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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博山县，长期在河南工作。山东和河南厚重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然对焦裕禄有耳濡目染的作用。焦裕禄精神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的根基。焦裕禄身上所体现的“天下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人格精神，“仁者爱人”的博爱精神，“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克勤克俭”的廉洁精神，“勤劳勇敢”的奋斗精神等，都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这里，主要从做官为人方面谈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修身文化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修身理论是一个完整的庞大的思想体系。除了《大学》专门谈修身以外，在《墨子》《荀子》等书中都专门设“修身”篇，明代吕坤《呻吟语》中也设有“修身章”。各种典籍、家训、诫子书中关于修身的内容异常丰富。
《大学》中最著名的一段话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来。2014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在北京大学与青年学生座谈时，专门阐述了《大学》中这段话的涵义：“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
严以修身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党。由建党初期的 50 多个手无寸铁的党员发展到今天的 8800 多万党员的大党、长期执政的党，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其中之一在于广大党员、干部修身律己，严格要求自己，能够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毛泽东认为党员的修身应当以符合党性为最高标准：“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
“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将要胜利、将要进城、将要执政的新形势，毛泽东对全党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新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吸收了儒家的“内省”方法，加以改造，创造性地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和原则，他把错误比作灰尘：“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刘少奇于 1939 年专门写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是共产党关于修身理论的专门著作。共产党不仅有一系列修身的理论，而且更重视修身的实践。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有很多感人的事迹。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回忆毛泽东在困难时期的事迹很感人。20 世纪 60 年代初，为了同群众一起战胜自然灾害，毛泽东给自己规定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标准。以至于和老百姓一样，得了浮肿病。20 世纪 50 年代初，毛泽东的一些亲戚、同学、朋友想到北京谋个一官半职，但毛泽东都写信劝阻他们不要来京。不利用特权安排工作。李淑一是烈士的遗孀，又是杨开慧的好朋友，新中国成立后，有人曾提议让毛泽东推荐到中央文史馆工作。但毛泽东觉得文史馆要求很严，自己不便推荐，给秘书田家英说，从自己的稿费中支出若干为助。
周恩来是严以修身的典范。家教极其严格，不允许亲属占任何便宜，有任何特殊。他的侄女周秉建在内蒙插队应召入伍，穿上军装回来向周恩来辞行，周恩来却说周秉建是沾了他的光，硬是让周秉建脱下军装，回到草原。
焦裕禄深受传统修身文化的影响，他母亲对他影响很大，在煤油灯下，每当焦裕禄念着课文：“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他的母亲总是做针线活陪着，给他说：“禄子，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人行得正、走得端，天上的星就是亮的，一旦走偏了路，星也就暗了，你要记住呀！”“娘，我记住啦，记一辈子。”焦裕禄一生牢记母亲的教诲，因此他的那颗星永远闪耀着光芒。
焦裕禄是严以律己的模范，严格要求家人，一定要做到公私分明，不能占公家一点便宜。1963 年 1 月 3 日，焦裕禄 11 岁的儿子焦国庆挤在礼堂门口想看戏，把门的老肖知道是焦书记的儿子后，没要票就让他进去了。国庆看完戏回到家，焦裕禄问清了他看“白戏”的情况，十分生气地说：“你小小年纪可不能养成占便宜的习惯。看‘白戏’是剥削别人的劳动果实。”说着从兜里掏出两角钱，让国庆第二天一早把戏票钱送去了。
焦裕禄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任何人或组织给他的救济。1963 年 1 月中旬，焦裕禄看到福利救济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就找到机关支部书记问是怎么回事。他问：“救济有什么条件吗？”支部书记回答：“家在灾区，生活困难，本人申请……”焦裕禄笑着说：“我家不在灾区，本人又没有申请，为什么有我？”他郑重地说“发放救济款，不仅仅是几个钱的问题，要把它当成一件政治任务去做，要教育干部，对生活上的困难，首先要依靠自己省吃俭用去解决。我们都有工资，不能两眼向上，坐等救济。”
晚上，焦裕禄召开了机关党员大会，他在会上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上去。我们是共产党员，要‘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宁可自己苦一些，也不随便要国家的救济。我们是县委机关，应该给全县干部做出榜样。”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评给我的救济，我一分也不要。”在他的带动下，当场就有 10 多个同志表示不要救济。后来，机关福利委员会又重新评定救济人员，重点照顾了 8 位困难最大的同志。
焦裕禄还经常教育子女做脏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穿衣要朴素，生活要节俭。1962 年 12 月 24 日，焦裕禄到兰考不久，就指出：“各级党委和各部门负责同志，要模范执行党的纪律，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生活不能特殊，家属也不能特殊，谁的家属都一样。还应该教育下边的干部要爱护领导，不能违反政策，给领导同志搞特殊待遇。”
1963 年 1 月 18 日，春节临近，焦裕禄亲自起草了《关于鼓足干净，搞好生产，勤俭过春节，防止浪费的通知》指出，兰考是个灾区，面临许多困难，过节必须坚持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勤俭办一切事情的方针。不论集体或个人，不要浪费一分钱，不该办的事一定不办。正是在这个《通知》里，要求全县共产党员和干部切实做到“十不准”：（1）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大吃大喝，请客送礼。（2）不准参加封建迷信活动。（3）不准赌博。（4）不准挥霍浪费粮食，用粮食做酒做糖。（5）不准用集体粮款或向社员摊派粮款演戏、演电影。谁看戏谁拿钱，谁吃饭谁拿粮。（6）业余剧团只能在本乡、本队演出，不准借春节演出为名，大买服装、道具、铺张浪费。（7）各机关、学校、企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准请客送礼，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衣、副产品，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不准送戏票。礼堂 10 排以前的戏票不能光卖给国家机关干部，要按先后顺序卖票，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要特殊照顾。（8）不准利用职权到生产队或其他部门索取物资。（9）积极搞好集体的副业生产，增加收入，改善生活，不准弃农经商，不准投机倒把。（10）不准借春节之机，大办喜事，祝寿吃喜，大放鞭炮，挥霍浪费
