会自产自饮，技艺精湛的人家还会开设酒坊，大量生产，售予客商，当作一门营生。四川产盐，黔地酿酒，盐酒往来之间，商贸机遇兴起。以赤水河为纽带的盐运、酒业，在往来之间交相辉映，形成璀璨的赤水河商业文明。
赤水河边曾经流传着一句民谣：“好个二郎滩，四面都是山，天天背盐巴，顿顿菜汤淡。”这句民谣正是当年赤水河盐运的真实写照。
如今看来，三千年酿酒历史，鳛部文化、赤水河文化和黔酒文化，都是习酒君子品格的历史渊源。尤其是习酒位于古鳛部的核心境域，千年文化底蕴是习酒历史文化的源头。相较于一同诞生的巴、蜀、鳖、牂牁等地域文明，鳛水境域流传下来的国名、邦名、族称、图腾等几乎未曾变称或泯失，甚至古鳛人在生产生活中秉持的生命核心观，在经完整保存和继承后，仍清晰地呈现在了当下习酒人的选择之中。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省镇雄县，奔腾于乌蒙山与大娄山脉之间，流经川、滇、黔三省，在四川省合江县汇入长江。由于地处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相交地带，赤水河整个流域有四分之三藏在崇山峻岭之中，山峦叠嶂，河谷深切。赤水河造就的河谷侵蚀地貌，是最为理想的酿酒之地。
同时，这里地处河谷，又是典型的亚热带湿润气候，天气炎热、空气湿润，适合酿酒所需微生物的生长。山腰上盛产的小麦、高粱等粮食作物，以及赤水河甘美的水源，都为酿酒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原材料。
早在1520年前后，赤水河中游的二郎滩头便开设了一家白酒作坊，主家姓殷，以酿酒为生。
在农耕文明时期，肥沃的土地本是农民的生存之基，但对于善酿的殷家人来说，贫瘠的土地并不是一件令人苦恼的事情。他们利用自己的酿酒技艺，在二郎滩头的一口古井旁边修建起一座酒坊，以酿酒维持生计，时称“殷氏酒坊”。
起初，殷氏酒坊规模并不大，一间简单的作坊既是生产间又是库房，一眼得见真功。但这样一间不起眼的小作坊，彼时仍是周边船夫、酒客心中的胜地，足以让他们津津乐道，聊以慰藉劳作的辛苦。
殷氏酒坊主要酿造纯粮食酒，附产而出的大量糠壳和酒糟是喂养家禽、家畜的上佳饲料。每逢赶场天，酒坊门口顾客络绎不绝，除了十里八乡来打酒的人，常见的还有被一背背酒糠压弯了腰身而远去的乡民的身影。
殷氏酒坊的酒，口味醇香，且价格公道，加之殷家人待客实诚，使得殷氏酒坊在赤水河两岸声名鹊起。随着生意日渐兴隆，酒坊不断扩大，殷家山腰上的田土地产也不断增加，殷家盖起了当地少有的“三合头”（三面有房、围成院落）大房子，并扩建了酿酒糟房，家业颇大。
至清初，殷氏族人举家迁出二郎滩，将所有房田地产转卖给当地一些大族，殷氏酒坊则转让给当地一户人家经营。二郎滩上的殷氏族人，来时悄无声息，离去无人知晓。
清雍正年间，朝廷在贵州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大批移民随之入黔，同时还有大量的铅铜需要运往北京铸钱，所需陆路运输费颇巨。为解决贵州盐荒和铅铜运费过大的问题，乾隆八年（1743年），朝廷将疏浚赤水河发展水运提上了日程。经过两次大规模整治，至清光绪六年（1880年），赤水河航道得以疏通，成为川盐入黔最重要的通道。网状般的川盐古道串起了赤水河沿线的大小城镇和村寨，促进了黔北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乡集镇的形成。
二郎滩渡口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水路上溯贵州茅台镇，下经太平渡、贵州土城镇，每年转运盐约2000万斤，是赤水河主航道的转运点，川黔百里内外川盐转运集散的边贸重地。
川盐在二郎滩集散，贩盐、运盐、背盐的人遍布二郎滩，兴盛时每天力行脚夫达2000多人，船只200多艘，古街上行号、店铺、栈房、茶馆、修船厂接连不断，四面八方的商贾汇聚于此。鼎盛时期，二郎滩甚至多达上万人，自饮、送礼、请客带动了酒业兴盛，殷氏留下的酒坊也因此顺势发展壮大。
