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艺术史的历史阶段

从宏观历史发展长程来看，人类艺术的发展，经历了“原始艺术”（大约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前五千年）、“古代艺术”（从公元前五千年到公元一千年）、“中世纪艺术”（从公元一世纪到十六世纪）、“文艺复兴艺术”（十四世纪到十六世纪）、“近代艺术”（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现代艺术”（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当代艺术”（二十世纪至今）七个阶段。以上各个阶段之间，有时难免出现时间上的交叉和重合，历史分期的划分并不能完全正确概括艺术发展的历史阶段性，但从实用的角度，这样的划分还是比较简明扼要的。

人类艺术的实际发展过程，并非完全是连续的或直线性，也不完全呈现向上单向“进步”发展的趋势，而是充满很多间断性和断裂性，也存在曲折、重复、回退和倒退现象。而在发展中，艺术变化的形式和模式，也并非单一性，更不完全符合规律性，而是曲折复杂，充满偶然性的。在很多时候，艺术会出现“凝固不动”的状态，也产生突发性的“蜕变”，即出现一系列难以解释的“变形”或“神奇转化”（Avatar）。艺术历史发展中的各种变化，其形式是多样的；其性质，是难以使用同一标准来区分或“分类”的；其变化原因更是难以用简单的归纳概括来说明。这种复杂状况，恰恰表现了当代艺术创造的独特性，也展现了艺术本身与人类理智情感之间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关于这一点，德国浪漫主义哲学家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1775—1854）曾经指出：美感是一切创造的真正动力基础。“我们所设定的创造的一切特征，都会在美感创造中汇集在一起”。 “激起艺术家的冲动的，只能是自由行动中有意识事物与无意识事物之间的矛盾，同样，能满足我们的无穷渴望和解决关乎我们生死存亡的矛盾的，也只有艺术”。 自由是艺术创作的核心精神。而实现自由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超越各种界限和限制，一方面使主体的生命力量，包括感性和理性、意识和无意识、情感与意志、本能与经验能力等各种生命因素或力量，都能够首先在生命活动内部，实现相互融合和交流，并相互促进；另一方面，又能够在生命体与外界力量发生各种不同关系的时候，促使生命内在因素能够超越限制而实现内外力量的结合和流通，实现生命本身及周围环境各因素的更新。

所以，艺术哲学和艺术史所探索的，与其说是艺术本身，不如说是以艺术为基本形态的“绝对”，一种可以称之为“唯一和大全”（Ein und Alles）的整体存在本身。艺术，归根结底，就是一种作为万物存在范本的“自在”，是以其自身的存在，无需他物为条件，就可以确立其自身存在的“绝对存在”。“对哲学家来说，艺术是直接产生于绝对中的必然现象”。 换句话说，艺术是万物原始存在的基础，是万物存在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是世界整体能够不断自我生产、自我更新的最美样本。在这个意义上说，艺术就是作为世界万物原始根基的“绝对”的自我直观和自我展现。

艺术的复杂性和根本性，使我们在分析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的西方现当代艺术的演变过程及社会背景时，必须跳出艺术本身而直接从哲学本体论进行探讨。应该说，从西方近代艺术到当代艺术的转变，显示了最复杂和最不确定的性质，这些现象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突出。这就显示了近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的转变的极度复杂性，一方面特别集中了历史上所有艺术转变的特点，重复了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乎所有艺术形式；另一方面又冒现或涌现出大量前所未有的现象，各种偶然性、突发性、不确定性等，都集中在西方近现代艺术到当代艺术的转变时期内。

法国艺术评论家伊莎贝尔·德·梅森·罗格（Isabelle de Maison Rouge 1962—）指出：“当代艺术作品都是出于艺术家本人的个人意向，都是在从摇摆不定的内在意愿的‘游动性’中产生出来的，其中深含无可压抑的狄奥尼索斯酒神似的狂妄和足以冲破一切障碍的内心启示的力量，也源自横冲直撞的情欲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有利于创造性冲动对理智的反思过程的超越。” ^[8]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艺术史家纳塔莉·海因里希（Nathalie Heinich，1955—）试图对这一时期西方艺术状况的特点进行总结，她说：“现代艺术是对‘再现’（Representation）规则的挑战，当代艺术则干脆质疑‘艺术作品’的概念本身。” ^[9]

正因为这样，娜塔莉·海因里希认为，杜尚的作品《喷泉》是开创当代艺术的首要标志，是西方艺术从现代艺术转向当代艺术的关键时刻。从杜尚之后，西方艺术的不断变革，已经不是原有历史意义上的变革，而是以“拒绝”或“缺席”为主要形式的激进变革，完全不再保留美术史前期所提供的各种延续性形式和范式，使变革中的当代艺术变成彻底脱离常规和历史模式的新奇创造物。不但艺术品本身完全不像一般艺术品，而且连创造艺术品的途径、方法和原材料，也完全异于过去的艺术。

从杜尚以后，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代艺术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是前所未有的崭新形式。一切与传统艺术相关的规定、制度、原材料、方法、尺度、标准和风格等，都被这一代艺术家们所摒弃、拒绝、否定或重构。他们不再用传统艺术创作所使用的材料和原料，彻底摆脱美术博物馆制度的约束，直接向传统艺术创作的各种标准和准则发起挑战，竭力抵制各种旧形式，创造崭新的艺术风格，蔑视各种艺术典范和各种艺术荣誉，甚至以自身成为“众矢之的”而自豪。整个艺术界，似乎重演了公元一世纪前后希腊思想文化的衰落和同一时期内出现的“犬儒学派”（Cynicism）及其玩世不恭的生活和创作态度，丝毫不顾社会公众所公认的社会伦理标准以及艺术界的各种规则和批评。他们无视他人的看法和态度，以“我”为中心，对世俗的一切，进行全盘否定，强调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那么也就没有什么是要不得的。由此便从对世俗的全盘否定转向对世俗的照单全收，甚至接受所有那些最坏的、最不知羞耻的观念和行为。 iwOkqUAoanGaDRwEcZHE6yRc+p9pwtynXYWAaZqaRhVH5nD2pr2zQ/g4aC8uI2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