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艺术是人类生命特有的超越形式

艺术，是人类智慧、技巧、思想、创造潜力和追求梦想的象征性集合体，凸出显示人类终究不同于其他所有生命的基本标志，也是人类生命能够引以为豪的珍贵精神财富。德国哲学家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指出：“科学和艺术是人类为达到能动的生命这个目的的手段而存在。”

人，作为万物之灵，总是含有渴望、欲望和意图，尽管有生老病死的苦难和折磨，但始终内含生生不息的内在精神动力，心有期待和理想，有对于自由和幸福愉悦的追求，而且，“进一步说，人只能希望得到他爱的东西；他的爱是他的意愿和他的一切生活发展过程的惟一的、同时也是不容置疑的动力”。 艺术之所以成为人类生命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活动，就在于它集中地以“美”的创造，表现人类生命对真善美的始终不渝的爱的激情表达了人类生命意欲寻求安身立命的终极寄托和精神家园的真诚愿望。所有真正的艺术，一方面是创作具有形式美和风格美的作品，另一方面是艺术家本身在创作中以全心全意的“美之求索”的真情，表现出人类生命无愧于自身的崇高使命，力图通过艺术创作这种特殊的精神征服力量，彰显人类生命的崇高内在价值。

从人类学和考古学考察所得到的资料来看，最原始的艺术在人类形成时期的出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事实和有待进一步厘清的历史奥秘。不管今后对此进行的分析和探索能够获得什么样的结论，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艺术乃是源自人类本性的自然创造成果。也就是说，艺术是人类固有的本性的创造物，它和人类的其他创造物一起，构成人类天生具有的创造活动能力总体；其真正原始动力，既隐含人类本性与天地自然本性的同一性，又源于人类生命异于其他生命体而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但这还不够。艺术的奥秘，还超出人本身，尤其超越作为个人主体性的范围，应该在人类生活与周在环境各个事物的相互关系的网络中，在人的主体性的超越活动及其与周在环境各因素的互动中，寻求真正的根据和根源。

关于“什么是艺术”以及“为什么唯有人，才有可能创造艺术”的问题，不能仅仅在艺术范围内孤立地探讨，而是必须置于人类生命整体的性质及其整体活动能力的产生和发展脉络中加以深入考察。历史和考古的研究已经证明：最早的原始艺术都是同人类最原始的社会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人的最早祖先之一，是生活在7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他们在北京西南房山区周口店龙骨山及其周围生活了50万年之久，从他们在这一带留下的大量珍贵的文化遗物，可以断定，他们虽然还留有猿人的特征，但已经直立行走，手脚分工明显，能够制造原始工具，将石块打成粗糙的石器，把树枝砍成木棒，并群居在周口店茂密的原始森林，采摘果实，猎取野兽。北京猿人更会灵活地使用火。使用火不仅给他们带来光明和温暖，也孕育了人类文明。北京猿人在白天制造工具，到晚上返回龙骨山的山洞里，边烤火边休息，边用简单的语言加上手势，进行简单的沟通。北京猿人用下肢支撑身体，直立行走，上肢与现代人的双手相似，机动灵活。他们最简单的生活用具、狩猎手段、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组织在一起的方式，都可以说明，艺术的元素及其潜在表现，早已经隐含其中并广泛地显示在他们的生活之中。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通过对北京猿人洞第四层堆积中上部、下部的发掘，共出土可鉴定标本上万件。其中包括近4 000件石制品，原料基本为脉石英，另有水晶、燧石等，石制品类型包括石片、刮削器、砍砸器、断片、碎屑等。

北京猿人留下的文化遗产说明，直立的猿人已经知道如何制造工具，猎捕各种野兽，使用火加工食品、取暖并驱赶对自己有威胁的野兽，也使用简单的语言进行交往和组织分工等。

人类就在这种长期的生存中，与周围世界各种事物的交往和反复互动中，不断发展自己的智力，改善自己的生活和生存条件，同时发明了具有艺术性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具有艺术价值的工具和生活用品。由此可见，艺术从一开始就不是分离于人类其他活动的一种孤立的特殊创造活动，它的产生必须放在人类整个生活环境及生活行为的总体之中；人类对艺术美的追求，是自然本性，自然地包含在人类寻求自身更好的生活条件的整个创造活动中，它是人类特有智力及其在生活环境中不断自我超越的产物。

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根据日益先进的科学技术，把人类最早原始艺术的创建时间，一再地向前推进。与此同时，对于原始人类创造艺术的能力及其活动时间的各种猜测，也不断地产生许多不同的新看法，其中，最重要的发现是：艺术是在人类生存和生活中自然地与人类的其他各种活动一起，慢慢地、不知不觉地、滋生出来并实现自我完善的。

在2018年，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时代的原始艺术，就是在印尼苏拉威西岛马罗斯地区的洞穴（caves in the district of Maros，Sulawesi，Indonesia）中发现的40 000多年前的石洞壁画，据推测那是由手工模板和简单的几何形状构成的。 ^[7]

