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作为西方思想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思想对西方现代社会各种观念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中世纪思想文化的发展，构成了西方思想从古希腊罗马奠基，并经由中世纪向启蒙运动等现代思想观念转变的重要阶段。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不断积累和思想融合，成为现代欧洲形成的重要条件。有学者就指出，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西方”诞生于中世纪的11—13世纪，并且深受以《圣经》为主的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其深刻性及智识性堪与古希腊哲学思想比肩。中世纪形成的犹太-基督教文明与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一道，共同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要素。由此，欧洲倡导科学及社会进步的现代性才得以发展，国家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并以自由民主制的模式组织起来。
也有学者认为，基督教思想是欧洲现代性思想形成的重要源泉，这些“近代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有关自由、民主、理性的思想……构成了欧洲近现代社会改造运动的根据与尺度，并且最后成了构建国际法则和国际秩序的根据。……欧洲启蒙思想家们借以批判世俗专制与教会专制的那些核心思想恰恰是从基督教信仰中培育、化解出来的”
。就此而言，对于中世纪思想发展的认识，不能仅仅将其看作西方历史发展中的某个时间构成阶段，而是要将其置于西方思想发展变迁的整体脉络中加以考察。对此，有学者就指出：“中世纪不完全是一个时间概念，它主要是一个文化概念，指基督教文化。中世纪哲学指以基督教文化为背景的哲学。公元2—16世纪基督教经历了传播发展、取得统治地位、影响衰退的过程，与此过程相适应的哲学的诞生、发展、分化与衰落的全过程就是中世纪哲学。在这种意义上所说的中世纪哲学与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在时间上有交叉关系，2—5世纪是古代哲学与中世纪教父哲学交替时期，15—16世纪是中世纪晚期哲学向近代哲学过渡时期。”
因此，本书从作为思想文化概念的中世纪出发，将其与古希腊罗马思想和后续的启蒙主义思想连接起来，进而在中世纪思想文化与古代和近代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中，考察中世纪文化思想的特征。当然，对于西方传播思想发展的考察，也不能脱离这个总体特征。
中世纪早期，欧洲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加之日耳曼统治者的征服战争和内外政策使得欧洲文化教育日渐落后停滞，辉煌的古罗马文明遭遇重创，文化发展严重衰退。基督教会的教士僧侣们垄断了知识交流和传播的权力，不断通过强制传播手段，使得基督教观念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罗马教会充分利用在政治上的优势地位支配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从而使哲学、科学、教育、文学等领域的思想观念都服务于神学。
罗马教会为了达到控制人们思想的目的，极力宣扬来世主义、禁欲主义与蒙昧主义，鼓吹“由于信仰才产生知识”，把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视为“异教”邪说，肆意摧残。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甚至说“不学无术是真正虔诚的母亲”，并下令焚毁罗马一所藏书丰富的古老图书馆，严禁人们阅读古代作品、研究数学等知识。在教会的怂恿下，许多古代艺术珍品和书籍惨遭毁坏，一些僧侣把写在羊皮纸上的古代手稿文字刮去，在上面抄写神迹故事和修道院的编年史等。教会的思想专制统治，使得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都具有浓厚的神学色彩。教会的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的词句在法庭中都具有法律效力。
罗马教皇和天主教会通过宗教掌控钳制人们的思想和信仰，把其他一切与教会抵触的新思想斥为异端邪说。同时，由于在政治、经济利益上教会与世俗贵族的合流，下层普通民众遭受教会与帝国的双重压迫，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各种宗教异端派别层出不穷。教会采取了公开谴责、放逐、囚禁、开除教籍、烧毁论著等各种方式对异端进行压制迫害，在1231年天主教会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决定并由道明会设立的“宗教裁判所”，就是侦查、审判和裁决被天主教会认为是异端学说的法庭，负责监禁和处死异见者。教会对于思想和言论的控制还体现在出版审查上，教会通过开列各种禁书目录，从而使得思想控制变得制度化。5世纪初，教皇英诺森一世给图卢兹主教开列遭禁的伪经书目，就是教廷发布的第一份禁书目录。此后各类由教会开列的禁止阅读书目不断出现，教会命令人们不得阅读和私下研究被查禁的书籍。这种由教会掌握真理和信仰的解释权，扼杀了个人思考的权利，强化了教会在思想文化领域内的专制主义，巩固了教会对于思想领域的控制。因此，欧洲中世纪除了连绵不断的战争、此起彼伏的瘟疫之外，残酷的思想钳制和宗教迫害也充分体现了其黑暗的一面。对于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控制，更是中世纪传播思想研究中不可忽视的内容。
