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完备的理论形态,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它形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成熟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又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实践相结合产生的伟大成果,是指引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强大思想武器。它正确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进方向,科学解决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奔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做出的突破性贡献。这一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纲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道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引导中国人民自觉地在复杂环境中不断前进的旗帜,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起了难以估量的重大指导作用。
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近代中国之所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也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基本特点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成为统治中国的决定性力量;中国的封建势力已经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狼狈为奸,互相勾结,成为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社会基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遭到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优势地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虽有某些发展,但它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和封建势力的夹缝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由于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实行分裂、剥削政策等,造成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不平衡性;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在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不自由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矛盾错综复杂,但其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之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人民的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这两个任务的主题、内容不同,不能互相替代;但又息息相关,不能分离。其中,前一个任务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标志,第一大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现在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不懈努力逐步实现第二大历史任务。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探索国家出路的斗争过程。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不同的阶级、阶层和政治派别对外以反侵略、捍卫民族独立为旗帜,对内以反专制、争取社会进步为中心,构成了近代中国探索国家出路的不屈斗争的主题。主要有: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救国主张;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战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改良运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族民主革命等。但所有这些努力和奋斗都失败了、流产了、夭折了,这也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只能落在新兴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思想基础;其次,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第三,经过五四运动和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共产主义小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样,中国共产党便于1921年应运而生。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它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近代中国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中国工人阶级虽然还比较年轻,许多工人从前还是小生产者,但是它身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和本国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革命要求极其强烈;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缺乏改良主义的深厚的经济基础;中国也没有经过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产生幻想。所以,党没有受到第二国际的影响。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党,是一个新型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共产党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由于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逐步地而又牢固地在中国的大地上扎下根来,使自己发展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它像光芒四射的灯塔,指明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道路。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首先需要有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一是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中国革命从此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指导思想;三是中国革命从此有了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相联系的新的革命方法。
总路线,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及实现这些目标和任务的途径、手段等内容的集中概括,具有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作用。根据时代特点和党在各个阶段的任务制定党的总路线,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的重要方法。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是毛泽东为我们党制定的第一条总路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集中表述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它明确地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革命的动力、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前途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在这条总路线的指导下,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进行了系统论述,为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作了理论上与政策上的准备。
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变化,表明了中国成为许多帝国主义统治或半统治下的国家,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之后,指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因此,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以及与人民为敌的资产阶级反动派。
既然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那就规定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毫无疑义,主要地就是打击这两个敌人,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 。
第一,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是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因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也就是说,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绝不是要帮助中国发展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而他们则要做中国的宗主国。因此,帝国主义的本性决定了它一定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历史演进的过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与西方殖民主义者叫嚷的“侵略有功论”是有本质区别的。如前所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绝不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即使是在侵略过程中带来了些许的所谓“文明”,这种作用也是在客观上发生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它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而且,帝国主义通过野蛮的侵略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控制、操纵中国,最终从中国获得了最大的经济利益。
第二,封建主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封建主义主要有三大特征:政治上是地主阶级的君主专制;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小农经济);思想文化上是封建迷信等。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封建主义的统治是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对此,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既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又是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两大任务,是互相关联的。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帝国主义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主要支持者。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而农民则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如果不帮助农民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成中国革命的强大的队伍而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这样两个基本任务,是互相区别,又互相统一的” 。
必须指出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不是一般的反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而官僚资产阶级则依附于帝国主义,是革命的对象。
无产阶级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党和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参加并领导民主革命的理论。
中国革命客观上要求必须有新的领导阶级,走新的道路。中国无产阶级正是顺应时代的要求,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不但伴随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来,而且伴随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而来。中国无产阶级最早诞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外国在华开办的企业中,此后在洋务运动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又诞生了两批无产阶级。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中国无产阶级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二百万人。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相比,中国无产阶级的年龄更大、资格更老。