然而，在2021年后，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又陆续有新的发现，认为在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上一个描画猪头的洞穴壁画，可以说明人类创造洞穴艺术的历史，还可以再往前推进5 500年，即45 5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 ^[8]

至于原始人所创造的“非具象艺术”（Non-Figurative Art），则可以上溯到64 000多年前。2018年的一项人类学研究宣称，伊比利亚半岛最古老的非具象洞穴艺术实例的年龄为64 000年。在西班牙马尔特拉维索、阿代尔斯和拉帕西加的洞穴中发现的三个红色非象征符号，这些符号是由尼安德特人制造的。 ^[9] 如果原始非具象艺术品的出现比具象艺术更早的话，那么则更进一步说明原始艺术的创造，乃是人类特有的智力及其对优化生存的追求的重要表现，因为只有人类智力，才使人有能力尝试探索非现实化和非形式化的想象图形。

2018年11月，科学家们报告说，在印度尼西亚婆罗洲岛的“耶利基萨列洞穴”（Lubang Jeriji Saléh）中发现了一副古老的具象艺术画，有超过40 000年（可能有52 000年）的历史，画的是“一种未知动物”。然而，在2019年12月，描绘在苏拉威西岛马罗斯·邦开普（Maros-Pangkep）地区喀斯特地形中的一只猎猪的具象洞穴壁画，至少已有43 900年的历史。这一发现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讲故事图画记录和最早的具象艺术品”。 ^[10]

在法国南部拉斯科岩洞（Grotte de Lascaux）和西班牙北部阿尔塔米拉岩洞（Cueva de Altamira），也发现介于30 000年前到12 000年前的洞穴壁画，描画跳跃中的动物（欧洲野牛、公牛、矮种马和公鹿等）。这些洞穴壁画所要表现的主题，就是“运动”，几乎所有的壁画都在描画动物的跑、跳、吃草、反刍，以及被猎人逼入绝境的动作。那些原始人使用他们灵活巧妙的手来表现各种运动的态势，逼真动人。此外，他们还特意集中描画动物腿部和颈部肌肉的运动状况，并利用穴壁表面凹凸不平的特点，成功地创造出令人惊奇的3D立体效果！这些壁画的令人惊艳之处及其引人入胜之魅力，绝不亚于悬挂在世界著名博物馆中的任何一幅名画！

在中国，大量发现于古墓的壁画等艺术作品，也同样显示出人类创造艺术的天生自然本领。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原始人和古代人创作这些艺术品的动机为何？他们的兴趣何在？难道仅仅是由于他们已经有闲暇时间，为打发时间，随兴而信手描画而已？事实上，上述各个洞穴并非全部都是用来居住的，因此，所谓“观赏的兴致所为”或“纯粹的观赏审美快感”之说，都可以排除在外。考古资料说明，这些洞穴壁画都是在洞穴中最黑暗和最难以接近的地方。而这些原始人通常是住在洞外或洞口，洞穴内部仅仅是他们的季节性蔽身场所，而且，即使是为了避寒或避风雨之灾，他们也仅仅居住在洞穴入口不远之处。还有迹象说明，壁画作者在完成自己的作品之后，并不太重视这些作品，因为考古也曾经发现他们多次在旧有的壁画上，又重新绘制其他作品，对原有作品毫无眷恋之意，更无重新“鉴赏”之意。

因此，有些学者猜测，原始人的洞穴壁画是“人际关系的玄妙象征”，认为洞穴壁画作者已经是最早的“社会哲学家”，他们试图以象征性图像说明他们的社会关系，以应付当时社会结构的需要。以此为基础，人们试图通过壁画，以“欧洲野牛”借喻“女性要素”，“马”则借喻“男人要素”，而壁画中围绕在大型动物周围的小型动物，则借喻那些集聚在大型领袖人物周围的低层次人物群。虽然这些解释有些牵强，更说明不了为了表达人际关系，壁画作者为什么不直接描画人，而是要通过曲折的象征手段通过动物来表现人。

除了以上各种分析，更具说服力的，就是把洞穴壁画看作原始人的“交感魔法”（sympathetic magic）的表演记录。本来，所谓“交感魔法（术）”是建立在“心想事成”的信念上，认为某人可以在心理上与他们相关的事物或行动发生“交感”，以此表现原始人狩猎野兽时的情感和认知程度。而且，考古学家还在洞穴壁画附近，发现类似于祭祀活动的痕迹，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狩猎过程有可能与祭祀活动同时进行。各种迹象表明，洞穴壁画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品，还与当时原始人的生活、思想精神活动及周围环境各要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这些洞穴壁画反映了当时原始人的狩猎社会，已经存在相当规模的专业分工和社会分层，因为洞穴壁画的实现及其诱人的感染力，不是当时所有的人都可以做到的；其中的艺术细节，特别是壁画的黑色线条及其图形颜色，必须使用碳棒描画并使用类似黏土的矿砂来表现黄色、红色和棕褐色，让泥土色料和油脂混合起来，然后操用类似于画笔的绘画工具。这就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专业的手工技艺人员，其使用的工具必须经过较复杂的加工和制作，而他们的制作能力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艺术品位。