清代的二郎滩殷氏酒坊，门庭若市，车水马龙。到了民国初年，战火肆虐，打破平静。覆巢之下无完卵，战火纷飞，家国尚且难保，何况小小酒坊的一份营生，酒坊经营变得磕磕绊绊，曾经繁忙的二郎滩码头也渐渐平静下来。
直到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来到赤水河边，为二郎滩带来了勃勃生机。当年1月21日，红军进入习水县，先后驻留转战62天。习水县成为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停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县。红军在习水期间，展开了包括土城战斗、梅溪河战斗、三锅桩战斗、二郎滩战斗等数十次大大小小的战斗。其中，二郎滩渡口，是红军四渡赤水中第二次与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的渡口。尤其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二郎滩背水一战后，当地的“干人”冒着白色恐怖为负伤留下来的红军战士送酒、清创、清毒，埋下了军民鱼水般的情结种子。
“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枪林炮火中，红军血战青杠坡、飞渡赤水河，为这片热土留下了光辉的红色印记。四渡赤水之战，红军曾在第二渡、第四渡时两次飞渡二郎滩渡口，二郎滩经历革命洗礼，积淀了厚重的红色文化。
二郎滩的老一辈们，一直记得红军的艰苦和朴素，甚至对红军唱的歌谣记忆犹新：“红军纪律要严明，行动听指挥，不能乱胡行；工农的东西不拿分文，说话要和气，开口不骂干人；上门板，捆铺草，房子扫干净，借东西要还人，解便找茅房，抹汗避妇人。”在歌谣的传唱中，红军艰苦朴素的精神洒遍了二郎滩。
从漫长的历史回溯，习水这片土地，经历过古鳛部风云变幻，积累了盐来酒往的深厚历史，传承了优良的红色基因。土地上居住的人们，经过一重重文化洗礼，在大山中开创传奇事业，延续着勇敢开拓的精神脉络，在贫瘠处开拓生路，发展起盐道和酒业。这些来自历史的文明，铸造了习酒人的性格底色，也体现了习酒人不甘平凡、积极进取的精神，他们的后人，也传承着简朴的精神，不断在山谷中开基立业。
殷家酒坊之后，船来舟往的二郎滩航运热闹非凡，但酿酒业却沉寂许久。直到1952年的一天，这片长满荆棘的土地，才迎着新中国的朝阳，等来了新的酿造生机。
1952年，中国白酒行业巨变，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评酒会评选出了八大名酒，震动全国，掀起了酿酒生产的新高潮。彼时，饱受战争侵害的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发展现代工业。对此，贵州省仁怀县政府积极求变，思忖如何在群山之中兴办工业。
此前的半年多，仁怀县政府买下茅台镇成义烧坊，成立了“贵州省专卖事业公司仁怀茅台酒厂”，这成为国营茅台酒厂诞生的标志。
独木难成林，为发展壮大酿酒工业，1952年，仁怀县工业局派出考察小组，从茅台镇出发，沿着赤水河顺流而下，意欲寻找一个适宜酿酒的新基地，再建一座酒厂。
位于仁怀县回龙区二郎滩头的黄金坪（早期名为“黄荆坪”，后因酒厂在此处建立，给老百姓带来福音，人们便将“黄荆坪”改为“黄金坪”，本书统一称为“黄金坪”），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跃入了考察小组的眼帘。
回龙这个地方，颇有历史底蕴。明万历年间，明王朝为稳定西南，曾发起了一场著名的平播战役。战役之后，仁怀、习水一带逐渐开始实行军事屯田，汉人和士兵大量迁居至此，垦荒造田，随之建一小庙名永安寺。清咸丰五年（1855年），小庙扩建为大庙，香火鼎盛一时。当地人传，庙中大殿柱上的雕龙，在日复一日的香火浸润下，开始有了灵气。后来，当地人便将大庙称为回龙寺。回龙寺常有人气聚集，20世纪30年代，回龙寺附近建回龙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回龙区。