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一样,中国无产阶级不占有生产资料、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历史上最进步的阶级。当然,中国无产阶级还有它自身的许多优点,有利于它在中国革命中成为领导阶级。一是它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而且这种压迫的严重性、残酷性为世界历史所罕见;二是它和中国广大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三是中国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很多,但相对集中在沿海等大中城市,便于组织,等等。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使它必然地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
在党的“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中共四大首次正式提出了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的重要性;到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著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较为系统、完备地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毛泽东不仅始终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反复强调这是关系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而且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如何实现领导权的问题。其要点是:广泛深入地发动农民,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这是解决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保证。农民是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基本力量,是无产阶级最忠实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是革命的主力军。因此,解决农民问题就成为解决中国革命一切问题的最主要最关键的问题;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领导权,实行独立自主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资产阶级虽然由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这并不意味它会自动放弃领导权。相反,它在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民主革命时,必然要千方百计地争夺领导权。因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来夺取领导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现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加强自身的建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自觉地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正确地制定革命的纲领、路线和政策。依靠自己思想、政治、组织路线的正确,依靠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依靠党的队伍的不断发展和思想上的统一,坚决与敌人做斗争并取得胜利,以自己的坚定性去克服同盟者的动摇性,把无产阶级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掌握革命武装是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坚强支柱。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在中国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的情况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践证明,无产阶级要保持自己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必须建立和发展人民的武装力量,并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
中国社会的性质,不仅规定了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而且规定了革命的动力。毛泽东在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基础上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包括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中“人民大众”所包含的内容。关于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毛泽东早有系统的论述。无产阶级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且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人民大众”的主体部分。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没有广大农民的积极参加,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农民阶级的内部不断地分化,又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毛泽东所说的农民“主要地是指贫农和中农”。但贫农和中农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得到解放,无产阶级也只有和贫农、中农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达到胜利。中国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小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地位和中农有点相像,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日益走向破产和没落的境地。因此,这些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的同盟者。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毛泽东认为,他们曾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受封建主义的束缚,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软弱,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慎重的政策。
毛泽东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毛泽东根据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而得出的科学结论。他认为,既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既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那么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才发生的。这种革命既不同于历史上欧美各国的民主革命,也不同于社会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一般地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途,应是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制度。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多次丧失掉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遇,而新民主主义革命又为无产阶级所领导,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也不是立即建立社会主义,而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问题,实际上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 。在这方面,毛泽东明确提出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即,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这个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变成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毛泽东的详细阐明是:社会主义是我们的大目标,我们主张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方向上去,因此,两个革命阶段必须衔接,而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犹如一篇文章的上篇和下篇,只有做好上篇,才能去做下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从经济上看,我们进行的革命是要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改变中国现在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它一方面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大的道路;从国际环境看,由于中国革命处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中,所以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而不破坏尚能参加反帝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成分;后者则是反对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改造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两个革命阶段的革命对象不同、革命任务不同,决定了革命的性质不同。
新民主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在于:前者是后者的必要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趋势,这是两个革命过程内部存在着的有机联系。
总之,毛泽东为我们党所制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清楚地阐明了中国革命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以及这个革命应该依靠谁、团结谁、反对谁和由谁领导革命等基本问题,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新民主主义纲领,既区别于资本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这样的共和国里,无产阶级处于领导地位,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居于主要地位,也给民族资产阶级和一切愿意实行新民主主义的人们以一定地位,以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资产阶级专政。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在实践中引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政治基础。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经济主张和斗争目标。它的主要内容有: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四大家族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也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经济纲领之一。农民问题,首要的是土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少地或无地,而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大量的土地。这种封建土地制度,严重阻碍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社会经济贫穷落后的根源之一。因此,发动贫苦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项主要任务。没收官僚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的又一项重要内容。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和国家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它还同外国帝国主义、中国地主阶级结合在一起,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垄断的资本主义,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没收官僚资本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目标之一,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同时,没收官僚资本,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国营经济的主要来源,并为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又具有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内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历来把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两部分,并采取截然不同的政策,对民族资本主义采取保护的政策。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并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的。这种文化既不同于国民党鼓吹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强调的是科学的内容;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则强调的是它大众的方向。