。
组织上给焦裕禄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开了药方，他嫌药贵，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
焦裕禄在兰考只有 475 天，他去世 50 多年，群众仍然怀念他，充分说明他道德人格的完美和无穷的魅力。
2014 年 5 月 9 日至 10 日，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对领导干部的德性修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中华民族是重视道德、崇尚修德的民族，历来强调‘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增强道德力量作为人生重要的必修课。要结合工作和人生实践，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中汲取养分，养浩然之气，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努力以道德的力量去赢得人心，赢得事业的成就。党员干部要甘当人民公仆，在与人民群众特别是普通劳动群众的相互交流中得到灵魂的洗礼、道德的提升。雷锋和焦裕禄等先进模范人物的影响力和感染力是穿越时空的，每次重读他们的事迹都会受到深刻的教育。党员干部要以先进典型为镜，查找自己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上的不足，不断改进提高，不断增强道德的力量、信仰的力量，增强守政行德的自觉性。”
习近平提出“三严三实”，这不仅是党员干部的为政之道，也是党员干部最基本的做人准则。焦裕禄是践行“三严三实”的榜样。他以自己的崇高人格魅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爱戴。
（二）民本文化
中华文族历来注重以民为本，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早在千百年前，中国人就提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地之间，莫贵于人”，强调要利民、裕民、养民、惠民。今天，我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关注人的价值、权益与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和幸福指数，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古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又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这里所谓的“本”是统治基础。统治者是君主，是皇帝，皇帝是做主的，他能为民做主，就算是明君了，这和现代的“民主”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现在的民主、民本是让人民当家做主。古代的民本思想从根本上来说，还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是统治阶级策略性的人民性。这种所谓的“民本思想”的实质仍然是“官本”。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上、以官为尊、以官为贵、惟官是从的价值观。早在 2000 年 11 月 11 日，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上曾经分析过官本位的涵义和危害：“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都有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官本位’意识，流传了几千年，至今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仍然有着很深的影响。一些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这种‘官本位’意识的俘虏，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现象出来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职位的现象出来了，明哲保身、但求无过、不思进取、一切为了保官的现象出来了，以权谋私的现象出来了。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只对自己或亲属或小团体负责，其危害极大。”
官本位与人民本位是根本对立的。
虽然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复杂的、包含有消极内容的思想体系，但我们仍然不能否定古代民本思想的启示意义。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统治阶级如果不能满足人民最低限度的生存需要，那人民就会起来造反，推翻统治阶级。这就会发生改朝换代的变化。
焦裕禄认为，共产党的干部不是老百姓的“老爷”，而是老百姓的儿子，不仅如此，还要做老百姓的孝子。他心里装着群众，一心为了群众，忍受病痛的折磨，风里来、雨里去，真正把老百姓当作亲人，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竭尽全力解决老百姓遇到的生产生活难题。焦裕禄常说：“我们常讲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面对兰考的“三害”，什么叫为人民服务？带领群众战胜“三害”就是具体的、现实的为人民服务。焦裕禄是实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模范。他自觉地当人民的公仆，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在兰考火车站，当看到那么多人背井离乡外出逃荒要饭时，焦裕禄对县委领导班子成员说：“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为此，他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带病带领干部群众与兰考的“三害”进行了艰苦斗争。一年多来，全县 149 个大队，他已经跑遍 120 多个。可以说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和兰考的除“三害”斗争。一个冬天的黄昏，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望着风雪，心里惦记着群众：住的怎样？吃的烧的有没有困难？生产队的牲口咋样？他让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雪天六项工作：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安排好群众生活；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保证不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由哪个大队热情接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体党员，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情况迅速报告县委。