在中世纪的欧洲，拉丁语是通用的宗教语言和学术语言，拉丁语官方语言地位的确立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中世纪文化的形成。拉丁语属印欧语系罗曼斯语族，最初是意大利中部台伯河下游拉丁姆部族的语言。从罗马城建立到公元前509年罗马共和国建立的这段时期被称为“王政时代”，此时罗马部落制国家的势力和拉丁语的使用范围仅限于拉丁姆平原。而此后，罗马逐渐统一了意大利半岛，向地中海地区大规模扩张，并在公元前2世纪前后，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霸主。在公元前1世纪末，罗马帝国疆域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至非洲北部，北达莱茵河与多瑙河一带，地中海成为帝国的内海。随着罗马疆域和势力范围的扩大，罗马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拉丁语也走出了小小的拉丁姆平原，成为西欧、南欧、小亚细亚、北非的官方、行政、司法语言，而且成为主要的学术语言，甚至是罗马军队的唯一语言。
随着古罗马帝国的没落和基督教的兴起，教会逐渐控制了公共生活甚至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知识和思想传播也不无例外，希腊罗马传统的修辞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詹姆斯·J．墨菲指出，中世纪三大修辞艺术形式主要体现在布道、书信艺术和诗歌艺术。这三种艺术形式都借鉴和修改了古希腊罗马修辞艺术特别是西塞罗的修辞思想，从而应用于当时的欧洲社会。修辞学教育是中世纪学校教育必须学习的内容，在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个世纪，马尔奇安努斯·卡佩拉接受了瓦罗的分类法。卡佩拉约在410—439年写了一部教育百科全书，并在中世纪早期被指定为学校的主要教科书。书里提到的作为中世纪教育科目的“七艺”，比瓦罗早先提到的“九艺”少了医学和建筑，具体包括逻辑、语法、修辞、数学、几何、天文、音乐七门课程，其中前三项课程都是为“演讲术”而服务的。为了培养学生的演说才能，中世纪教育向学生传授修辞学和演讲术。修辞学教育依然延续古希腊罗马的修辞学传统，主要使用的教材有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西塞罗的《论演说家》、威尔逊的《修辞术》、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老塞内加的《诵读集》等。此外，辩证法方面用的是波菲利的《绪论》或《导论》、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和《解释篇》，以及波埃修斯对这两篇的评论。
实际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在十字军东征和威尼斯人占领君士坦丁堡后才流传到西欧的，并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后得到广泛传播，因此在中世纪的早期，西欧人可能还无法读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除了世俗人文知识的学习，中世纪的修辞学还被运用到基督教宗教教育中。宗教教育一般包括三个部分：教义、教理和教礼。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且宣布其为国教。公元529年查士丁尼大帝下令关闭最后一所雅典学园，标志着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终结，以信仰为核心的中世纪基督教时代的开始。中世纪时期“经过一系列的文化整合运动，逐步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为欧洲所共有的中世纪宗教文化形态，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基督教文化和蛮族文化共同构成了它的三大起源。其中，基督教作为旧世界文明的继承者和保存者，为中世纪文明奠定了最主要的根基，从而成为中世纪文化的核心”
。中世纪的修道院学校、主教学校为了培养信徒，将修辞学教育也作为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以教会他们如何使用拉丁文起草各种教会文件和撰写政府、法律文书。奥古斯丁的《论基督教教义》标志着基督教修辞学的滥觞，被誉为“第一本基督教修辞学手册”。他的理论摆脱了古典修辞的体系框架，从基督教意识形态的总体要求出发，通过“宗教为体，修辞为用”的原则，对传统的修辞学和演说理论进行了改造，以适应基督教布道的需要。他的修辞思想影响深远，在他之后的一千多年中成为基督教话语观念的核心。