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但是,如何实现这一任务,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具体革命道路也就不同。1930年初,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中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内容。指出,这条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农村为工作重心,以根据地为依托,以政权为杠杆,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斗争形式,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密不可分、缺一不可。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基地。这条道路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独创性地开辟的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毛泽东最先阐明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重要意义。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道路,也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一,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主义的压迫。因此,共产党的任务,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行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第二,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不仅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武装的,而且在这样的敌人面前,革命根据地问题也就发生了。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敌强我弱的情况在城市尤为突出,而广大农村则是其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必须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长期聚集力量,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以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城市,取得革命的全部胜利。
第三,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和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战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胜利,必须深入农村,发动农民,武装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还深刻论述了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产生并发展的原因和条件。
第一,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政治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这是小块红色政权能够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客观原因。经济上的特点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并存,近代式的工商业城市和落后的农村同时并存。这种经济上的不统一和农村经济范围的扩大,使中国农村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依赖城市而求得自给自足,因而革命势力可以在农村独立地长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帝国主义在许多偏远的农村还没有形成直接的支配力量;大小军阀同时并存,白色政权分散存在,长期混战,搞封建割据。这种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给了革命力量以可乘之机;加之中国地域广阔,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第二,中国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这对小块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是有利的。它主要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和发展准备了群众基础,红色政权能够首先在这些地区存在和发展。
第三,红色政权能否长期存在,还取决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引起中国革命的矛盾不仅一个没有解决,而且在继续发展和激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一天天地发展,因而全国革命形势必将不断向前发展。
第四,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存在的必要条件。因为要创造并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必须要有一支相当力量的红军。也只有正式的红军,才能对付正规的反动的军队,保证根据地的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
第五,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是农村革命根据地长期存在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有许多客观条件,要把客观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需要主观条件。最根本的主观条件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总结了湘赣边界割据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如:坚决和敌人做斗争,反对逃跑主义;深入割据地区的土地革命;集中兵力对付主要敌人,反对分散;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割据地区扩大,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等等。这些正确政策的实行,使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战胜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日益发展壮大。
毛泽东在回答了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基础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内容,以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三者密切结合的红色政权建设的总概念。其中,武装斗争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主要斗争形式。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不建立强大的红军和没有红军的胜利,土地革命就没有保障,农村革命根据地也不能存在和发展;土地革命是“工农武装割据”的中心内容。只有实行土地革命,才有可能把农民主力军充分发动起来,摧毁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统治的基础,红军和红军战争才能得到广大农民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是“工农武装割据”的战略阵地。革命根据地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依托,没有根据地,武装斗争就是流寇主义,土地革命也无法开展。因此,只有把农村建设成先进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才能与占据着中心城市的强大敌人进行长期有效的斗争。
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开展武装斗争,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条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提出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主要有:建立和巩固根据地的人民政权的思想;根据地经济建设的思想;组织民众和加强地方武装训练的思想;文化建设的思想等。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提出的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基础,推动了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已经到来。中国历史由此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进入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党的建设与能否成功地开展武装斗争密切联系着。党的发展、巩固,是在革命战争环境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一切,当然党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统一战线问题主要是同中国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党的建设是在同资产阶级的复杂关系中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既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之中发展和锻炼起来的,这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大特点。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地处理了同资产阶级既联合又斗争的关系,党就发展和壮大,否则,则相反;统一战线是实现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必须以人民军队为支柱才能巩固和发展。人民军队是由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没有共产党,就不可能有新型的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的目的是为了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以增强党的战斗力。只有把党的建设搞好,使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正确,组织坚强有力,党才能正确地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因此,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不可或缺的,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基本经验总结。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党的历史经验一再证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
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三大法宝”之间的相互关系,体现了这样一种思想:
第一,党的建设是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保证,是“三大法宝”的中心环节。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换句话说,“两个武器”作用的发挥,必须要依靠“英勇战士”的正确掌握。
第二,“三大法宝”之间的关系既是统一的,又是辩证的,不能孤立、静止、绝对地看待三者的关系。要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形势的变化特点,去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
总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独创性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成功地解决了农村问题,阐明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农民问题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建立工农联盟的基础是废除封建土地制度,消灭地主阶级,实行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二是正确地处理了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把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指出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对象;具有两面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则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制定了在统一战线中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系列策略原则,创造了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的多种形式。三是开创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的革命道路。四是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指明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纲领,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