焦裕禄心里装着人民群众，直到临终前还惦记着兰考的“三害”斗争，惦记着兰考的群众。省、地、县各级领导同志来看望他。这时，焦裕禄已经病危，他用尽全力断断续续地说：“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实现兰考人民的要求……心里感到很难过……我死了不要多花钱……省下来钱支援灾区建设……我只有一个要求……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兰考人民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同志在生命的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人民群众，念念不忘党的工作，表现了一个伟大共产主义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三）官德文化
古人说：“治国之要在治吏”。这句话说明，官员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决定他们的道德风貌必然对社会产生的重要影响。官德决定民德，官风决定民风，“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各级官员作为掌握一定权力的公众人物，他们的道德行为，自然地成为群众效法的标杆。官员自身的道德修养，对民众有巨大的示范作用；官员的道德风貌，直接影响和带动着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
从反面来看，个别官员在职不敬业，以权谋私，贪图享乐，生活糜烂，在群众眼中丑陋无比，一钱不值。正如古人所说的：“举事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官员失去官德，就会失去人们对自己的尊重。被老百姓唾弃的官员如果还能长期为官，势必导致少数群众产生失望情绪，对自身的道德要求下降，进入“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恶性循环，诱发社会的道德滑坡，败坏社会风气。现实中不乏这样的例子，少数单位个别主要领导干部道德沦丧，就有可能带坏一个班子，带坏一支队伍，进而使一个地方或部门社会风气不正。
官员对群众的影响力有两种方式，一是权力的影响力，一是非权力影响力，非权力影响力主要是道德人格的影响力。从某种意义上说，道德人格影响力的作用更大、范围更广，也更持久。一个以权谋私的人，职位再高，权力再大，其影响力也会很快失去，并最终被群众所抛弃。古代的人们就非常重视道德人格的影响力。所谓“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就是说，为人处世，品德崇高至为重要，而不必去计较职位的高低。因为没有品德的支撑，职位再高，也不可能保得住。为官者想以拿官腔、摆官架来镇住百姓，那是靠不住的，只不过是过眼云烟而已。正像苏轼在《法威堂铭》中所说的：“非德之威，虽猛而人不畏；非德之明，虽察而人不服。”真正的威力是道德，而不是权势。真正不朽的是人格魅力，是一世功德，是泽被后人，是百姓和历史长久的无尽思念。焦裕禄去世 50 多年后，人们仍然怀念他，说明他的人格魅力。老百姓说得好：“好人不一定能当官，当官的一定要好人。”这是群众对官员道德重要性的朴素认识。“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那些品德高尚的人，虽然没有权位，但由于人格高尚，却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的官员如果把自己的权力影响力和道德人格的影响力很好地结合起来，就能真正得到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与一般普通公民道德滑坡所产生的社会危害相比，官员道德品质滑坡所产生的危害要严重得多。官德缺失，不仅严重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制约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损害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风气，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更为严重的是造成权力腐败，毒化人的心灵，败坏社会风气，危及社会主义的前途。看来，“官德隆，民德昌，国家兴；官德毁，民德降，国家衰”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懂得这个规律，就会增强我们官德建设的自觉性和能动性。
自古以来，历朝历代论述官德的经典名句，可以说汗牛充栋。譬如：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
“做官念头重，做人念头轻，则毁誉常足堕志。”（钱琦《钱公良测语·规世》）
“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正心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傅玄：《傅子·心正篇》）
“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止其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澄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李世民：《帝苑·务农篇》）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岳阳楼记》）
“居官守职以公正为先，公则不为私所惑，正则不为邪所媚。”（汪天锡：《官箴集要》）
河南内乡县衙，是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封建社会县署衙门。在县衙三省堂门口有一副对联。2013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在山东菏泽召开座谈会，在会上他念了这副对联并阐明了这副对联的涵义：“‘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饭，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此联用浅显的语言揭示了官民关系。封建时代的官吏尚且有这样的认识，今天我们共产党人应该比这个境界高得多。”
古人的治国经验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示：官德建设关系民族之生存，国家之昌运。“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百姓不可欺！在封建时代能有这样的境界是难能可贵的。
即使在封建时代，也有很多为百姓爱戴的“清官”，何况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共产党人？焦裕禄能得到人民的爱戴，就是因为他作为县委书记，没有任何官架子，总是严以律己，处处以人民利益为重，把群众的安危冷暖记在心上。他把自己定位是人民的儿子，发誓要做人民的孝子。他见群众不叫大爷大娘不说话，不嘘寒问暖不说话。成年人、老年人、儿童、妇女，没有一个他说不上话的。不论是干部或是群众，接触就会感到亲切，如同一家人一样。在群众最需要的时候，他总是能出现在群众的面前，他为群众做了多少好事、实事，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一位老大娘拉着他的手说：“儿啊，你可真是共产党的好官啊！”这就是老百姓对焦裕禄官德的评价。
综上所述，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一个没有历史记忆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13 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强调指出：“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再次指出：“一个不记得来路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民族。”
我们是从历史中走来，向未来走去的。否认了历史，失去了根，必然迷失前进的方向。因此，我们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应当与中华民族兴衰史联系起来，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起来，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意识到焦裕禄精神的弥足珍贵。