中世纪教会和封建贵族统治者为了培养上帝和王权的服务人员，也开始兴办修道院学校。中世纪早期教会的知识控制使得罗马时代公共学校不复存在，甚至也没有什么教育和文学活动，仅有少数修道院和主教家庭内部尚保留了学术研习和知识传授的习惯。约公元529年，西派教会的隐修士本尼狄克创建了他的第一所修道院，并制定了相对完备的规章制度，在修道院的基础上建立起学术中心和图书馆。
查理大帝于公元8—9世纪时期通过立法设立修道院学校时，教育依然由教会控制。古罗马学者瓦罗讨论的罗马帝国晚期的教育包括语法、逻辑、修辞、几何、算术、天文、音乐、医学和建筑的“九艺”等内容，这些教育内容在中世纪教育并未延续，后来仅有语法、逻辑、修辞保留下来。约在公元5世纪左右中世纪的教育包括语法、逻辑、修辞、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的“七艺”等内容。中世纪哲学家波伊提乌建立了中世纪教育课程设置基础，将其分为“四艺”（quadrivium，即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和“三学”（trivium，即语法、修辞学、逻辑学），并为这七门“自由技艺”撰写了拉丁文教材，此后几个世纪中教会学校均使用该教材。
中世纪学校的形式主要有总教堂（或主教学校）和修道院学校。总教堂（主教学校）由主教和校长共同负责，它的学生由不同年龄段的男性教士构成，旨在培养他们成为神父，他们和教堂牧师会成员一起生活在教区总教堂。公元789年查理大帝的敕令中写道：“教士非但要把身处奴隶状况的儿童，而且还要将自由人家的子弟都吸引到自己身边来……在每个主教的教区及每所修道院，均应教授圣诗、音乐、歌曲、日历推算法以及语法，并应精心修正经书。”
修道院学校主要承担抄写经书、研究神学、编纂地方历史等文化任务，诵读和抄写也是修道院规章中修士们必须执行的日课，修道院学校的课程设置与总教堂学校大致相同。在罗马古典学校教育彻底消亡后的7世纪至8世纪中期，教会学校是中世纪西欧唯一的学校和文化中心，有文化修养的人必定是教士或修道士。因此，教会学校成为中世纪知识传播的主体，同时也为文艺复兴后开始的欧洲大学教育做好了准备。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修道院成为学术中心和图书馆，为保存文化典籍和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例如，12世纪多米尼克建立了“多米尼克修会”，该会组织严密，规章明确，热心于学术、布道和教学，尤其注重在有大学的城镇中活动，并且有许多会员在大学里担任教职，因而传播迅速，势力强大，影响广泛。事实上，中世纪的修道士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他们通过宗教隐修和禁欲获得较高的道德声望，从而吸引大批的追随者，借机传播基督教和其他文化内容。
中世纪的知识传播媒介主要是口语传播和手抄文字。口语传播媒介在中世纪宗教传播活动中依然扮演着主要角色，以宗教内容为主的传信、布道、祈祷、诵经等活动，都是在口语传播的基础上完成的。在印刷书籍出现之前，中世纪知识传播媒介主要有纸草书和羊皮卷等手抄书。纸草是古埃及人发明的书写材料，后来传入古希腊罗马，同时也推动了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传播。纸的英文paper、法文papier，以及德文papier都源于纸草（papyrus）。羊皮卷是用羊皮做成的纸，故称“羊皮卷”。8世纪中叶以后，羊皮卷已基本取代纸草书而成为欧洲主要的文字传播媒介。但是，羊皮卷的成本非常昂贵，抄完一本《圣经》需要大约170张小牛皮或300张羊皮，成本很高。如果说纸草书代表了古典文明，那么羊皮卷则代表了西欧的中世纪文明，后人也正是通过保存下来的羊皮卷了解和研究西欧中世纪文明。
通过手写使徒书信、修士抄书以及其他非教会人士抄书，知识和各类信息得以传播。早期基督教为了扩大影响，高度依赖书面文件传播教义、指导信徒、开展辩论和解决争端。公元1世纪中期，地中海沿岸的基督教会之间就开始不断地交流信件和其他文件。《圣经·新约》中的27篇中有21篇是信件（即使徒书信），其余6篇中也有2篇含有书信。基督教徒书写的书信流传后世的约有9 000余封。手写书信成为早期基督教传播的主要手段，因此基督教徒有时被称为“信书之人”。这些书信中最为著名的是由早期教会的重要首领、被称为大数城的保罗（Paul of Tarsus）所写的使徒书信，在《新约》中的21篇使徒书信中，就有14篇据说是出自保罗。显然，这些手写的使徒书信是基督教广泛成功传播的主要媒介形式。
此外，手抄书籍也主要由修道院的修士们抄写，这一方面是因为修道院拥有大量藏书，另一方面，修士们能读会写，又有精力和兴趣抄写书籍。修道院既是知识交流活动的中心，也是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无论基督教的经典著作，还是异教徒或世俗人士的作品，都是修士们抄写的内容。许多修道院的修士夜以继日、认真勤勉地伏案抄书，更有一些修士把抄书作为毕生事业。此外，西欧中世纪后期从事抄书活动的还有专门以抄书为业的抄书匠。贵族藏书家通常会雇用大量抄书匠，抄写书籍以增加自己私人图书馆的收藏数量，当时的图书馆都设有抄写室，专门用于书籍的抄写与装订工作。也有的书商自行开设抄写室，雇用抄书人进行抄书，从而大量复制书籍。雅各布·布克哈特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也写道：“随着15世纪的到来，开始有了很多新发现，有了用抄写方法系统地制作出的许多丛书。”
