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当代艺术的社会文化基础

由杜尚发动的西方艺术的当代创新运动，是十九世纪末开始的西方现代艺术改革运动的继续和延伸，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在艺术领域的表现。杜尚所推动的当代西方艺术的革新，展现了西方当代艺术和西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危机的特征，一方面含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启发了从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的其他艺术革命，为西方艺术走出原有的传统框架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当代西方艺术革新本身所隐含的内在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代西方艺术新发展的潜在危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十多年之后，西方各国不但没有真正克服原有的内在危机，反而使之变得更加尖锐，并很快就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结果，使英、法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更加矛盾重重且日益衰落，这也促使美国从三十年代起进一步发展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霸主”，并试图操纵西方当代艺术的革新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自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后爆发的世界范围内首次大规模的非正义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于1914至1918年间，战争虽然是在德、奥、意等“同盟国”与英、法、俄等“协约国”之间进行，但战火遍及欧、亚、非三大洲，约有三十多个国家和15亿人口被卷入战争。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因为战争是为了争夺全球范围内的殖民地统治权，旨在重新瓜分世界并争夺全球霸权。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由于它们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垄断集团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争动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产品，使用了各种新式武器，成为世界战争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作为西方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的西方艺术面临新的矛盾和危机。战争所引起的思想波动和情感危机，直接动摇了西方传统思想文化的核心理论和原则。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与当时西方艺术的矛盾和危机息息相关。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所形成的西方人文社会思潮，乃是西方艺术创作的思想根源和基本指导思想。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生命哲学、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意志主义等，直接成为西方艺术中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半个多世纪的现代艺术，已经酝酿了西方艺术的重大变革，这一变革的特点，就是从原来强调以对现实的自然素描为基础的各种现实主义，逐步过渡到玩弄艺术创作中的光线和色彩技巧，注重光影的神妙变化过程以及对看不见的“时光”的“印象”（Impression），强调“瞬时即逝的印象”以及变化无穷、捉摸不定的气象变化现象，重点表现艺术家的内在感受，并力图使之成为永远活跃的瞬间生命体验，反对传统艺术注重于事物的稳定结构，也反对传统艺术直接把外在对象绘制成艺术作品的做法。在印象派看来，艺术创作技巧只有在艺术家面临特定环境时激发出的瞬间激情中才有意义。而且，他们还主张以生活世界中的平凡事物作为描绘对象，把生活中最敏感的眼睛作为创作灵感的主要源泉，重点表现艺术家眼睛所直接感受到的光彩变动的奇妙效果，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法国艺术家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马奈（Eduard Manet，1832—1883）、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1834—1917）、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1841—1919）、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等人，他们都坚持到户外创作，他们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在阳光下、在活跃的生活场合中创作出来的。

莫奈等人所开创的印象派，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为“后印象派”（Post-Impressionism）所继承和发扬，他们不满足于印象派对光和色彩的关注，而是进一步要求在创作中发挥象征性的作用以及作品中的抽象功能和效果，并更多地要求艺术的创造精神以及展示艺术家精神状态的层面，试图彻底批判传统西方艺术的自然主义和实证主义原则，突出艺术在呈现人类精神活动方面的特殊功能，主要代表人物就是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梵高、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1859—1891）等。他们虽然各具特色，但是在绘画技术上，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利用不同色块的搭配和对比来显现画面立体多维化的元素，他们不再固守印象派光波变幻的主题，开始借助线条和画面结构来传达个人的艺术神韵及对世界的感受。

塞尚，作为这一画派的首要人物，充分发挥了此前早已出现的“纳比学派”“新印象派”“象征主义”“分隔主义”“阿凡桥学派”等在改革绘画方面所积累的成果，特别强调绘画中画家画笔的运用技巧，以特殊的精细画笔、细腻的笔触和富于变化的走刀技术，表现创作对象的各个层面及不可见的内在精神生命，同时还要表现艺术家本人的情感世界的变化及对创作的决定性影响。

显然，以塞尚为首的后印象派成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西方艺术的关键“桥梁”。他们的艺术成果是西方当代艺术在艺术创新方面的重要标志。

凸出二十世纪初以前的西方当代艺术的成果及特征，主要是为了显示二十世纪初之后的西方当代艺术走向没落的特点。从莫奈到塞尚，都是具有艺术天赋并努力献身于艺术的艺术家。他们不但个人品质优异，敬畏艺术，精益求精，而且也致力于艺术的创新事业。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艺术普遍形成创新高潮。在此期间，“立体派”和“野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毕加索和马蒂斯（Henri Émile Benoît Matisse，1869—1954）异口同声地宣称“塞尚是我们这一代画家的共同父辈”。 ^[10]

但是，塞尚等人在十九世纪末所倡导的艺术革新，在欧洲艺术界的影响力，仍然是有限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充满各种危机的西方社会，经不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重打击，欧洲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长期一蹶不振，恰好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趁机发战争财的美国，提供了控制欧洲的时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加惨烈，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欧洲从此不再是“西方世界的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把各种极端的社会心理矛盾进一步激化起来，使之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艺术变革的思想基础。艺术变革从此走上邪道：各种“非艺术”和“反艺术”思潮泛滥开来，像脱缰的野兽一样，在艺术界横冲直撞。各种艺术怪胎相继出现。再加上各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艺术变革”变得更加歇斯底里化。 TeyR3uh6X7FSizwgYa1o7bSpvMPLS/EsQXw0xxx2XPfBcXvLEwzaVFDxzV4Iua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