黄金坪位于回龙区西南方向，地处赤水河畔，由于紧邻河岸，明清时期自然形成了一个繁华、富庶的盐商集散码头。但后来因洪水灾害引发了山体滑坡，大部分房屋坍塌，本地百姓被迫迁徙，大片丛生的黄荆树四处蔓延生长，因此得名“黄荆坪”。再后来，人们在这块荒废的土地上重新开垦种植，修建房屋，这里也逐渐形成村落。
1952年，当仁怀县工业局的考察小组顺水而下到达黄金坪时，看到的不仅是赤水河边村落的老旧房子，还看到了这片土地上潜藏着的得天独厚的自然酿造优势。
考察小组成员站在黄金坪村的半山腰上举目望去，大娄山脉东南向西北的绵延走向呈巍巍壮观之势，高度尽在千米以上，但到了二郎滩头的黄金坪，山系海拔却骤降至五百米以下，极大的海拔差异，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河谷。黄金坪脚下，又是不断奔流的赤水河。酿酒人常言“水乃酒之血”，没有足够优质的水源，酿不出高品质的酒，而清澈透明、水质良好的赤水河，正是酿造好酒的关键。
经过多番勘探，考察小组成员一致认为，黄金坪的水文、温度、气候等自然环境与茅台镇极其相似，适合建立酿酒厂。事实上，如果当时仁怀县工业局考察小组的仪器足够发达，不只靠一双眼、一双脚和一双手，那么他们能更清晰地认知到，这里就是一个天生适合酿酒的宝地。
黄金坪因地处赤水河谷，两岸大山有着近千米高，而河谷海拔最低仅为300多米。河谷内常年湿润，冬暖夏热少雨水，像一个天然的“蒸锅”。村落所处的赤水河段上下游处又多有迂回曲折的河道，两岸大山在曲折转向处横生，将十里河谷“封口窖藏”，形成的得天独厚的特殊小气候，极有利于酿酒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微生物群落生长、富集，成为习酒酿造的天然优势。
作为酿造水源的赤水河没有杂质，入口微甜，酸碱适度，钙镁离子含量、硬度也都符合优质饮用水标准，是酿造的天然之水。
另外，黄金坪附近的土壤土质松软，间隙大，沙石和砾石含量较高，具有良好的渗透作用，并且含有多种有益人体的微量元素，能够更好地净化水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成为酿造酱香酒的独特地域优势。
考察小组看到了黄金坪优越的酿造环境。经过走访，小组成员发现村子里存有殷氏留下的老酒坊。自然和历史条件的双重优势，让他们当即决定：将黄金坪作为新生产基地，并在此处大力发展白酒工业。
当时谁也不曾预料，正是这次考察，正是这次选址决策，成为日后中国白酒业传奇企业——习酒集团诞生的起点。
1952年，仁怀县工业局买下殷氏流传下来的白酒老作坊，一同购入的还有相邻的2间民房，共7间房屋，正式拉开了筹建仁怀县郎酒厂的序幕。但因地处偏远，交通闭塞，“地无三尺平”的黄金坪还未实现通水通电，当地居民还未摆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这与仁怀县政府所期待的工业化生产相距甚远。于是建厂计划暂时搁置。直到1956年，经过五年时间的开荒、筹备，酒厂的建立才终于有了眉目。
沿着悠长的历史回溯，习酒的诞生机遇正是由于具备“老天爷赏饭吃”的天然优势，而这份自然的馈赠，成为日后习酒发展壮大不忘遵循的根本，也是历代习酒人尊崇且珍视的宝贵资源。
诞于自然之境，生于巍巍崖壁。习酒壮阔的发展历程以此为起点，开启了新的篇章。
1956年，仁怀县工业局调派茅台酒厂副厂长邹定谦到黄金坪主持酒厂工作。
茅台与习酒分别位于赤水河中游和中下游，一衣带水，同宗同源，历史注定将二者凝聚在一起。当茅台酒厂副厂长邹定谦前往仁怀县郎酒厂主持工作时，就预示着茅台的基因被注入到了习酒中，也奠定了习酒与酱香型白酒一脉相承的基础。
邹定谦生于1924年，家中世代酿酒，其父亲邹仕科是家族中的族长，善经营，开有一间酿酒作坊。因为家世的原因，邹定谦熟悉酿酒的生产过程。但他对自家作坊生产“高粱酒”“苞谷酒”的简单技术并不满足，于是，他经常赶往茅台，同“成义”“荣和”“恒兴”几家烧坊（茅台酒厂前身）的酒师结为朋友，一来二去，从中学到了很多酿制酱香酒的知识和技巧。