所以，早期原始艺术表明，艺术是在同人类本身、人类社会整体及其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中不知不觉地产生出来的。

当然，人是极其有限的一个生命，也难免包含缺陷，因此难免有“可错性”（fallibility）或一时的失足，也有可能做坏事或犯罪。因此，作为个人，不可能绝对完美，不可能没有缺点；但他终究属于宇宙生命整体的一员，可以也应该随着“他人”和“众人”以及“万物生命”一起，追求整体生命的完美，追求绝对和无限，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因为人类生命本来包含一种能够自燃并冉冉转化为熊熊烈火的“精灵”，以其自身的光和热，照射生命之道，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走向绚丽的康庄大道。就在追求完美的大道上，法国诗人兰波（Jean Nicolas Arthur Rimbaud，1854—1891）说出了心里话：“我们知道，爱就是去不断地再创造。” ^[11]

人的本性中本来隐含“爱”的种子或基因，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所说：“爱情，作为一种大家共同的兴趣，作为对于每个人而言赋予生命以强度和意义的东西，我认为，它不可能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赠予生命的礼物。” ^[12]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勤于思考和情深义重的人，才能为了超越自己的命运而随时向往更高尚和完美的心灵，渴求转变和提升，热切向往冰魂雪魄般的纯洁心灵，企盼自己的良心达到至善若水的程度，以满足生命的夙愿而平静地回归到自然。这就使人类生命获得了永远超越的可能性，为人类创造活动，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正是艺术，可以把人提升到创造者的高度，使人成为一种“精神征服”的强大力量，让人类因自身的创新能力而闪射出激励人心并持久留存记忆内的一道金光，一道从黑暗的命运中喷薄而出并可供众人分享的激情兼同情的亮光！

历史，特别是艺术史已经证明：凭借艺术的神奇力量，艺术如同生命自身，以其更新不已的形式，一方面摧毁各种难以使人挣脱的顽疾和习惯，另一方面又加强崭新洞察力和提供新的生活方式。正因为这样，人类生命，作为赋有创造各种潜在美的本体基础，受惠于艺术而观广探微，以其强大的征服能力，战胜各种邪恶，为人类生活开拓无限广阔的美景。

法国现代艺术评论家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1821—1867）在其诗歌《太阳》中，严肃壮烈地表达了艺术家生命自我超越的决心。他认为，艺术家必须像太阳一样，既是万物生命的“养育之父”，又是“萎黄病的仇敌”：

在田野上把虫儿和玫瑰唤起，

它让忧愁升上天空四散飞扬，

让大脑和蜂房里都灌满蜜糖。

是它使扶拐者重新变得年轻，

像少女们一样快乐又温情，

它还能命令谷物生长和成熟，

在永远想开花的不朽的心里！ ^[13]

波德莱尔在另一首诗中又说：

为了射中神秘本质这个目标，

箭筒啊，我还要把多少箭射歪？

我们费劲了心机，细细地图谋，

我们把许多沉重的骨架毁弃，

然后才能静观伟大的创造物，

它可怕的欲望让人呜咽不止！

……

唯一的希望，奇特阴森的殿堂，

是死亡像一个新的太阳飞来，

让他们头脑中的花充分绽开！ ^[14]

真正的艺术家，就应该像波德莱尔那样，为了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付出自己的一切，甚至敢于付出自己的生命，不怕艰苦环境和死亡的威胁，积极实现自我超越，主动进行创造。

在人类历史上，艺术的产生及发展，原本源自人类生命自身的内在创造力量，是人类生命生生不息过程的一种表现形式，更是人类生命中精神和心灵的创造力量的体现。人类社会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人类生命的自我创造精神也呈现为不同的艺术形式。艺术展现人类生命自我创造精神的途径及表现形式，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呈现不同的形式。而且，艺术在展现人类生命内在创造精神的时候，也往往会遭遇实际生活的不同状态而产生多样的表现形式。当人类社会在遭遇内外危机的时候，艺术的表现形式也会发生变化。

通常把艺术笼统地当成人类创造的产物，是不够精确的。应该说，艺术创造归根结底是人类生命中精神创造力量的产物，是人类内在精神创造力量的测量器，同时也是社会各种危机的晴雨表。

只要有人类，只要人活着，就会有艺术，艺术也将时时更新，无限地追求完美境界。正如黑格尔所说：“艺术家创造的想象，是一个伟大的心灵与伟大的胸襟的想象，它用图画般的明确的感性表象，去理解和创造观念和形象，显示出人类的最深刻最普遍的旨趣。” BfZuSevfIWoJGxOHBuxRTEBynJOIhRWOFO+kiv6jzqRZnVlotcBRHtHNryTFBI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