在中世纪后期的欧洲，抄书活动变得非常频繁。抄书者既有教会人士，也有非教会人士。社会上有抄书活动，大学里也有抄书活动，所抄之书种类也非常繁多。
中世纪传播史学者詹姆斯·博克对中世纪后期大规模频繁抄书的原因也进行过研究。他认为13世纪乃至其后人们大量抄书的原因，一是不断有新的知识出现，二是当时人们的经济与文化水平都有所提高，对手抄本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了。
这些各类的手抄文字成为中世纪信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重要媒介，反映了中世纪社会传播的基本状况，也是研究中世纪文化传播的主要途径。从其内容看，西欧中世纪后期的抄本书籍不仅有古典学者的知识成就，也有中世纪学者知识成果的总结。事实上，也正是这种对书籍、小册子、传单的需求的增加，特别是15世纪中叶关于文法和宗教法的书籍需求的增加，直接导致了印刷术的发明和普及，引发了人类知识传播的革命，也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前进的进程。
以至于11世纪左右，随着城市的兴起以及反封建斗争的高涨，为了适应新兴市民阶级对文化知识的需要，西欧各地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大学，逐渐成为欧洲知识传播、文化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
作为西欧社会本土的产物，公元12—13世纪出现的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是在教育行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随着欧洲社会的发展，欧洲的思想和知识传播普遍恢复了活力，由教会垄断的教育无法满足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同时欧洲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乡镇等出现了各类行会。在此基础上，由教师、学生等组成的“公共讲习所（studium generale）”也成为从事知识和思想传播的行会，这些职业化的教育行会组织则成为欧洲大学最早的形式。教育行会由国王或教皇颁发特许状，从而获得居住权、免税权、司法自治权等各类权利。这些获得特许权、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法人行会，拥有各自的法规、印章和管理机构，以及固定的课程和学位授予程序，主要从事知识的交流和传播，并在欧洲的商业城市形成了知识传播中心。
公元12世纪后期，欧洲这些交通便利、商业发达、物产丰富的巴黎、博洛尼亚、牛津等城市，因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发达的经济，发展成为教育组织的中心。这些知识中心吸引了大批知识者的到来，也正是这些重要的学术中心孕育了新的教育组织。如牛津是英格兰境内几条道路的汇合处，属于战略要地，王权和教会也十分重视，公元1100年国王亨利一世在牛津建立了行宫。牛津的商业活动非常活跃，城内拥有3个教会机构，有织工行会、皮革行会以及犹太团体等。
[1]
这些发达的商业活动、充裕的物质生活的保障是吸引各地教师和学生到来的基本条件。此外，相对浓厚的知识氛围、教育传统以及拥有著名的学者等，则构成了能够成为学术教育中心的根本因素。随着大学组织机构的逐渐完善，大学已经成为欧洲文化生活的重要构成，成为传播思想观念的重要组织，是真正的知识生产和交流的场所，并为欧洲社会培养训练了大批知识精英。14世纪以后，由于大学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国王或教皇创办的大学迅速增加。14世纪由国王或教皇颁布训令而建立的大学约有22所，15世纪建立的有34所大学。到中世纪末期，欧洲各地至少建立了80所大学。此后大学成为欧洲主导的、无可争议的高等教育机构，成为从事知识生产传播的中心。
欧洲中世纪大学教育的发展，为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其中非常重要的是，由拥有知识的教育团体行会演变为具有法人身份的社会团体，这是现代大学教育发展的至为重要的基础条件。首先法人在法律上是一个拟制的人，故其成员的变动并不影响整个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因此法人地位的确立有利于大学的长期存在和稳定发展。此外，由于法人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人格，这个团体不仅能够得到法律的承认，其主体权利还受到了法律的保护，这也有利于大学保持独立性和自治权利。这些都是现代社会学术交流和知识传播的重要条件，其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也充分说明了中世纪欧洲大学教育的重要意义。
[1] Aan B． Cobban． The Medieval English Universities: Oxford and Cambridge to c．1500． Scolar Press，1988，pp．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