1949年，邹定谦参加工作，次年仁怀县解放，他成为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当时，茅台已有多家白酒烧坊，以酿酒为主业，名扬天下。作为仁怀本地人，又因本身酿酒知识丰富，邹定谦成为组建茅台酒厂的主要技术骨干。
邹定谦是茅台酒厂扩建选址考察小组成员。1956年，年仅32岁的邹定谦收到调派令，又带着完整的茅台酒生产工艺进驻黄金坪。借助老酒坊，邹定谦利用6150元启动资金对原有的作坊进行了翻修扩建；购入相关生产设备后，又招收了30多名工人。仁怀县郎酒厂就这样正式成立了。
仁怀县郎酒厂占地面积300平方米，主体基础设施是黄金坪白酒作坊、民房及老作坊，共有旧房子7间。以此为基础，邹定谦组织人手改建了制曲室、存酒库、磨料房等，另外，还修建了生产房、存曲房7间，修改扩建了7个酒窖。
建厂之初，生产条件十分艰难。尽管邹定谦家学深厚，带来了成熟的酿造工艺，可是，当时场地、工人，成系统的管理方法和技艺全都没有。邹定谦只能在本地招募工人，从无到有建立起仁怀县郎酒厂的雏形。
当时，酒厂干部的办公室和工人的宿舍，都是向村民租用的民房，磨料的石磨也是向村民租借的，工人每天工作约15个小时。
在这种形势下，最早的一批习酒人在二郎滩开辟出第一块酒厂地基，心存志向，一心要把酒厂发展起来。邹定谦将在茅台酒厂积累的工作经验带到仁怀县郎酒厂，为二郎滩带来了酱香型白酒酿造的核心技术——回沙型酿造工艺。
回沙工艺是酿造酱香型白酒的独特工艺。“沙”是仁怀本地的细小红色高粱，回沙则是在酱香酒生产中，进行反复发酵的过程。整个酱香酒生产历时一年，分两次投粮，在第二次投粮后，加入尾酒和曲药，经一个月堆积发酵后接取原酒。之后每隔一个月，均对原料进行堆积发酵蒸馏的回沙操作，分别接取不同轮次的原酒。第八次发酵后的原酒一般不取，而是作尾酒经稀释后回窖发酵。一年之中，酱香酒的生产完成两次投粮，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以及七次取酒。
这项繁复的酿造工艺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当时赤水河流域已经形成了回沙酿酒法的雏形。邹定谦在组建仁怀县郎酒厂时，已经是茅台酒厂“第一代技术领军人物”，掌握了成熟的回沙工艺。在仁怀县郎酒厂建厂伊始，邹定谦就将酱香酒工艺作为酒厂的“内家功法”、看家本领，为习酒的香型定下基调。
酱香型白酒的酿造工艺，最适宜在封闭、湿润的河谷中操作，恰好二郎滩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借助成熟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设施，仁怀县郎酒厂的工人们开大堰水引流入厂区内供应生产用水，正式投产酿造回沙郎酒。
1958年4月，酒厂第一次投粮，一年时间生产出近100吨“贵州回沙郎酒”（散装产品），主要在当地及周边市场销售。然而，谁也没想到，这100吨回沙郎酒是仁怀县郎酒厂的第一批酒，也是最后一批酒。
在完成一个生产周期的烤酒后，三年困难时期带来的影响波及企业。粮食紧缺，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1959年，酒厂全线停工，邹定谦被调回茅台酒厂，其他员工走的走、散的散，整个产房只剩下大门上的一把锁，仁怀县郎酒厂至此画上句号。
仁怀县郎酒厂从投产到停产，虽然只有短短三年，却在习酒历史上留下了丰饶的酿造之火。毋庸置疑，殷氏酒坊是习酒起源的重要历史前脉，仁怀县郎酒厂在黄金坪开创的酿酒事业是习酒的重要开端。邹定谦等老一辈创业者埋下火种，成功酿出与茅台同宗同源的回沙郎酒，并留下一批重要的生产厂房，因此后人才能在前人的基础上接力踏上酒路征程，感应历史回响。
20元能够做什么？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20元的价值不过等同于一顿果腹的午餐。而在20世纪60年代，这笔钱却让日后创造两百亿元营收的白酒企业——习酒，在大山深处得以重建。
1962年，中国工农业经济开始复苏，国家粮食政策有所放宽。当时仁怀县回龙供销社在区政府支持下，争取到拨粮计划。为了满足回龙、周家、永兴、瓮坪、郎庙等地老百姓的饮酒需求，同年9月，回龙区供销社派曾前德、蔡世昌、肖明清前往黄金坪，让三人利用废弃的原仁怀县郎酒厂厂房恢复生产，厂名更改为“仁怀县郎庙酒厂”。
曾前德、蔡世昌、肖明清三人之中，25岁的曾前德曾经担任过五年的小学教师和校长，文化水平最高，于是，这个年轻的后生便带领着年长的蔡世昌、肖明清一起重建酒厂。
虽说是重建，可由于三年的闲置，生产厂房早已破败不堪，原有的技术工人也不见了踪影，要想恢复生产，实际上就是在原址上从零开始。曾前德在工作笔记中回忆道：“经过三年的风吹雨打，木瓦房已是残垣断壁，四面通风，摇摇欲坠。”雪上加霜的是，酒厂不再是仁怀县工业局下属国有企业，而是供销社下属的一家集体企业。这一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供销社资金有限，只能拿出20元重建经费让他们买竹子箍酒甑子。
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技术，连原先经过成功实践的酱香酒酿造技艺，都因生产环境和能力限制而难以复用。饶是如此，路数全然不通的习酒人也不曾知难而退，反倒是拿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坚定意志，逢山开路，遇水搭桥。
穷则思变。资金不足，那就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因此三人奉行一个原则：能自己动手解决的就自己干，能找人帮忙解决的就找人帮。房屋破旧，那就动手修缮、补漏，如盖房顶、补墙壁、修地灶、整地坪等工作，他们无不亲力亲为。
在修缮过程中，对于无钱购买的木材等必需建筑原材料，便征得当地生产队队长同意，在周边生产队的山林砍一点木料。缺少生产设备，那就自己动手，打木甑、拼甑盘，制作木桶，一些木质生产用具都是他们利用房屋修缮时剩下的木材手工打造的，只有一口铁锅和计量器具是他们跑到30公里外的习水县城购得并肩挑背驮带回来的。拼拼凑凑，他们终于把设备装起来了。
没有粮食，就翻山前往10公里外的回龙粮站购买。不懂技术，就四处寻师问道，拜访赤水河两岸及周围的老酒师，不停地参观学习。在交通闭塞的山坳，公路不通、山路难行，三人的脚上起了水泡，肩膀磨出老茧；累了，和衣入梦；饿了，以粮充饥。三人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撑起了酒厂的一片天。
一切从零起步。
在众人的不懈努力下，仁怀县郎庙酒厂有了雏形，可谓“酒事俱备，寻重阳”。1962年9月，众人选在重阳节这个特殊的日子，庆祝酒厂正式重建。九九重阳节，寄予习酒人对酒厂的美好期盼：“九好，即酒好！”
彼时没有人知道，就是这次艰难的重建，让当时还是一家小作坊的习酒实现了关键性的复生。
习酒人历来所传承的勤劳朴实、艰苦奋斗精神，在三人起家时期就已经融入了酒厂发展的血脉之中。奉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的曾前德、蔡世昌、肖明清三位创业者及其他无数佚名的酿酒前辈，以卓绝勇气与艰勇毅力奋斗，在贫乏中创造奇迹，在荒原上起家；他们秉承习酒精神，搭建起事业基石；他们更是用勇毅与坚韧共同铸就了习酒君品文化的基因。
“莫道征程多险阻，笑将磨难作诗吟。”老一辈创业者慷慨豁达的苦乐之辩共同塑造了习酒的群体奋进精神，并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习酒人，成为习酒人共同的精神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